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山左金石文艺发达。书法史上的刘墉俨然为首选大端。世云“浓墨宰相淡墨探花”，虽二者并举，要之刘墉之庙堂地位江湖名声与分量，当远胜于王文治。加上其时毕沅、阮元著《山左金石志》，访碑考据著述之风盛行，尚质尚朴尚厚尚醇是当时审美主导。于是，刘墉书法的厚重，仿佛又与金石学牵上了因缘。一个是书法史、一个是金石学史，双重加持，遂成就了刘墉的文艺史至高地位。
再以刘墉家族自雍乾之世，簪缨世系，短短百年间，竟出了4位翰林、11位进士，42位举人、152位监生。诸城刘氏一门，连乾隆都赐旨誉为“海岱高门第”，同时民间风评又称为“天下第一家”。以此观之，刘统勋刘墉所代表的齐鲁山左文化更以功名仕途到达公卿督抚尚侍之高位，伸延向京师朝廷。以刘氏父子的官场履历对比，如刘统勋历左都御史、陕甘总督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工部刑部吏部三部尚书，而刘墉历官工部礼部兵部吏部四部尚书，这样显赫且持久的地位，显然是同时代绝无仅有、更是历代所罕见的。他们父子的经历、视野、站位、能力、影响，作为今天的学术研究对象，都堪称无与伦比。更再扩而大之，顺藤摸瓜，发现发展发掘为对他们周边的群体、家族、世系的追根溯源的研究，以期勾画出横贯六七世的时代家族镜像，在我们学术界而言，实在是极有必要甚至是十分急迫的。旧同学张其凤教授以数十年如一日之志，爬罗剔抉，钩沉索隐，成此巨帙，实在是功在千秋的。
关于此一成果，不限于已有的极系统严密的具体著述内容，我以为更可以在两个大的学术领域，发挥杰出的开拓作用。
年谱史
治学之初，人物研究必先从做年谱开始。这是基础作业，是常识。但顶流的年谱不仅仅限于作为基础而存在，它本身可能就是一部后人绕不过去的学术精品著述。
年谱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昔欧阳修言修史当重“谱牒”之学，至清代章学诚有曰：“方志，一方之史也。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谱，一人之史也”。以此标准看来，张其凤的《刘统勋刘墉桥梓年谱》横跨六七代，它的含量，包含着的当是三者中后二者“谱牒学”与“年谱学”合璧的结果。
关于年谱。我少时初治学术，师尊即谆谆嘱咐取径路子要正，尤其对文史名人年谱要有深刻的关注与认知，甚至还可以引为起步伊始的必备台阶。最初曾误以为年谱只是流水账簿，资料堆砌排列，远不如著作论文读起来回肠荡气酣畅淋漓，所谓有“汉书下酒”之意也。但一进入学术初阶，才知道年谱是知人论世的第一前提。于是忆及在前20年间，我曾用心读过的《陶靖节先生年谱》《王荆公年谱考略》《苏轼年谱》《朱熹年谱》《辛稼轩年谱长编》《刘师培年谱》《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鲁迅年谱》《黄宾虹年谱长编》《齐白石年谱》，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在研究“宋词流派美学”时花数月精读夏承焘先生一生代表作《唐宋词人年谱》。于我自己而言，也在20余年前的2002年西泠印社百年社庆前，耗时两年，动员博硕士同学共同编撰了社史上第一部《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有此积累，于年谱编撰考订排比的研究工作难度，甘苦自承、冷暖自知。但编年谱其实也分各种流派方法：分时系年作资料汇总以形成积点成线的脉络线索，是最直观的一种。而于资料作详细考证，去伪存真，纠谬正误，既落实史迹又能有优劣判断，则是有学术思考的一种。