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帖学到碑学,从碑帖结合到碑帖融合,在当代语境中,中国书法不断更新认识,在思辨中推动创作和研究的双效提升,让当代书法研究的思维和观念愈加靠拢更为科学、理性的认知。
3月11日至4月24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广东省书协、东莞市文联联合主办的“赓续与回响——当代帖学十四人作品展”在广东省东莞市岭南美术馆举办。来自南北书坛的14位新帖学书法家不仅以228件(套)精品力作集中展现了帖学在当代语境下的蓬勃生命力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在“赓续与回响:帖学的当代思考”学术研讨会上,围绕传统帖学的当代转化路径、碑帖融合的边界与可能性、书法教育中的帖学人文性传承、全球化语境下的帖学价值重估、技术革命对帖学本体性的挑战等多个议题展开探讨。
“在漫长的时空里,书法始终围绕着质与妍这两个最重要的本体要素展开,并由此衍生出碑学与帖学的概念。质与妍的审美轮回,决定了碑帖之间你中有我的整体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院长杨涛结合个人书法实践谈道,碑与帖永远处在此消彼长的状态,而将碑帖简单分置,则只能导致书法观念理解得碎片化。
不可将碑帖简单分置,是与会书法家普遍认同的观点。“若参与碑帖之争的书法家能目睹真迹,或许就不会有此争论”“帖学和碑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概念,两者界限模糊”“在现代社会中,没必要把碑帖进行划分,它们都是书写的传统”……与会书法家纷纷谈道。
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学术部主任萧文飞认为,关于碑学、帖学的范畴,前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努力厘清二者的内涵与外延,试图给出一个明晰的界定,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处于混乱状态。他分析原因,一方面由于时代的限制,碑学先驱们无法像后世能看到更多出土的书法资料,另一方面则源于各自的立场与角度的差异。
“书法史上,一直就并行着以刀表现的书法和以笔表现的书法两条线索。以刀表现的书法和以笔表现的书法,在历史的演变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是刀笔相师,而不是单向的笔师刀或刀师笔,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互为显隐,侧重不同。”萧文飞说,追溯到书法的起始,正视刀、笔各自在书法史上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厘清二者在书法史不同历史阶段的关系,并由此出发,以偏重于刀的表现还是偏重于笔的表现、是笔师刀还是刀师笔,来对碑学、帖学的范畴做一个界定,或许可以避免前人所遭遇的混乱与琐碎。
广东省书协副主席刘洪镇提出碑与帖的差异更在于工具材料和处理方式。他呼吁不要将碑与帖对立,应关注书写状态的演变,重视书论,通过书论批评反思创作,回归对书法本体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客认为,书法学从基础来讲是墨迹学,如果以刻帖与碑刻摩崖的产生机制来讲都属于刻制,范本都是黑底白字。新材料和新角度或许能厘清一些历史研究的困顿,也能消弭碑、帖割裂与纷争的境况。
此次活动虽以“帖学”为主题,实际上是对传统帖学概念作了当代延展。“学习古帖需秉持批判性思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刘彦湖以赵孟頫的篆书论述帖学演变,指出当下是学习书法的绝佳时代,资料完备,能接触到古人难以触及的材料,因此更应开阔眼界,补好功课,书写现代风格,紧跟时代步伐。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学术院长陈忠康强调,当下不应局限于碑、帖,而应挖掘更多传统材料,因为书法受视觉资源影响,要注重自身感受,从材料中探寻独特韵味,进而延伸到笔法、字法、章法。
对于当代书法创作而言,碑帖融合是一大重要特征。“所谓的碑帖融合,多是援碑入帖,能否反其道而行之,尝试援帖入碑?”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提出了这样的思考。在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书法教育与传播系主任鲁大东看来,碑、帖只是两种视觉形式,且传统碑的竖式形式更利于展厅展览,应关注碑、帖形式以指导创作。
与会书法家还从艺术本体的角度谈及帖学研究的当代意义和启示。“从源头梳理,提到在墨迹之前是笔迹,笔迹之前是鸟迹,随着毛笔和纸张的演变,书写动作也在变化,毛笔制作工艺成熟后,人们追求用笔精妙,帖学逐渐成为文人书写精神的载体。”广东省书协副主席陈志平说。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龙友探讨了“帖”之内在原真性的价值和精神力量,他认为关于帖学的研究及相关讨论已经从概念范畴向书写本体问题深入,并试图重构人与书写的本质联系。江苏省书法院创作部主任李双阳认为,书写要有系统认识,要从字帖中提炼元素完善笔墨;跨越技法界限才能实现自由书写,带来无限创作可能。
当代书法需要体现当代性,也需要体现个性。“今天若要突破‘二王’的程式,可追溯秦汉书法,同时结合时代特征,融入更多当代视觉元素,如此才能书写出个人风格,探索更多创作路径。”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创作部主任陈海良说。广东省书协专职副主席颜奕端从具体实践谈道,八大山人、徐生翁、弘一法师和北魏墓志的融合需具备综合能力,风格相近的更易融合,书法创作者可通过加减法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