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1914年）铅印本《新燕语》中对《永乐大典》在庚子国变中散佚情况的记载。国家图书馆藏
《永乐大典》（简称《大典》）的正本在明代几经辗转，目前下落不明，已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我们今天可见的《永乐大典》，均是明代嘉靖时抄写的副本。这部副本原有11000多册，如今仅存世400余册，不到原来整部《大典》的4%。应该说，绝大多数《永乐大典》副本是在清代遗失的，特别是晚清时期。清初，《永乐大典》副本收藏于皇史宬（皇家档案馆），雍正年间移送到翰林院，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时翰林院被焚，才被再次迁移出来。庚子事变前，原来万余册的《永乐大典》也仅剩几百册，大部分已经散失。而1900年之后，《永乐大典》连几百册也没有保住，在1912年民国教育部将《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只剩64册。
那么，是谁偷走了《永乐大典》？首先应该是监守自盗的官员。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偷窃《永乐大典》最方便的是能够接触《大典》的翰林院官员。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编纂完《四库全书》之后，曾对《永乐大典》进行过清查统计，当时还剩9881册，已经遗失1152册。这1152册书不知是被何人所盗，乾隆虽下旨对遗失的《大典》展开查找，但搜寻后并无发现，这1000多册《大典》的下落也就不了了之。自乾隆五十九年之后，《永乐大典》常年放置在翰林院的敬一亭，除少数官员学者外，鲜有人问津，关于其存佚状况更缺乏记载。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翁同龢在其日记中说《永乐大典》“在架者不及架之半”。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核查《大典》已不足5000册，严究馆人，交刑部毙于狱。
按说殷鉴不远，《大典》应该不会再遗失了。但据清末学者缪荃孙撰《〈永乐大典〉考》所述，光绪二年（1876年）缪氏曾询问翰林院清秘堂的官员《大典》还有多少册，得到的答复是“尚有三千余册”。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缪荃孙入翰林院敬一亭观书时说《大典》仅有900余册。这期间遗失的《大典》也不知去向。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缪荃孙与友人萧穆回忆《大典》时推测：“咸丰末三两年多为英人窃购，送之西洋院中。”《大典》在这一时期的大量遗失是否为“英人窃购”尚无实证，但翰林院官员们监守自盗，确有明确记载。清末学者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记录了这些翰林院官员的偷窃伎俩：“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恽毓鼎入职翰林院，他在日记中说：“看《永乐大典》……今存者八百五十四本而已”。因此可以说，1万多册的《大典》，到1900年之前绝大部分被监守自盗的官员偷走了。
对于《永乐大典》来说，第二个巨大的灾祸就是庚子事变。1900年6月，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京师的外国使馆区。翰林院毗邻英国驻华使馆，成为双方交战区，遭遇战火。为避免殃及池鱼，使馆中的人们开始奋力扑火。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古籍逃过一劫，当然，其间被顺手牵羊的也不在少数。当时的英国记者普特南·威尔撰写了《庚子使馆被围记》，文中提到：“许多了解中国文化者深知这些书籍比黄金还要贵重，因此私藏起来。”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时任《泰晤士报》记者、后来做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乔治·莫理循。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在《日本东洋文库收集〈永乐大典〉残本的过程》中记载：“翰林院着火后，莫理循与日本留学生狩野直喜、东京每日报纸特派员古城贞吉直奔火场，从翰林院书架上抢下几本《永乐大典》据为己有。”据田仲一成估计，莫理循至少藏有14册《永乐大典》，后来它们多被收藏在“莫理循文库”中。1917年，莫理循将他的藏书打包卖给日本三菱财阀的巨头岩崎久弥，其中就包括《永乐大典》。后来，这些藏书成为“东洋文库”的前身。
另外，英国人翟理斯和托马斯·比格也从翰林院盗走了部分《大典》。可见，当时使馆中人盗窃的《大典》数量不在少数。此外，因《永乐大典》开本宏大、质地坚韧，被很多外国侵略者充作遮挡弹雨的工具。时人雷震在笔记《新燕语》中记载：“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之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等物。武进刘葆真太史（可毅）拾得数册，阅之，皆《永乐大典》也。”当今学者张升在其著作《〈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中总结，在庚子国难中，《大典》“一部分被搬到英使馆保存，一部分被使馆中人盗走，一部分被焚，一部分被遗弃不顾”。据晚清官员鹿传霖之折奏云，庚子年共遗失《永乐大典》“六百零七册”。
至1901年6月，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外务部收到两封英国使馆发来的公使函，函件内容是请外务部派员去英国使馆运取残存的《永乐大典》。经清外务部核对，共收到英国使馆交回的《永乐大典》330册。可时局动荡，这330册劫后余生的《大典》在收回之后，又遭翰林院官员瓜分，流通至市场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恽毓鼎记载此时《大典》“不过二百余册”。宣统元年（1909年）翰林院清点残存《大典》，只有64册，还被大臣陆润庠运回府中。从乾隆五十九年到宣统元年，短短100余年，《大典》损失殆尽，不禁令人唏嘘。它的经历是中华典籍聚散流变、悲欢离合的一个缩影。
《永乐大典》像一艘巨大的文化宝船，满载祖先的智慧与希望。它上承中华文化典籍经典，下开清代《四库全书》编纂之业，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和不可估量的文化意义。它的遗失和流传过程为我们敲响警钟，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历史的教训，提醒我们身上肩负着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责任。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