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地白龙纹菱口盘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中国较早的陶盘，见于注录的是一件残损的彩陶盘，2008年出土于陕西省高陵县杨官寨遗址，属于仰韶文化中期。这件6000余年前的彩陶盘，虽然盘体大面积残失，但所留局部遗痕以黑白两色绘连弧状图案，于今仍然具有强烈的视觉感染力和冲击力。此后，陶质盘形器出土极少，直到西周以后，方见原始青瓷类盘的断续面貌。镇江市博物馆所藏西周原始青瓷盘、广东省博物馆藏春秋原始青瓷盘属于此类。但是，甲骨文、金文均有“盘”字之形音，证明“盘”在商代已为造字者所熟悉。
《说文解字》将盘字归入木部，释曰：“盘（槃），承盘（槃）也，从木般声，盘（鎜）古文从金”。《说文解字》注解为：“承盘者，承水器也，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此见，盘最早出现时是水器的一类。汉代有漆盘流行。漆为木类，因此，当时《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归盘（槃）入木部。但《说文解字》上又讲道：“盘（鎜）古文从金”，此说与盘字的金文写法相印证：青铜重器散氏盘、逨盘、虢季子白盘、兮甲盘等作为沃盥之器都是十分准确的实证材料。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战国秦昭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鎏金银盘也证明，盘可属木，如“槃”；亦可属金，如“鎜”。
作为沃盥之用的盘，因大小不同，其实际用途和用法也不相同。以出土的青铜盘来看，小一些的盘与盛水之匜相配套再和以揩水之帛巾，共奉巾奉匜之侍女，便一起组成了贵族盥洗生活的画面。今之尚存之兮甲盘、散氏盘等皆为此用。较大的青铜盘，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虢季子白盘，此盘铸于周宣王时期，盘长137厘米、宽87厘米、高40厘米，重215公斤，如此庞然大物，虽然所记史实十分重要，但也只能推测它是虢季子白的私用沐浴之器，不便登大雅之堂。
在盘形成以前，有一种称“豆”的器物，其造型时有与后来之盘相仿之处。只是，豆为高足。使用功能上豆除作盛食用器外，也作照明用具，以致汉代以后专称陶豆为“登”。按《尔雅》作者的分类是：“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因此，盘、登或许都是豆的器形延展。
汉以后直到隋唐，瓷类盘有零星散见，但整体看瓷盘的使用不如漆盘、金属类盘有代表意义。洛阳博物馆藏东魏天平二年（535年）杨机墓出土之青釉盘，浅腹、圆唇边、大敞口，是较早期的瓷盘中的一类。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女史司箴敢告庶姬”一节有女史捧四方承盘的画面，但此处之盘应为漆盘或金属盘，为瓷盘的可能性不大。宋摹本顾恺之另一幅名著《列女图》卫灵公与灵公夫人对坐的画面上，两人面前分别放有圆形承盘，承盘中各置小盏、小杯若干，此处之盘，虽仍不宜断作瓷盘，但可知东晋顾恺之的时代盘是与杯、盏等小型用器组合使用的。这一结论，有若干出土实物为证，毋庸赘述。
唐以后，瓷盘作为生活与仪礼要器走入王谢厅堂，也走入寻常百姓之家。唐孙位《高逸图》绘两高士对饮，除侍者奉大承盘、盘中置高足杯外，还有多足盘置地上，盘中承三只酒杯的画面。大英博物馆藏五代《观世音菩萨像》一侍者手俸浅盘，盘中莲花姹紫嫣红，平托出一幅高贵与佛香的气质。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里，杯盘琳琅满目，豪华无限，盘中果飨美馔与画中伊人各领风韵。北宋赵佶之《文会图》：一众学人围桌而坐，桌上盘盏簇汇，极见奢华。此证，唐代、五代及宋用盘，或雅承红莲，或俗装美味，已是生活之常态。
