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文丘里 母亲之家 建筑外景
摘要:后现代建筑借助历史文脉与日常象征建立沟通,但符号的可读性如何落实为共同使用,仍需解释。本文通过概念辨析和文献对读,以可供性说明行动条件,以同在场考察互动组织,并引入关系美学讨论评价根据。在保留各理论适用范围的基础上,提出空间条件、情境化可供性、同在场方式与关系质量四层框架。关系质量须结合参与机会、退出自由、差异容纳和持续使用来判断。该框架将形式表达与社会效果之间的推论落实到具体使用者及制度条件,而不把某种建筑风格的伦理优势视为前提。
一、从符号沟通到关系问题
建筑以形体、尺度和符号被认识,也通过入口、路径与使用规则参与人们的行动。后现代建筑对历史文脉和日常象征的重视,使形式表达接近公众的文化经验。不过,理解建筑与使用建筑,仍有不同的条件。文化意象可以使人感到亲近,进入、停留乃至与他人交往的条件,却要在具体使用中考察。
文丘里的复杂性观念与《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对日常景观的讨论,将多重意义引入建筑理论 。母亲住宅对熟悉住宅要素、尺度和对称关系的复合处理 ,也为不同经验的观看者留下了解读余地。这种表达具有关系潜力,但解释者的文化经验各异,同一意象可能引起认同,也可能带来疏离。符号沟通的作用,因而需要从观看继续追问到使用:哪些人能够接近建筑,他们怎样理解并进入这个场所,这种接近又是否支持共同生活。
本文采用概念辨析与文献对读的方法,讨论可供性、同在场和关系美学如何分别解释行动条件、互动组织与关系评价。文献中的建筑项目用于限定这些判断的适用范围,不承担同类项目之间的效果比较。后现代建筑在何种条件下可能支持交往,是有待说明的问题,而非本文预先接受的风格属性。
二、可供性的关系结构与情境条件
可供性使建筑分析从孤立的物转向环境与行动者的关系。吉布森所讨论的,是环境相对于行动者提供的行动可能,其中也包括他者互动与相互可供性。这里采用的是他的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布里奥论述中的可及性(disponibilité)有其艺术语境,两者的概念来源须予区分。判断空间能够支持何种行动,需要同时考虑空间构成和行动者的能力。功能名称指示的用途及形式的复杂程度,都不足以概括实际的行动可能。
进入建筑使用的讨论后,产权、准入规则、管理规范和开放时段便成为重要条件。身体能够完成某种行动,与使用者获准并能够持续进行这种行动,并非同一回事。本文以“情境化可供性”指称制度条件下行动可能的实际可用性。这一有限扩展着重于建筑使用的制度中介,保留吉布森原有的关系视角及其社会维度。由此,需要分别辨明行动可能是否存在、是否被感知,以及是否被实际采用。住宅六号的设计说明着重于形式转换和感知重组,提供了理解形式生成的线索;居住者如何使用空间,则还取决于日常行动的具体条件。形式的可理解性与使用的可行性,应在同一建筑经验中分别得到说明。
三、空间使用与同在场的形成
从可供性进入同在场的讨论,分析重心转向行动者之间如何形成共同情境。行动可能的存在为互动提供条件,互动的组织还涉及彼此的感知和回应。参照戈夫曼对公共场所行为的讨论,本文将同在场界定为多个行动者处于共同情境并能感知彼此的状态。共同情境可以包含交谈,也可以保持安静、距离和回避。相遇的机会如何被采用,怎样发展为互动,进而是否形成持续关系,各有需要解释的过程。
使用者对目光、距离和活动边界的调整,参与维持场所的行为秩序。建筑的界面与路径影响这些调整,但回应的方式仍由行动者在情境中形成。视线连通可以便利协调,也可能增加被观看的压力;共处所需要的,往往还包括保留距离的余地。因此,评价空间中的交往,既要关注接近他人的机会,也应理解使用者为何选择回避。单以人流或可见性衡量共同在场,容易遗漏这些差异。
识别、进入与停留、共存,是考察共同使用的三个问题环节。入口和界面是否易于理解,关系到识别;路径、准入和开放时段影响进入与停留;视线联系与活动边界则参与组织共存。三环节用来推进追问,可以交叠,也可以相互反馈。第六节的四层框架承担另一项任务,即区分条件、行动、互动与价值判断,说明各类判断需要什么依据。问题的推进与分析层次的划分由此衔接,而不被排成一条互动必经的时间顺序。
