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唐寅《红叶题诗仕女图》（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纵104.5厘米横31.5厘米）绢本 工笔设色
明代徐渤《红雨楼题跋》云：“画人物最难，而美人为尤难。绮罗珠翠，写入丹青易俗，故鲜有此名家者。吴中唯仇实父、唐子畏擅长。”唐子畏即唐寅，其人物仕女画格调高华，造诣在明代屈指可数。
然而，唐寅仕女画流传不多，真伪混杂。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有唐寅款《红叶题诗仕女图》一幅，绢本水墨淡设色，纵104厘米，横47厘米。画作的左上角题诗：“红叶题情付御沟，当时叮嘱向西流。无端东下人间去，却使君王不信愁。”署款“唐寅”，钤有“南京解元”“唐子畏图书”朱文印两方和“梦墨亭”白文印一方。此画虽署名“唐寅”，然笔墨风格与真迹相距甚远。其题诗书法缺乏章法，气脉不畅；人物亦少唐寅笔下仕女的飘逸韵致。湖石用笔亦非唐寅风格——唐寅画石多以细长柔缓的线条勾勒轮廓，用笔直率，而此图线条出现粗细顿挫变化，虽见功力，终属伪作中之上乘。
这幅画的主题取自“红叶题情”典故。传说秋日宫女题诗于红叶之上，红叶顺水漂流出宫，被士子拾得，从而结下良缘。此类故事缠绵动人，历来为诗人、画家所喜，成为他们笔下的重要创作题材。画者取此题材，一方面沿袭了唐寅擅画仕女画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借此传递出唐寅的心境。
众所周知，唐寅一生才名卓著，志存高远。他29岁中南京解元，声名大振。后因科场舞弊案被牵连入狱，最终被革除功名，终生不得再入考场。唐寅出狱后拒作吏，回到苏州以卖画为生，潦倒半生。他喜欢在画上钤盖“南京解元”的印章，因为这方印章承载着他一生最光辉的记忆。这幅伪作上也有这枚仿印。
唐寅仕途失意，一身抱负无处施展。他流连于风月场所，寻得一丝精神寄托和慰藉。这种心境正如画中幽闭宫墙的女子，将满腔愁绪寄托于飘零的红叶之上。
画面中央，身着宫装的仕女端坐于石凳之上。她高梳云鬓，佩戴花饰，淡扫蛾眉，深点绛唇。矮案上摆放着墨砚、卷轴与珊瑚笔架，身后奇石与芭蕉相映成趣，其余部分则留白处理。仕女气度温婉，显为失宠深宫的妃嫔。她一手托起红叶，一手执笔，欲题未题，神情之中透露出无尽怅惘。
相较于唐寅具有代表性的仕女图画法，该画在技法上兼融工笔与写意。仕女乌黑的发丝先用墨色染过，继而在边缘部分用水洗成淡墨，再用浓墨复染。经过数遍渲染，墨色沉淀于绢丝内，发色显得厚重而有层次感。面庞、手部以游丝描勾勒，线条圆转流畅。眼睛部位加重了墨线并轻晕，以浓墨点睛，眼神含蓄隐忍。宫服衣纹多用铁线描，尤其是手臂和右腿弯折处的线条转折有致，表现出秋衣略为厚重的质感。与之相对的是，披帛线条轻盈柔和，增添了画面的飘逸气息。画家通过刚柔相济的线条变化，准确传达出仕女的体态与空间关系，展现了他的深厚写实功力。至于奇石、芭蕉等景物，画家则以小写意手法绘就。石皴笔墨疏朗，蕉叶线条灵动，与工笔仕女形成鲜明对比，使整幅画在匠心与逸趣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
在设色上，画家以墨色与竹青为主调，营造出清冷素雅的氛围。红色点缀其间，集中于唇、发簪佩饰、珊瑚笔架以及手中红叶等细节处。虽色域不广，却使画面在清雅中透出一抹明艳，突显了人物主体。白粉则点缀于头饰、服饰细部，丰富了层次而不夺主。整幅画色彩克制，气韵含蓄。观者凝视之际，仿佛能听见未尽的叹息在丹青之间回荡，正契合题诗中那一份欲言又止的幽怨情思。
《红叶题诗仕女图》以精湛笔墨与含蓄意境成功塑造出一位孤寂怨怜的深宫女子形象。她的身影超越了故事原型，成为文人心境的象征。手中那片红叶，既寄托了仕女无以言说的幽情，又隐隐折射出画者乃至文人阶层理想幻灭、情感无归的共同命运。
该画虽非唐寅真迹，但在审美意趣与技法探索上，为研究唐寅及其伪作群体的艺术面貌和文人画的情感寄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