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华山庙碑（局部）
从古老的秦汉到繁盛的唐宋，再到多元的明清，在不同乙巳年里诞生的书法碑帖作品，宛如一部部史录——有的屹立于巍峨庙宇之中，承载着宗教的神圣与庄严；有的静卧在沧桑古墓之畔，诉说着逝者的生平与功绩；还有的散落在市井街巷，讲述着民间的烟火与日常。这些书法碑帖，或字迹刚劲有力，展现着书写者的豪情壮志；或线条温婉细腻，蕴含着文人墨客的满腔情感。它们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更是历史文化的结晶。又一个乙巳年到来之际，回看这些碑帖，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何尝不是一件雅事。
立碑记史
在古代，立碑是极具意义之事。碑刻记录历史事件、重要典章，成为珍贵文化遗产；铭记名人生平事迹、品德功业，让后人缅怀追思。
延熹八年（165年）所刻《西岳华山庙碑》，在书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清代朱彝尊评：“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汉代之时，汉武帝修封禅之礼，禋祀丰备，光武帝刘秀则倡导做事要适中，祭祀要节俭。延熹四年（161年），弘农太守袁逢掌华岳之主，按照古制整修废阙。而袁逢旋即升任京兆尹，继任太守孙璆于延熹八年（165年）4月29日完工，《西岳华山庙碑》记载了此前后经过。此碑后记有书佐郭香察书及刻者三人姓名，这是汉碑中比较少见的。当时主持重修华山庙的袁逢是东汉名臣袁安之曾孙，袁术、袁绍之父。后来袁逢位居司徒，却仍礼贤下士。光和元年（178年），袁逢接待《非草书》的作者赵壹来京上缴计簿，其余计吏都跪拜，独赵壹长揖不拜。袁逢问故，赵壹答曰：“往昔儒生郦食其对汉王长揖不拜，今天我这样做又有何不可？”袁逢遂敛衽下堂，拉着手延请赵壹上座。在袁逢的推举下，赵壹迅速名动京师。
东晋元兴二年（403年），桓温之子桓玄篡晋。义熙元年（405年），在偏远的建宁（今云南）人们并不知道中土发生的一切，此年所立的《爨宝子碑》署为太亨四年。当时爨姓是云南土著大姓，爨宝子官至振威将军、建宁太守。在任期间，服从晋朝，为政勤勉，深得民心。魏晋至南朝，朝廷明令禁碑，故南方碑刻甚少。此碑写法奇特，符合清代碑学的审美取向，为倡碑者阮元、康有为等人极力推崇。但是对于它的艺术价值，有学者存在不同意见，裘锡圭认为它“想模仿八分，而又学不像，字体显得很不自然”；刘涛认为作者“显然不谙隶法”。《爨宝子碑》的发现与传播，在客观上拓展了碑学的内涵，除了被广为关注的北碑，同时还有南碑的存在。
《帝京篇》是唐太宗创作的10首组诗，前有《序》，贞观十九年（645年），褚遂良以行书书之，碑立于汴州，拓本见于董其昌《戏鸿堂法书·六》，内容与原诗略有不同，褚遂良时年50岁。褚遂良博涉文史，楷书也写得很好，欧阳询一直很看重他。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感叹无人可以论书，于是魏征推荐：“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王羲之）体。”太宗当天就召令褚遂良侍书，果然不差。褚遂良还有一个绝活儿，就是鉴定王羲之书帖的真伪，从未失手。
北宋韩琦回家乡出任相州知府时，在州署后院修建了一座堂舍，取名“昼锦堂”，欧阳修为其作记。项羽曾说：“富贵不归乡，如衣锦夜行。”衣锦昼行，即为“昼锦”，指白天穿锦衣，有无比荣耀之意。欧阳修认为富贵还乡，衣锦为荣，古今相同；而韩琦则不然，他认为只有“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才能“耀后世而垂无穷”，没有必要“夸一时而荣一乡”。反其意而用之，他之所以富贵而归乡，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更好地为国、为民做事，这才是韩琦的平生之志。治平二年（1065年），此记请蔡襄书丹立碑，即《昼锦堂记碑》。韩琦和欧阳修都是蔡襄仰慕之人，便欣然应允。蔡襄为了保证书写效果，没有直接写在碑上，而是把每个字写了很多遍，再挑出最好的一个拼在碑上，故此碑又被称为“百衲碑”。后世将集北宋政坛、文坛、书坛的事、文、书于一碑的《昼锦堂记碑》称为“三绝”碑。
