李伯安走了，但他春天般永不消失的腼腆的微笑、大姑娘般的温柔、烈焰一般的炽情、钢铁一般的坚强意志，异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然而，他确实是去了，不会再回来了。
工作的时候，我与伯安在一个办公室，桌子对桌子，相处长达25年。他若有什么兴奋或不快，有什么创作萌动或构想，我总能第一时间听到。我们是相互倾听心声、互为慰勉的挚友。
我当时是河南美术出版社画册编辑室主任，伯安是我的“兵”。不过，很多事我得按他的意见办，因为他在艺术以及其他方面比我有见地，我从心里佩服他，也因为我知道他的性格，我拿他没办法。不管对与错，不能跟他打别，更何况打别也没用。
伯安的性格罕见而奇特，差异极大的性情类项，以奇妙的多层次构成方式，共存于他的心灵与行为中。与他长期接触后，深觉得伯安的性格之所以这样，并非一种调整、一种修养、一种自我控制，而是从我认识他就是这样，30年几乎没有太大变化，那么天然、那么真诚、那么美好。这是天生吧。伯安的性格，是那么色彩鲜艳、强烈而臻于极致。
偏爱粗黑苍浑
痴迷博大浑厚
李伯安上学学的是工艺，后来在厂里做宣传，写美术字、刷大标语、画宣传画，画展上各种作品与报刊上的插图也每每令人注目。他勤于练习速写与素描，功底积淀甚深。调入出版社之后，他的画风偏灵秀，没什么个性的面貌依然继续着。
1979年，我们一起去新乡郭亮写生，每人都画了近30张，包括一些场景简单、姿态单一的青年、中年、老年男子农民形象。他画的几张老头和老婆像极为精彩，粗黑有力度，对脸部、手部的皱纹，有着传神、传情的刻画。这几张不仅打动了我，也打动了他。
太行山顶的农家小院里，繁星闪烁。他说：“我是第一次这么明确地意识到画老头、老婆比较激动。看来，我就是画黑老头、黑老婆了……”
1982年、1983年，我俩又几次赴禹州、辉县写生。这几次，他明确选择以农家老头、老婆为主。有时也选几个小伙子与姑娘，但差不多都轻描淡写地画完。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画路：粗黑、深沉，带有雕塑感的素描基调，富有张力的人物面部和手部的纹理刻画，肢体大块黑白，以及高度概括与节奏化的强化处理等——一找到自己的画路，伯安就表现出超常的自信与坚毅。
伯安沿着黑老头、黑老婆的“黑色境界”，将艺术的追求收缩到了一个很狭窄的夹缝里。虽然放弃了许多，他却也找到了令自己无比震动的、更加广袤的艺术世界。
大量的太行山区写生，孕育了他第一个创作高峰。《太行人》《日出》《打山楂》《压酸菜》《华山挑夫》等作品问世，在全国画界引起关注。随即得到期刊《迎春花》（现《国画家》）推介，应邀去四川讲学，并被选中签约创作人物画长卷《走出巴颜喀拉》。
他原本的创作计划是以整个黄河流域的风土人情为背景，以中华民族群体形象为画面主体。但进入具体创作，伯安粗黑、狂放、深沉的风格，一下子就带领他融入藏族风土人情的精神世界，不能自拔——他终于找到与他的创作灵感、技巧和方法、风格个性最吻合的题材，他找到了真正令他发狂的世界。
暴风骤雨般的创作激情，使他将原本的西藏部分扩展为长卷的全部。他将长卷当作一个艺术高峰去攀登，当作自己的终极使命去呕心沥血创作。他精心处理长卷的主题与每一段画面的构图。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他着力在两个方面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其一是中国画的用线。以往伯安的作品往往表现为用线的薄弱与素描语言的太过，造成画面的刻板、腻滞。他不止一次在画前表示不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参阅《八十七神仙卷》等传统用线名作，大胆采用一组组富于构成意味的长线、粗线，取代原来墨白层次式的表现手段，使整个画面的主要支撑框架由原先《太行人》阶段的素描结构，转变成线的结构。这一转变，没有减弱他的作品个性，反而使他的粗黑狂放得到了极致展现。
其二是人物面部形象的刻画。他将人物的五官抽离出来，高度概括符号化，肌理与质感极度强化，形态极具线性与穿透力，尽力削减调子的依托，并将这样高度富有画家个性与艺术张力的局部，按照结构规律强化的契合关系，纳入一个感人的节奏韵律中，如此形成了既有高度抽象张力，又有写实生命与灵魂感染力的艺术效果，从而获得了两种绘画技法巧妙运用、互为影响的特定效果。
总之，这两个方面的跨越是在中国画本体语言上的超越。伯安以他对粗黑、浑厚感的超凡痴迷与热爱，以及对博大深沉画风的专注与奋争，不仅为20世纪中国画坛创造了具有代表性的大作，也为中国画坛塑造了一个伟大画家、一个伟大性格与灵魂的典范。
自信与傲骨
伯安给人的印象谦逊随和。但骨子里，他也有着超人的自信与傲骨。
有一次，讲起某个画家，伯安非常自信地问我：“振熙，我认为不是各有所长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你是否也这样认为？”他的神态给人一种富有说服力的自信。
四川讲学时，当地一位画家喝醉了说，河南就没有称得上“画家”的。伯安回来讲：“他们竟然这么看河南！河南画家在外边的影响太小了。不过，我的画展在那里的反响还不错，白老师（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白德松）他们国画系的评价很高，还是很服气的。”