四、关系质量的评价根据
关系美学使建筑评价进一步面对共同生活的质量。布里奥将相遇与人际关系纳入艺术讨论,其法文著作初版于1998年,晚于本文所论的文丘里主要著作。将这一视角引入后现代建筑,属于后来的理论转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建筑有长期使用、产权和安全责任,使用者也未必自愿成为艺术参与者。在这种情境中,互动的价值涉及日常生活中的权利分配,远不止相遇是否发生。
戈夫曼讨论共同情境中的行为秩序,比肖普则追问关系结构的政治含义及其中的对抗与排除。两者对读,使秩序如何维持与关系是否值得肯定成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本文据此提出参与机会、退出自由、差异容纳与持续使用四项评价尺度。它们没有脱离情境的固定排序。退出自由用于检验交往的强制性,须考察使用者能否拒绝特定交往、保留距离或离开,以及这些选择的实际代价。冲突可能使差异得到表达,回避也可能是保留自主性的方式。关系质量的判断,须具体考察这些行动所处的条件。
设计在关系形成中的作用,也需要放回更广的社会条件。布里斯托尔对普鲁伊特—伊戈叙事的批评,要求我们将设计与经济、政策和管理条件共同解释。形式的影响由此得到具体定位,而非被取消。与此同时,尺度、材质、光线等经验仍有其艺术意义。关系评价可以扩展对建筑的理解,却没有充分理由将这些经验折算成可加总的社会效益,更不宜让单一关系指标承担全部价值判断。
五、使用过程中的主体与意义生成
建筑落成以后,使用者仍在参与空间意义的形成。英戈尔德讨论制作时,强调实践者与材料在生成过程中的相互回应。本文借此理解用途和意义的持续调整,将建筑放回使用过程。但使用不都等同于制作:建成环境凝结着既有劳动,其调整又受到他人权利和制度规则的约束。制作视角向使用研究的延伸,须进一步分析主体之间的协商和冲突。
使用者的能动性有具体的权利基础。进入、停留和改造空间的权限各不相同,某些行动容易留下可见痕迹,另一些需求却可能长期得不到表达。对日常挪用的判断,应当同时考察调整空间的能力与承担后果的责任。偏离图纸的使用可能显示适应能力,也可能增加他人的负担。重要的是,这种调整由谁提出、由谁认可,其代价怎样分担,受影响的人是否有协商的机会。
设计责任也应沿着这一过程理解。建筑师参与形成空间条件,管理者掌握准入、维护等规则,使用者则在日常行动中接受、调整或质疑这些安排。共同塑造空间,并不意味着责任可以相互抵消;具体的控制能力、权利与义务,仍是判断责任的依据。将这些差异纳入讨论,才能说明建筑的关系价值如何在设计之后继续形成,也使设计者的意图与实际使用之间保有必要的解释距离。
六、理论贡献与解释限度
前述讨论形成四个相互联系的分析层次。空间条件描述形式组织与使用规则;情境化可供性解释这些条件对具体使用者的实际可用性;同在场方式考察彼此感知和活动协调的情况;关系质量则评价参与机会、退出自由、差异容纳及持续使用。四层将条件、行动、互动和评价分别展开,为讨论建筑的关系价值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次序。
三环节的问题贯穿四层,但同一问题往往涉及多个层次。进入某个场所,既有路径与界面的条件,也有准入权利及其价值判断。四层因而不是一条必然的因果链:空间提供的行动可能未被采用,频繁互动也未必带来良好关系。判断某种形式是否支持交往,仍须结合使用者的解释、行为材料和制度条件。概念上的连贯,不能代替经验上的证明。
关系美学的作用,在于促使建筑评价关注形式如何参与人与人的共同生活。本文尚未进行使用后评价,因而保留了从理论解释到实际效果之间的检验环节。后现代建筑的文脉和符号策略是否具有关系价值,需要在具体场所中得到回答。建筑能够支持怎样的共处,哪些人由此获得行动机会,又有哪些人承担代价,应成为这种评价持续追问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