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人琴联（行书） 1957年 郭沫若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结成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担负以文艺唤醒民众、实现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
1937年，郭沫若毅然回国，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在抗战期间，他担任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组织和领导抗战宣传，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郭沫若曾说：“抗战建国，责在我辈。”充分体现了其在动员文艺界、凝聚宣传力量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盛家伦（1910—1957），音乐研究员，毕业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术学院前身）音乐系。1935年在上海与吕骥、沙梅等发起组建业余合唱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歌咏运动。1936年应田汉邀请，参与左翼电影音乐创作，与冼星海合作完成电影《夜半歌声》中的三首歌曲，《夜半歌声》的原唱即为盛家伦。该曲旋律哀婉激昂，歌词控诉压迫，极富感染力，成为抗战背景下左翼电影音乐的代表之作。其开篇“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走着狸鼪，人儿伴着孤灯，梆儿敲着三更……”深切传达出人民对光明的渴望与不屈的精神。
抗战全面爆发后，盛家伦先后为《塞上风云》《保卫我们的土地》《荒山泪》等抗战电影配乐，并与光未然合作创作了《抗日游击队歌》等作品。郭沫若以“功同前线”予以肯定，体现了文艺战士与战地军士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并肩前行的精神图景。
1953年起盛家伦任职于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身），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并在逝世前立下遗嘱，将其两万册中外文藏书悉数捐赠，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专门设有“盛家伦书库”。
本次中国艺术研究院“烽火艺魂——中国艺术研究院抗战文艺典藏展”中展出的《抗战人琴联》，其文写道：抗战之歌，功同前线；人琴虽逝，声满中华。款识：盛家伦同志千古，郭沫若敬挽。
从挽联内容来看，上联代表了郭沫若对于左翼音乐家一片赤子之心的肯定，其高度评价了音乐家盛家伦在抗战宣传中的贡献，认为其创作的抗战歌曲与前线战士的付出同样重要，凸显了文艺在抗战中的强大战斗力。郭沫若所作挽联通常善于用典，下联包含了“人琴”典故。“人琴”常作睹物思人，唐刘禹锡《和西川李尚书汉州微月游房太尉西湖》诗：“人琴久寂寞，烟月若平生。”清王士祯《阅先兄西樵故书泣赋》诗：“痛绝人琴今已矣。”清王鹏运《疆村词序》：“而人琴俱逝，赏音阊然。”盛家伦常年沉浸在创作中，因积劳成疾而早逝。郭沫若为盛家伦所撰下联，体现了其对盛家伦的深切缅怀：虽然盛家伦离我们远去，但留下的抗战音乐却依然在中华大地回响，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
从书法本体角度来看，此联郭沫若汲取了颜真卿、苏轼等人的风格，尤其是融入了他们外拓用笔和磅礴大气的特质，生动、潇洒、酣畅、率性。郭沫若早年临习《灵飞经》，还参与过著名的“兰亭论辩”，据他自述，对《兰亭序》的熟悉程度可以达到背临的程度。于立群也曾描述郭沫若擅长悬肘书写。种种记载相互印证，足见他在书法上下过苦功，也体现出他对书法有着深厚的情感。
沈尹默曾称郭沫若的书法“意造妙掺无法法”。此语甚妙，“意造”与“无法法”准确地概括了郭沫若书法的特点，“意造”指的是郭沫若以“己意”化古人，而无法之法，这种超越法度的法，是其基于多年创作实践而形成的秩序。
郭沫若以史学、文学见长，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书法在其学术生涯中虽属闲暇之作，但其创作影响却不容忽视。我们在欣赏郭沫若书法的时候，往往更关注其创作背景、创作形式以及文化意涵，尤其是在题榜大字方面，郭沫若在近现代具有深远影响。
事实上，郭沫若的书法早已融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标识。他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故宫博物院、中国银行等诸多机构题写的榜书题名，至今仍被沿用。在一定程度上，郭沫若的书法体现了“书写”作为文化符号在国家文化形象建构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