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新发现书法史讲义》封面
早在中国书协举办“承续：新中国新发现书法主题大展”时，在大展筹备期间，中国书协邀请丛文俊与李刚田、陈洪武、张建会、叶培贵等书法名家共同成立大展专家组，带领中国书协专项课题小组梳理新中国考古发现书迹，从中甄选出58件具有楷模价值的古代书迹作为大展主题素材。丛文俊悉心指导了每件主题作品学术解题的撰写。为了让当代书家更加深入了解经典新范本对当代书法创作的价值与意义，中国书协又邀请丛文俊围绕新中国新发现的书迹材料重新讲述了商周至隋唐时期的书法发展历程及其大历史背景下的演变规律，从小作品看大走向，从长远的社会文化结构变更观察书法发展的脉动。近期，由丛文俊数次讲座文本集合而成的《新中国新发现书法史讲义》出版。
阅读这本书，首先需要了解著作的来源、背景和核心。书名中的“新中国新发现”特指“承续：新中国新发现书法主题大展”中所选取的新中国新发现的从殷商至唐代有代表性的58件作品。“这些作品大都尚未进入大众的视野，学习与研究也比较欠缺，其中不乏精品杰作以及对当代书法极具启发借鉴意义的遗迹。”丛文俊在“自序”中写道：“如果把这58件作品投放到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其数量和代表性会显得不足，要关注的缺环也多，必须在讲解中补充完整，以此凸显每件作品的史学意义和自身价值。”所以，作者不仅讲述了大展选取作品的理由，还进行了丰富的拓展和延伸，以宏阔的史料取向、细致的对比分析、卓越的思辨明晰，写就了这本颇具启示意味的书法史著作。尽管受限于“讲义”的口语化风格，却依然展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养、深邃的智慧。
书法，今人的理解就是“书迹”。自古代传承而来的“书迹”的载体不同、功能不同、使用工具不同、写作者不同……中国古代书法呈现出丰茂复杂的面貌，其间诸多书法事实、现象百家争鸣，至今没有统一的认知。《新中国新发现书法史讲义》虽是一本带有普及目的的书，却带领读者拨开历史迷雾、尽可能看清真实或者明晓谜题，极具思辨色彩，处处体现着严谨认真的精神。在文化视野中考察明辨书法史脉络、风气和精神，这是作者的写作宗旨。所以，在全书的五个章节中，作者于商周时期详谈商周甲骨文、金文书法的文化使命，于诸侯争霸时期重点谈地域性历史文化抬头，于秦汉一统时期条分缕析地道来隶变在约定俗成状态中的发展，于南北朝时期饶有趣味地解析魏碑体这个历史之谜，于盛唐时期强调唐太宗重塑秩序精神对书法面貌的影响。
书中有非常多书法史上的经典重现，让人兴奋的是关于经典的读解以及经典与文化历史的深度关联。作者既涉猎了广博的书法知识，又生动地讲述了关于书法的文化、历史、人物故事，学术辨析中携带着有趣味的推理，敢于打破定论、不惧权威，提出问题，层层剖析，激发读者主动探索的兴趣，让厚重的书法史变成一个磨练思维、锤炼思想的文化场域。
“甲骨文契刻一定是家族传承，世守其业。所以甲骨文书法在商代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学的文字，不是全民契刻，这一点一定要明确。”“何尊的意义不仅仅是‘中国’这个词第一次出现，而是使我们通过这件器物看到商人百工如何为周人服务，并且这些人的子孙一代一代继续为周人服务，最后被周文化同化。”作者的精彩论述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他不仅认真负责地辨析古代书法问题，对当下书法的关注也引人深思：“我们今天称之为书法的，作品一定是有法可效，有法可取。当我们把书法庸俗化等同于古代所有字迹的时候，我们就犯了方向性错误。”“临帖最重要的就是要和帖进行沟通，也是和古人沟通，找到临者和作品之间类似的一种对应的逻辑关系。”
除了思想性、思辨性、知识性、文化性等诸多优势凸显之外，该书的技术性也是非常典范的。比如，作者讲到金文拓印需要注意的“剪口”问题、除锈问题，简的形制和材质对书法的影响，正体隶书入碑的界格问题等。虽然该书著述的初衷不是阐释作者自己的书法观，但其独到精辟的书法见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者就书法史的重要问题一一进行了强调，他希望学习书法、研究书法的人“进入魏晋这个时代去探讨一个真实的王羲之是怎么想的、怎么投入书法的”，他在书中感慨道：“到今天为止，我们天天喊的是艺术，尊重我们的书家，尊重伟大的王羲之，可是王羲之的人性、人格是什么，没有人关心，他只是在一个概念当中存在。这就是书法的一个悲哀。”
丛文俊认为，从书迹进入到美感深处，看到最本质的东西，很难。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开始，要尽可能从多角度多层面来解释作品。每个时期都有一个相对的榜样。没有名家的也可以叫作楷模，是一种标准的、典范式的作品存在。希望书法回归到“人与书法成为真正的表里如一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