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许多以新疆、西藏为主题的美术作品展在各地举办，包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和美边疆 民族同歌——新疆西藏美术作品展”。
民族边疆一直是中国美术创作的富矿。新疆、西藏题材的美术创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这与抗战时期美术家纷纷走向西部有关，也与中国美术努力绘就民族团结“同心圆”的积极作为紧密相连。
奔赴边疆写生
纵观20世纪新疆、西藏题材美术创作历史，大致三个时期非常富有表现力：一是20世纪40年代，描绘新疆、西藏以及青海和甘肃地域多民族生活、地理景观的画作，画风质朴，有着鲜明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特征；二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一大批高质量的美术作品表现了新疆和西藏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民族解放、民族大团结的新面貌；三是改革开放时期，美术界主张展现新疆、西藏地区的自然面貌，注重其内在气质的纯净感，同时吸收现代艺术形式和语言风格，拓展了美术创作的空间。
20世纪40年代初，美术家大多聚集在重庆和成都。1933年至1944年，成渝、川陕、甘新、川康、康青公路陆续通车，打开了人们走向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大门。随之，关于新疆、西藏、青海等边疆民族地区的影像持续传入，诸如1939至1940年电影人郑君里赴多地拍摄的纪录片《西北特辑》，1941年摄影家庄学本在重庆和成都等地举办的“西康影展”，都极大地吸引了美术家们的目光。奔赴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写生创作，成为一个时期最受瞩目的潮流。
1943年至1944年，司徒乔远赴新疆伊犁等地写生并举办展览，1945年返回重庆举办“新疆写生画展”，轰动一时，拉开了艺术家赴新疆写生的序幕。司徒乔深受新疆地理环境和人民生活的感染，偏向以浓烈的色彩和激昂的热情作画，写生创作了数百件表现节庆活动、民风民俗以及多民族融合的作品，其代表作《套马图稿》《哈萨克人家》等，向观众揭开了边疆地区游牧民族生活的神秘面纱。
而后，1946年韩乐然来到新疆旅行作画，临摹克孜尔石窟壁画并举办展览，翌年又作克孜尔石窟之行。不同于司徒乔色彩的黏稠感，韩乐然描绘南疆生活的水彩画呈现出通透明亮的调性。紧接着黎雄才、赵望云、黄胄等也到新疆写生，他们都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迹。
相较而言，20世纪40年代受到战时环境和交通阻隔的限制，能够入西藏腹地写生作画的美术家寥寥无几，只有吴作人、叶浅予等数人。大多数是在甘肃和青海等青藏高原的边缘，沿着现有的公路展开写生创作，代表者有孙宗慰、韩乐然、董希文等。孙宗慰的《蒙藏生活图》系列作品、董希文的《哈萨克牧羊女》最具代表性。前者以多画面和多重视角展现了青海多民族融合的服饰、节庆、习俗等；后者则是借鉴现代主义的立体构成手法，同时融合临摹敦煌壁画的新经验，描绘了连绵不绝雪山下的牧场中，哈萨克牧羊女浪漫多姿的生活场景。
诞生一批精品佳作
新疆、西藏和平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通过青藏、川藏公路，兰新铁路，越来越多美术家来到新疆、西藏写生创作。具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叶浅予和黄胄赴新疆写生时间最长，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也最高；20世纪60年代，罗工柳、詹建俊、晁楣等扎根新疆写生，也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
其中，叶浅予20世纪40年代始就在贵州、四川、西康等地写生，在赴新疆写生后，于1952年酝酿创作出《民族大团结》。画作以环绕同心圆的图形结构，表现民族大团结的视觉意象，意义影响深远。而黄胄1959年创作了尺幅宏大的巨制《庆丰收》、1962年再稿题为《丰乐图》，表现的是新疆多民族人民相聚在一起，载歌载舞、共庆丰收的场景。在这件作品中，黄胄以其多次深入新疆写生的经历为基础，精心安排画面，在主题和形式、造型和表现上皆取得巨大成功，堪称展现新疆多民族大团结美术题材创作的典范之作。