再就是在资料收集梳理奠定基础上加按语，点出年谱中某一史料证史的追溯过程，突出提示出其中关键、重要、突出的价值。有如诗词的“笺”与“注”，一主前人之成说汇集，一主自家的解析辩证，两相比照，自然可以形成一个立体的学术交叉框架。张其凤这部《刘统勋刘墉桥梓年谱》，我以为其精华重点，正在“按”的部分。有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引领作用——问题意识，背景描述，现象分析，因果梳理，万般思考都在其中。这是一个着力小而微却寻求大而博的做法，没有相当的史学功力，无以为此。
家族史
一个刘墉，已经是政治史文化史乃至书法史上经久不歇的话题了。再加上父亲刘统勋，一门二宰相，父亲是领班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儿子是体仁阁大学士。但父子承传之外，更不可思议的稀罕事，是父子俩竟还构成“科甲望族”，因为都是从“翰林院编修”起的步，即所谓出身极称高贵。这样的士林荣耀，人人艳羡。甚至再有奇观：刘统勋、刘墉、刘钚之三世皆为吏部尚书；刘统勋、刘墉、刘墫、刘钚之三世四位皆为翰林，这样漂亮的家族履历，只怕无法有第二例。如前所述，宰相、尚书、翰林、进士、举人、贡生，扎堆而出，门庭之盛，旷代所无。
家族史一直是史学研究中的弱项。与方志学代表的“区域史”、年谱学代表的“名人史”相比：谱牒学所代表的“家族史”，因其难于取样而一直不太热。但这种现象并不一定完全“无解”，尤其是在张其凤的《刘统勋刘墉桥梓年谱》成型与他的《后记》中已经可以看到端倪；更可以据此发现家族史研究振兴的潜在可行性。因为诸城刘氏一门历七世，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共六朝，除了四翰林、十一进士、四十二举人必然会成为“家族史”的最理想研究对象之外，我更想起这个大家族还有一个刘喜海是钱币学收藏大家、古籍收藏大家、金石学家。也是已经进入历史的学术界大佬。张其凤在《后记》里提道：他研究刘墉时，正逢西泠印社倡导“重振金石学”风气正盛，有一次会议上碰面，我说乾嘉道咸前后，山左拥有世罕其匹的陈介祺吴式芬刘喜海三大家。陈的研究已很充分，吴的研究尚待加强，而刘喜海则知者极少。嘱咐他纠集同道，为《西泠艺丛》编一组刘喜海专辑。结果不但有了数篇高质量的相关论文，张其凤还有一篇五万言的《刘喜海年谱》，真是令人喜出望外。张其凤自言：本意在刘墉、刘喜海之后，欲以诸城刘氏为主脉络进行更大面积的家族研究。但他当时下不了这么规模庞大的决心，于是删繁就简，只限以刘墉父子为中心了。其实，鄙以为：如果以诸城刘氏约20位杰出人才为一个整体视角，显然更可以借此推进拓展一直不振的、大历史格局中“家族史”“谱牒学”的更大研究成果。念及西泠印社早期就有钱塘丁氏家族，从丁国典到丁丙丁申直到丁辅之，也传了四五代，目下坊间也已有丁氏“八千卷楼”及一族相关研究著作刊布；但论“家族史”的规模规格，尚不及诸城刘氏。或曰：张其凤教授何不一试？
张其凤教授已有有关刘墉及其家族研究的11部著作问世，其成果影响学界甚大。但我以为《刘统勋刘墉桥梓年谱》应该是他迄今为止用功最勤也创意最多的代表作之一。新世纪二十多年来，我们从“重振金石学”到“大印学”，不断推动学术创新，与时俱进。它的拓展范围与路径，是先从传统古玺印学到篆刻艺术学，再伸延向1、更古典的文史物化形态，即“金石学”，2、更外向的国际化的“世界印章史”视野：即图纹与印记。如此，则在今天的学术生态中，张其凤一定会以其勤奋刻苦而思想丰赡，而获得充裕的施展才华的大空间。
我坚信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