生活百味
永泰元年（765年）正月，颜真卿57岁。自这一年2月14日至翌年2月11日，颜真卿致李光弼的弟弟、太子太保李光进书信八通，即《捧袂帖》《奏事帖》《奉别帖》《疏拙帖》《朝回帖》《乞米帖》及《鹿脯帖》《鹿脯后帖》，多反映颜真卿当时艰难的生活状态。是年适逢关中大旱，粮食歉收，其一家老小，食不果腹。颜真卿在《乞米帖》中说：“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仍恕干烦也。真卿状。”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妻子韦氏又病了，只好又写信求助于李光进：“病妻服药，要少鹿肉，干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许。”是为《鹿脯帖》。后来妻子病愈，颜真卿为感谢李光进又写了《鹿脯后帖》，同时还送了几种营养药品给他，叮嘱他经常服用，多多保重身体。颜真卿虽在朝官居三品，但除了俸禄，他并不屑于其他生财之道，在天灾人祸面前只能向好友乞米、乞药，以保全家人。
赵孟頫和管道升是书法史上的一对模范夫妻，他们结婚时赵孟頫35岁，管道升27岁，二人婚后琴瑟和谐。赵孟頫有时称管道升为“二姐”，管道升笔下称赵孟頫“吾松雪”。夫妻二人皆善书善画，赵孟頫对管道升欣赏有加：“（管道升）有才略，聪明过人。亦能书，为词章，作墨竹，笔意清绝。夫人天姿开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备，翰墨辞章，不学而能。”大德九年（1305年）3月，管道升书《孝经》，同年10月，赵孟頫为杜道坚道士作行楷《论易》，为书坛留下美谈。
于山水之间畅快之时，吟诗作赋，一挥而就，是古代诗人常有之事。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董其昌为督湖广学政，取道嘉兴赴楚。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是为乙巳年，舟行洞庭湖中，董其昌觉得此地长天云物，怪怪奇奇，就是一幅米家戏墨的图画，于是他取出随身携带的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题曰：“《潇湘图》与此卷，今皆为余有，携以自随。今日舟行洞庭湖中，正是潇湘奇境，辄出展观，觉情景俱胜也。”此处《潇湘图》为董源所作，同年董其昌又题董源《潇湘图》：“秋日乘风，积雨初霁，因出此图，印以真境，因知古人名不虚得。予为三游湘江矣，忽忽已是十年事，良可兴感。”董其昌游历楚地时，极度喜爱当地的山水胜境。从自然真实到艺术真实，将古人作品放置到真实的自然中去感受。景如画，画如景，对景生情，遂将随身携带的《潇湘奇观图》和《潇湘图》一跋再跋，以表达内心的无限热爱之情。同样在乙巳年率性挥毫的还有，康熙四年（1665年）之时，曹溶、朱彝尊访傅山于太原，鉴赏傅山所藏碑拓，并为题跋。朱彝尊题跋《尹宙碑》曰：“《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结体遒劲，犹存篆籀之遗。是本烟楮悉旧，对之如百年前物，尤为尽善。太原傅青主藏，樵李曹溶洁躬审定，朱彝尊锡鬯书，康熙乙巳秋八月。”《尹宙碑》为东汉熹平六年（177年）立，字迹结体方正，宽绰浑穆，为汉碑中佳者。同年九月，三人复同观《衡方碑》，朱彝尊跋曰：“右《汉步兵校尉衡方碑》在今汶上县，文述其先伊尹在殷号称阿衡，因而氏焉。按赵氏《金石录》载《浚仪令衡立碑》，亦云出自伊尹，合之应劭《风俗通》，无异。或云鲁公子衡子孙因以为氏，则各有所本也。碑以椎拓者少，故文从字顺可读。康熙乙巳秋九月，槜李曹溶洁躬、太原傅山青主、长水朱彝尊锡鬯同观。”《衡方碑》刊刻于东汉建宁元年（168年），字体方正浑朴，与《张迁碑》可以伯仲。朱彝尊与傅山都是汉碑的推崇者，认为其书法朴拙、自然，布置随意，是骨子里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