伯安的傲骨与自信是以强大的实力为根基的。因此，他总是那么泰然，只表现于画室的创作活动，激励自己努力地创作，很少见诸言表。他以超常的傲骨与自信支撑起自己艺术的风帆，坚定不移地乘风破浪，驶向理想的彼岸。
可敬佩而又令人惋惜的
殉道精神
伯安在创作《走出巴颜喀拉》（高1.88米、长121.5米）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殉道精神十分罕见。没有节假日，不间歇、不间断，长年累月，每天超过正常上班时间，在呕心沥血的创作跋涉中积劳成疾，病患萦身。尤其严重的是颈椎病，常常使他疼痛眩晕。曾有几次，他在上班时休克倒在地上。但他只是草草搞点药吃，症状一减轻便加快了他创作的步伐，这更大地增加了他的负荷。
这让他的朋友愈发担心。我们几个人和他的家人劝说他，但他总是淡然笑笑。开导与规劝如何能挡住他那烈焰般的创作欲望和激情！我们这些人惴惴不安，担心他的身体。而伯安也感到了威胁，但他更担心的是无法完成长卷。
记得是1998年4月20日，我听说他的身体不佳，打电话问，他在画室里。我就跑去看他：“你不是差不多画完了吗？这一段不舒服，就停一停，休息休息。”
他说：“我感觉头晕，腿也没劲，这两天就没有画。”
我说：“不画你就不要来这里，回去住。你不画又在这里，心里还会有压力。”
他说：“这里没有一个人干扰。不画还可以翻翻资料，想想，琢磨琢磨。”
我说：“这一段时间彻底别想画的事，放一放，还可以认真检查检查，认真看看病。”
他对此没有表示什么。第二天，我出差去了甘肃。谁知这成了我俩最后的话别。
他始终没有离开他的画室。他在自己的长卷旁倒下了。
我急忙赶回来参加他的追悼会，与他最后告别，心里万分难过。他为崇高艺术奉献自己年仅54岁的生命，他是一个殉道者、成功者。一个伟大灵魂的升华与一幅惊世作品的轰动，令人们痛哭，令人们传颂。那殉道者的精神将唤起无数人的深思。
姑娘般的温柔与娴静
烈马般的狂暴与激愤
伯安有一个雅号——“大姑娘”。他生就一副白净秀隽的面孔，说话温和恭穆，举止安静斯文，笑里洋溢着朴实与忠厚、善良与热忱。
在年长者中，他是聪明好学，尊敬师长的好学生；在同龄人中，他是谦逊热情，知热知冷，可以信赖的朋友；在晚辈中，他是一个坦诚相教，诲人不倦的良师。他在各层次的人群中被公认为大好人。在许多人心目中，他是一个温暖的春天，是一个令人钟情的美丽柔情的“姑娘”。大多数人把这看作他性格的全部，因此有不少人得出个错误的结论，认为“画如其人”不符合李伯安与他的画的关系。
有一次，我与伯安遇见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刘荫祥先生——他与伯安互相知晓，但从未谋面。有人向刘荫祥先生介绍伯安。刘荫祥极为诧异地追问：“你怎么会是李伯安？”他被这话搞得不知所措。旁边的介绍者赶忙解围：“他真是李伯安！”刘荫祥先生急忙上前握住李伯安的手：“不可思议！画的太行人那么粗犷奔放、富有阳刚之气，没想到你就是李伯安。”
不过，李伯安也有着烈马般狂暴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中期，因为看不过一个人的恶行，李伯安竟对其大打出手了。作为一位文质彬彬的编辑、画家，李伯安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在场的人始料不及，感到不可思议。从这件小事中，足见伯安血性男儿的一面。这是缺点与否，尚难断定。但这是伯安性情中不可或缺的秉性。
无我的正义与友谊
轻率的断裂与绝情
李伯安心怀正义感，对朋友仗义，却也会因为一些小事跟人闹得不愉快。这或许就是人身上的矛盾吧。
不过，伯安的这种心态用于艺术创作，却可以闪烁出难能可贵的光彩。伯安的艺术道路上，在每个阶段的转变中，一旦认识到之前的不足，他从不缅怀旧我，干脆利索地与上一阶段断裂，便迅速进入下个阶段的探索，这使他创作转变很快。可以看出，伯安很少在某个阶段徘徊。
伯安的内在，有些极易断裂的绝情特质。客观地看，这是罕有的，正面和负面上，都有着很强的影响。
写伯安的性格总叫人为难，涉及人、事也多。只得绕来绕去，挑挑选选，以不触及人、伤害人，实在是不知“为文潇洒”是何物了。不过还算是粗略地勾画出了一个轮廓吧。
可以看出，伯安的性格有着强悍的征服力与震撼力。他是重情感的，与那些以理念、哲学、逻辑、意义等来规划学术与人生的人不一样，他依靠他的激情奔放与独特性格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也最终达到了极具自我特性的艺术高度。
《走出巴颜喀拉》绝不是伯安的归心。他即便未离世，对藏族人民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也会越来越痴迷。或许，他将毅然与父老乡亲妻儿朋友决断，不顾一切只身奔向理想之地，使他的灵魂与性情得到极大满足。最终，他将攀上与喜马拉雅山一比高低的更加辉煌的艺术巅峰，并倒在巴颜喀拉山的怀抱中，亲身体验那天葬的神圣。
这是何等独特而不凡的性格。
（作者系河南美术出版社编审、河南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