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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朗州辖武陵、龙阳两县，均在今湖南省常德市，其地处洞庭湖西畔，沅江自西南绕城而过。谪居朗州近十年的刘禹锡，深受这里的山川风物、民俗民情和历史遗迹的影响，在这片被时人视为“炎天窳气、瘥瘵病患”之地的沅、澧流域，完成了从政治失意者到“诗豪”的转变。清代诗人师范在《武陵杂诗》中说“刘梦得来诗境阔”，首先是指朗州地理空间之阔，然后才转化为诗境之阔。
刘禹锡来自中原，熟悉的是空间感相对闭合的关中平原、河洛山水，而洞庭湖“夏秋泛涨，则接澧、朗、岳三州界”，水域方圆七八百里，水天相接，茫无涯际。其《洞庭秋月行》描写了“曾波万顷如镕金”“湖平月上天地空”的阔大境界，《望洞庭》用“白银盘里一青螺”来比喻湖面和君山，给人以大观小、俯仰天地的空间视野。与杭州西湖式的静态不同，朗州水域是动态的，沅江“惊湍激箭奔”，洞庭湖上“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贾客吹羌笛”，水与商贸、渔猎、歌谣交织。这些诗作不只是对朗州山水的静观，还充满了人间烟火。
德山（善德山）海拔不足百米，但因善卷“尧师不受禅让”的传说而成为文化名山，刘禹锡登善卷坛，写下“道为自然贵，名是无穷寿”的诗句，体现出对人生出处进退的思考。地理上的“小”与文化上的“重”形成张力，这种张力本身就是“诗境”。
桃花源在朗州西南，刘禹锡实地探访之后，写下《游桃源一百韵》，诗中既有“川原含绿野，岩谷隐清辉”的实景，也有“因话人间世，翻疑物外情”的玄思。陶渊明虚构的文学圣地，在这里被视为可触可感的地理现场，而地理现场的真实性，又为刘禹锡的文学想象提供了现实基础。
朗州夏季湿热多虫蛇，秋冬之间，仍旧生机满眼，与北方迥异。“炎天无冽井，霜月见芳荪”，而虫蛇“阴伏阳骄”，这种自然现象渗透到刘禹锡诗歌的字里行间，比如《聚蚊谣》以蚊虫喻朝中奸佞：“沉沉夏夜兰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正是朗州湿热多蚊的真实环境，启发了他的诗思。
在人文地理方面，朗州“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苗、瑶、侗、壮等多民族杂居。在此之前，文人诗歌极少反映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而刘禹锡《蛮子歌》写“蛮语钩辀音，蛮衣斑斓布”，《莫徭歌》写“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把少数民族的语言、服饰、生产、信仰纳入诗中，扩大了诗歌题材。并且，他长期居留此处，深度融入当地生活，以平视的眼光进行描摹，比如《采菱行》中采菱女“笑语哇咬顾晚晖”，写的是一位鲜活的劳动者，而不只是被观赏的对象。
朗州盛行的巫风，成为刘禹锡民歌体创作的民俗土壤。《旧唐书》载：“禹锡在朗州十年……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可见，朗州时期是他学习民歌、改造民歌的实践期和奠基期，在夔州所作《竹枝词九首》等是这一经验的集大成。《阳山庙观赛神》就是这一形成过程的现场记录：“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婆娑起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诗中的“竹歌”即竹枝歌的雏形。刘禹锡不是旁观者，而是“从事于其间”的参与者——他为巫祝写新词，让“武陵夷俚悉歌之”。
当地独特的节日习俗和生产方式，为刘禹锡提供了中原文人难以接触的题材。《竞渡曲》以长篇歌行描写龙舟竞渡，《采菱行》写白马湖“广三十九里”，表现了湖区女性劳动的欢歌与市井商业场面，《畲田行》的“照山畲火动”把武陵蛮的南方山地原始耕作方式纳入诗行，《武陵书怀五十韵》写“户算资渔猎”“拥楫舟为市”，呈现了以舟为市的水上商业形态。这些诗作具有存史价值——它们不仅是文学作品，也是唐代朗州社会生活的记录。
从地理方位来说，朗州距长安2100余里，属下州。这种地理上的边缘性与他以往在政治上的中心身份形成巨大落差。《武陵书怀五十韵》中“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的长安情结，与《采菱行》末句“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相呼应，《早春对雪奉寄澧州元郎中》末句也说“北望长吟澧有兰”。地理上的“在南”与心理上的“向北”形成的情感冲突，成为其诗歌的情感内核。
在精神层面，朗州的善卷坛、伏波神祠、司马错古城、阳山庙这些历史遗迹，构成了一条从先秦到东汉的地方历史文化线索。刘禹锡前来凭吊，每每把个人的贬谪命运放入更长的历史长河中加以审视。比如《经伏波神祠》写道：“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游。”连马援这样的功臣尚且为功名所累，受小人陷害，自己受贬谪又算得了什么呢？朗州地理上的“遗迹”，转化为其精神上的“解脱”——这是刘禹锡“悲而能壮”诗风形成的心理因素。
屈原被贬逐时一度居留朗州，有学者指出，“朝发枉渚，夕宿辰阳”一句中的枉渚就在德山。刘禹锡住在“招屈亭”旁，地理上的“同地”转化为文学上的“同调”，他在《竹枝词引》中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把自己的创作追溯到屈原在沅湘留下的传统。《竞渡曲》写“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还有《聚蚊谣》的寓言手法、《采菱行》的香草美人余韵，都有着楚辞的影子。
朗州司马是有职而无权的闲职，这反而让刘禹锡有充足的时间去深入民间。他“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主动做“田野调查”；他“从事于其间”，参与赛神活动，为巫祝写词；他信步白马湖看采菱，登德山访善卷坛，到阳山庙观赛神，在沅江边看竞渡，完全融入了当地生活。
对刘禹锡而言，朗州十年不是一个孤立的创作阶段，而是他诗歌独特风格的成型期，其影响贯穿一生。
刘禹锡主动向民歌学习始于朗州，朗州的巫风赛神、俚歌鄙辞，让他发现了民间艺术的宝库，开始“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连州《插田歌》写插秧劳动“齐唱田中歌，嘤伫如竹枝”，是把朗州学到的竹枝歌经验直接移植过来。《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写瑶族狩猎，是朗州《莫徭歌》《蛮子歌》的延续和深化。到夔州后，他遇到更成熟的巴地竹枝歌，于是将朗州积累的经验系统化，创作出《竹枝词九首》《浪淘沙词九首》等一系列民歌体杰作。《畲田行》写巴人刀耕火种，也是朗州“照山畲火动”经验的扩展。
可以说，朗州风物拓展了刘禹锡的诗境，而他的诗歌让朗州风物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文化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