唐代邢窑、铜川窑、越窑、长沙窑、巩县窑、鲁山窑等都有不同形制的瓷盘生产，工艺上已经达到生活实用与仪礼适用的较高水平。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出土的白釉印花四方倭角盘不仅釉面洁白，花纹清晰，倭角线条亦直曲明快，极富力度，为早期方盘之精品。又有河北石家庄井陉县出土之白釉菱口盘，其菱口花边宛如跳动之音律生趣盎然，大约属于果飨盛盘之类。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唐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青釉五瓣花口盘，体态静谧，盈盈若玉，与上述井陉县出土之白釉菱口盘有异曲同工之妙，为唐代瓷盘中尤物。至于西安市北郊火烧壁村窖藏出土的白釉“官”款五尖瓣、三尖瓣花口盘等组器，则更是玄妙无穷。然而，即便如此，瓷盘的序曲仍是刚刚揭幕，至宋之后，盘之窑口、形制、色彩、用途异彩纷呈、目不暇接，难以总括。
宋汝窑之盘，简洁明快，沉着宁静，如雨过天晴之赏心悦目；钧窑之盘，或如玫瑰之紫红，或如烟霞之奇丽，灿烂而热烈；定窑之盘着画花、刻花、印花之细工，或白或黑，或紫或绿，将宋人造型能力表现无余；磁州窑的白釉褐花技术，洒脱任性地描绘出宋时风物人情，最具艺术张力、最富自然之性；耀州窑之刻花盘，刀法利落，画面布局紧密严实，但见有写不尽的大宋豪华与繁茂；湖田窑的青白釉盘，白釉之中影影绰绰地泛出青色，温婉如玉，轻盈透璧，堪称瓷中极品。至此，瓷盘终于以其姿色之美丽、造型之多变、使用之便捷、价格之合理、生产之易得，取代了金银木漆，成为人类生活中最普遍、最受欢迎的日常用器。不过，到南宋时，柴、汝、定及北宋官窑等器物已十分珍贵，这些窑口的瓷盘非寻常百姓之家可以企及，此种现象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不在讨论之列。
元代以后，瓷工创造出体量硕大的各式圆盘，尺寸40厘米到60厘米不等。明代时瓷盘最大尺寸者近80厘米。土耳其托布卡博物馆藏元龙泉青釉花沿双鱼盘、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元龙泉青釉雕花云龙纹盘，口径都在40厘米以上。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龙泉窑青釉刻花八宝纹大盘盘口63厘米，浙江省博物馆藏龙泉窑青釉大盘盘口69厘米，此两盘为龙泉窑盘中伯仲。
大英博物馆、大阪市立东洋美术博馆、上海博物馆等所藏元青花盘，口径均在45厘米以上，都是大盘之类。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元代青地白花凤穿花菱口盘的口径达57厘米，属于元青花盘中翘楚。故宫博物院藏明洪武釉里红牡丹纹盘、釉里红牡丹菊花纹盘、釉里红荷花牡丹纹盘等，口径近60厘米，其中一件明永乐青花园景花卉纹盘，口径63厘米，另一件宣德青花云龙纹盘口径75厘米，故宫图册注录最大的一件是明嘉靖青花龙穿缠枝莲纹大盘，口径尺寸为77厘米，可谓盘中巨物。
元明之际，景德镇所造大盘，除了青花及青花釉里红器外，还有蓝釉、红釉、白釉、青釉雕刻龙纹或鱼纹、花卉纹类的大盘等。最有代表性的是伊朗国家博物馆现存的蓝地白龙纹菱口盘，盘口径46厘米，此盘在大面积蓝釉之上穿云破雾般跃然跳出白龙一只，真可谓惊世骇俗、动人心魄。此类绘龙纹的盘如何流入他国不得而知，但龙纹体裁的盘，照常理应为元代宫廷祭祀用器，不是一般所谓蒙古人、中亚人围席而餐的肉类盛盘。《元史·志第三十三·祭祀》有记：“毛血盛以豆，或青瓷盘，馔未入置俎上，馔入撤去之。”用盘盛装毛血的做法，延续至明清两代，至明时，往往将这种祭祀时盛毛血的盘直接称为毛血盘。虽然名称欠雅致，但作为泥土出身的瓷盘，堂而皇之列入宫廷祭祀之大礼中，也算物得其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