这一时期，描绘西藏题材的美术创作宏富，尤以董希文的《春到西藏》最具象征性和吸引力。1954年春，董希文赴康藏写生两月余，而后完成《春到西藏》。作品描绘了一幅动人的场景：春光明媚，土地复苏，杏花树下劳作的人们起身张望，远处新开发的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远景是高耸入云的雪峰，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西藏人民解放后喜悦昂扬的情感意象。董希文将解放和春天联系在一起，用汽车和公路寓意新生活，用充满期待的张望和欢声笑语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别开生面。1963年至1964年，董希文油画《千年土地翻了身》、朱乃正油画《金色的季节》、李焕民版画《初踏黄金路》、郭其祥雕塑《女牧工》、叶浅予中国画《高原之春》、潘世勋油画《我们走在大路上》等，都是以明亮的阳光和色彩烘托效果，表现藏族人民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和蓬勃的精神面貌。
吸收现代艺术形式
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生活在四川的版画家徐匡和阿鸽创作了黑白木刻版画《主人》，以人物黝黑的皮肤和强健的体格，展现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力量感。曾经是农奴身份、而今成长为知名画家的阿鸽，让这件画作有着无可比拟的价值。1979年至1984年，朱乃正油画《春华秋实》、时宜雕塑《高原之春》、詹建俊油画《高原的歌》、徐芒耀油画《开拓幸福路》、潘世勋油画《高原集市》、司徒兆光雕塑《母爱》、余志强雕塑《醉》、卢琪辉雕塑《高原晨曦》等名家名作涌现。这一时期，美术家在表现藏族人民欢欣鼓舞的精神风貌之外，更聚焦于个体的细腻情感，时宜、司徒兆光表现高原母子之爱，余志强、卢琪辉表现高原青年女孩的纯美，如同改革开放的春风轻抚青藏高原的沃土。
与此同时，陈丹青1979年至1980年入藏写生创作一年半，完成《西藏组画》，塑造了新时期新观念下的西藏人民形象。相较于西藏解放后描绘青藏高原的阳光和欢声笑语，陈丹青在《西藏组画》中追求浑朴深沉的美感。他看到青藏高原上的人们时常是静穆不语的，尝试画出高原上汉子们强悍粗犷的生命力，女性内敛、含蓄、淳朴的魅力。尤其是《牧羊人》中笨拙的亲吻，展现出高原爱情动人的瞬间。这在1988年至1998年李伯安创作的巨幅长卷《走出巴颜喀拉》中得到呼应，其画面中的雄浑壮阔之美，是对生生不息的青藏高原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礼赞。
创作走向新维度
及至新时代，伴随日趋便利的交通条件，几乎所有艺术家都有到新疆和西藏写生创作。其中，陈坚连续多年赴帕米尔高原、李晓林和吴长江每年相约数次往返塔什库尔干，都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的民族人物形象。
2019年，何家英等以工笔重彩形式创作的《双喜临门》，以帕米尔高原上的婚礼为表现对象，展现了新时代民族团结发展、国家繁荣昌盛的一幕。这让人联想到1983年靳尚谊创作的名作《塔吉克新娘》，也是在艺术语言和形式上追求古典主义理性和秩序美的相互映照。
在此以外，来自新疆的艺术家赵培智，在描绘生养自己土地上的人们时，展现出了更自由舒展的意象。他注重捕捉人们日常生活的瞬间，通过提炼和归纳物象造型，形成了浓郁的艺术语言和情感气息。诸如在画作《纵情之马》中，一种介于现实与梦境间的情绪呼之欲出。其绘画使表现新疆地域的人物形象不再囿于普通意义上的民族学范畴，而是展开了更具国际化和现代性视觉张力的新维度。通过赵培智的艺术，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从由外及内画新疆，到新疆人自己画自己的新变。
回顾新疆、西藏题材的美术创作，一代又一代美术家深入边疆地区写生创作，吸引他们的不仅是雄阔的雪域高原、灿烂的阳光，还有对诗与远方的向往，更是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石。他们用手中画笔绘出民族团结“同心圆”，共谱和美边疆的民族之歌。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