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黄公望 九珠峰翠图 79.6×58.5cm 绫本 立轴 水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是中国山水画史上的一件传世名作。尤以画法的独特性，使它在黄氏传世作品中的意义不下于《富春山居图》。
我们知道，中国山水画的描绘，有倾向于写实的，也有倾向于写意的。倾向于写意的不论，即倾向于写实的，也如南朝王微的《叙画》所说：“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案城域、辩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灵无所亡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意谓任何写实，都不是完全的客观再现，而一定有不同于真实的方面。所以，我们也就不应该拿了一幅画，去认定它画的究竟是哪一个具体的风景。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画的是富春江一带的景色，是因为作者自题了“至正七年，仆归富春山居……”的文字，所以历来众所公认，它是富春山风景的写实。但自题中又讲到常常“云游在外”，则富春山之外见到的风景，完全有可能也被他摄入到画面中。事实上，将画中一个一个山头去同现实中的江南风景作比对，不是富春而能对得上的地方是非常多的。尤其是黄公望长年居住的松江地区，这样的山头非常多见。而绝非黄山迎客松、始信峰那样的独此一家。
李成的山水多写齐鲁风光，但究竟是临沂还是济宁？是东营还是淄博？都对得上，也就没法定。没法定，也就任一地方都可以说画的是我们这里的风景。但要把李成的山水，说成画的是关陕风光肯定是不行的。
吴镇的山水，烟雨凄迷，笼统地讲，肯定画的是嘉兴风景；具体地讲，却不能指定哪一个地点。倪云林的山水，一片空明，笼统地讲，肯定画的是太湖风光；具体地讲，同样无法坐实某个地点。
董源画江南山，过去指实是南京地区，当然还是不可能确定具体的地点；但南京之外的江南地区，包括富春地区，笼统地看，哪一处都与《潇湘》三图对得上号。董源肯定没有去过香港吧？但谢稚柳先生1988年去香港为王世涛作《愉景湾景色图》卷，自题：“海峰楼上夜凉生，愉景湾头月正明；偶得投闲放丘壑，不期北苑笔生情。大屿山大似北苑画本，为世涛老弟作此一卷博笑。”
所以，我认为，不同于西方“枫丹白露”等的风景写生，中国的山水画，尤其是元代以后逐渐倾向于写意的山水画，除非作者在自题中写的是何处风景，我们可以坐实它，是画的该处风景。当然，即使如此，它与该处的风景，实际上还是无法严丝合缝，而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失真的逼真”；而与别处的风景，反倒多有相合之处。如王原祁的《华山秋色图》也并非画“眼中看到的”，而是画“自己会画的”。如果没有他的自题，谁也不会认为画的是华山。而作者没有自题写明何处风景的，除黄山始信峰等标志性的景观形象，通常不宜坐实它究竟画的是何地。事实上，大多数山水画家，所画的只是“山”只是“水”而已，即使他写明了画何处风景，实际仍只是“山“和“水”而与该地的风景并无太大的干涉；不写明画何处的风景，当然更只是“山”只是“水”而已。反之，明清之后，倒是写明“仿”“拟”“法”某家的“怎么画”，相比于写明画某地的“画什么”要明白得多。
至于《九峰雪霁图》，黄公望的自题中并没有写明画的是什么地方，也没有说明画这幅画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只是说画的时候在冬天，而且期间下雪了。我的意见，他只是画了“雪景”“雪山”，而并没有一定是画某地的雪景、某一座雪山。既然他没有说，那么，原则上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董其昌说他是画的松江九峰并无不可，因为，第一松江毕竟以九峰三泖有名于元代，吸引了不少诗人画家来此；第二，黄公望毕竟长期居住在松江。
不过，今天的观者，认为它画的是金华九峰也无不可。因为第一，金华确有九峰山；第二，黄公望经常“云游在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没有到过金华，也就说明他有可能到过金华。他既有可能到过金华，当然也就可能见到过九峰山；更进一步，他很有可能在某一年的冬天到过九峰，甚至有可能这张画就是他在与班彦功同游金华九峰，又遇到大雪时画的。
除金华九峰外，福建建阳武夷山脉的九峰山也有可能是《九峰雪霁图》的粉本所出。因为，众所周知，黄公望本为吴郡人，螟蛉黄氏为嗣，而黄氏温州人。温州与福建建阳相近，建阳九峰山蔡氏为南宋时的一门世代大儒，尤以蔡沉号九峰山人祀孔庙，名动天下。黄公望虽入道教，实本儒学，则完全有可能去过建阳云游。而其时的福建乃至广东，冬天多有大雪，如朱翌《猗觉寮杂记》论“岭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红蕉方开花”。则虽然没有证据证实，但也没有证据证伪，黄公望是到过建阳九峰、见过建阳九峰雪霁的。
赵孟頫有云：“久知书画非儿戏，到处云山是吾师。”孔子则说：“游于艺。”钱钟书更说：艺术是“世界上三大可以哄人的玩意儿”之一。则中国山水画“非儿戏”的“游”戏，正表现在“画图如月映千江”。自然，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也不妨认作是“到处九峰天下山”。就像谁都可以对号入座阿Q一样。作此短文，博笑；不博笑，不足以“游于艺”。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导，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