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是每日梳妆、穿戴之必备，属于寻常的物品，但又具备一些特殊的象征意义。我国古代有丰富的镜子文化遗存，不仅物质实体很多，在一些文献、民间传说中，有关镜子的故事也不少。人与物的影像，在镜中展现、延展、变形、错杂……以镜子为媒介的文化形态，从多个方面展现着国人的心理趋向。
远古时代，平静的水面、盛水的岩石和容器等可看作最早的镜子雏形。石镜是中国最早的镜子，虽然具体制作时间等已不可考，但在古代典籍作品中有所描述。而铜镜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梳妆工具，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清末民初，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并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
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镜，应该是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的七角铜镜，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齐家文化铜镜展现出先民生活日常乃至审美追求的细节，据考证，其为祭祀礼器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早期铜镜不仅用于照影，还用于占卜吉凶阴阳，常被作为天子赏赐之礼。
到了商周时期，铜镜大多呈圆形，但数量颇少，只有权贵才可使用。镜面普遍带有一些星芒纹、叶脉纹等略微简单的装饰。春秋战国时期，铜镜铸造渐渐成为独立的体系，铸镜业盛行，花纹也逐渐多样，主纹与地纹共同装饰着圆形的镜面，除了此前商周时的纹样，还出现了花叶纹、山字纹、蟠螭纹等。
秦汉时期，铜镜发展态势迅猛，工艺比起前代更为精湛细腻，装饰题材也是包罗万象。尤其东汉时期，铜镜制作工艺达到一个高峰，镜子的尺寸也进一步加大。当时的时代风貌、审美趋向，曾在一方方镜面之间闪耀着独特光辉。
隋唐时期，铜镜的造型与纹饰又提升至新的高度，最为明显的是出现了菱花、葵花两种样式，以及许多受到异国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纹样，如葡萄纹、海兽纹等。这些带有外来文化色彩的纹饰，体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交流的频繁程度。除了动物、人物纹饰，诗文等元素也有所体现。这一时期的铜镜铸造技术有显著发展，材质更加光滑，制作更加精良。
宋辽金时期直至元代，不仅铜镜的实用性进一步增强，还呈现出市场化、商品化趋势，而且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态不同，铜镜的风格特质也各有不同。笔者在国内很多博物馆见过这一时期的各种类型的铜镜，包括花鸟纹铜镜、双鱼纹铜镜等。这一时期铜镜的民俗风情和世俗化特点，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除了艺术风格层面，将镜子与民俗相联系的心理和行为，也在历朝历代的铜镜中有所反映，并在现代社会留有遗存。比如，铜镜承载的象征寓意，主要呈现在婚嫁风俗、丧葬礼俗、镇宅辟邪等方面。
铜镜在古代是一种重要的陪葬物，这反映了古人两方面的意识，一是认为铜镜带有某种吉祥寓意，二是认为铜镜的功能性与逝者灵魂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源于镜所展现的洞察力和某种神秘性，铜镜与辟邪镇宅等观念也是息息相关。唐代《异闻录》中记录了一则唐天宝年间的故事，其中就提及一面神奇的水心镜，说这方镜子“纵横九寸”“背有盘龙”，并且描述了它的“奇效”：“镜龙长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气，禀五行也。纵横九寸，类九州分野。镜鼻如明月珠焉。开元皇帝圣通神灵，吾遂降祉斯镜，可以辟邪、鉴万物。”虽然如今铜镜被工业化的现代镜子所替代，但我国一些地方依然存在与镜子神秘寓意有关的风俗。笔者在贵州兴义布依族、苗族群体居住的寨子中，常能看到有人家门前高处放置着一面镜子，这是辟邪观念与日常生活相连接的做法。
婚嫁风俗中，镜子作为常见的一种嫁妆，表达着人们对婚姻生活的祝福，同时也与民间的送子文化相关，承载了对于子孙绵延的期望。宋代《东京梦华录》中如此描写迎娶新娘的礼俗：“新人下车檐，踏青布条或毡席，不得踏地。一人捧镜倒行，引新人跨鞍蓦草及秤上过，入门，于一室内当中悬帐，谓之作虚帐或只径入房中坐于床上，亦谓之坐富贵。次日五更，用一桌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堂展拜，谓之新妇拜堂，此拜尊长亲戚。”民间婚嫁风俗中还有照镜的仪式，至今仍然存在于我国部分地区，即新娘在出嫁前，会在镜子中端详自己的样貌，这一番举动具有审视自身和迎接新生活的寓意。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对自我外形的评判、对内心的观照和对外界环境的观察，均可从镜中得到答案，镜子描摹深纵的空间，也填补意识的空白。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镜文化，风格多样、寓意丰富，幻影万象凝聚其中，散射出叠加的光晕，令人目眩，也令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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