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 苏轼 枯木怪石图（局部） 26.5×50.5cm 纸本墨笔 中国美术馆藏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大概是“副业”最多的人。
他是“大江东去”的豪放词人，是“明月几时有”的深情兄长，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行者；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宋四家”之一，是历史上少有的全才。
但你可能不知道，他也画画，而且画得很“怪”。比如他的《枯木怪石图》（又名《木石图》）——全球最昂贵的古画之一，纵26.3厘米、横50厘米，画上只有一棵树、一块石头、几丛细竹。
你肯定会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吧”。就那么几笔淡墨，连树叶都没有。一眼看去，像谁随手在纸上画的草稿。可你盯着那棵树看久了就会发现，它的枝干是扭曲的，每一根枝条的走向都不顺畅，像被什么东西拧着、压着、拽着。但所有扭在一起的力，最终的指向却是“向上”。
苏轼这辈子，做过的最大的官是礼部尚书。但他大部分时间，不是在贬官的路上，就是在被贬的地方待着。原因很简单，他在政治这条路上总是“不合时宜”。
早年王安石变法，他觉得步子太快、问题太多，于是得罪了新党，差点死在“乌台诗案”里，被贬到黄州。后来旧党得势，新法被全盘否定，回到京城一路高升的他，又觉得这样也不对，又得罪了旧党。于是他又被贬，并在南下途中一路接贬官圣旨，一路到了广东惠州，三年后又贬到海南儋州。
那时候的海南，不是现在的旅游胜地，而是“瘴疠之地”，去了基本等于判死刑。可苏轼到了那儿，第一件事是写下《献蚝帖》（《食蚝》）嘱咐儿子，这里的生蚝太好吃了，千万别告诉别人。这种豁达，不是天生的，是被生活“磨”出来的。一个人要是总跟自己较劲，早就活不下去了。
《枯木怪石图》，就是他这种“较劲”与“放下”之间最好的证据。画面很简单，甚至有点“简陋”。一块大石头，歪歪扭扭地蹲在画面左侧，像个被揉成一团的纸。石头的纹理很奇怪，不是传统山水画里那种整齐的皴法，而是一个一个的漩涡，一圈一圈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打转。石头的右边是一棵树；但这棵树不太像“树”，它的树干是扭曲的，树干主段向右拱，到树梢顶端再猛然向左扭转上扬，像一个正在挣扎的人。树枝像鹿角一样分叉，但没有一片叶子，它是枯的，没有水分，没有生机，但并没有倒。石头左下侧，还藏着两丛细竹，用浓墨画出，野趣横生。
全画用笔极疏，几乎没有细节。山石是“草草”勾出来的，枯木是“草草”涂出来的。有一种说法，这幅画是苏轼在徐州当太守时和朋友去萧县圣泉寺游玩，醉后兴之所至而随手画成的。所以说，它不像一幅“作品”，更像一次“宣泄”。大书法家米芾在著作《画史》中这样评价这幅画：“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米芾没说破，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棵扭着身子往上长的枯木，是谁。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画一棵枯树，是因为自暴自弃吗？这恰恰是苏轼最了不起的地方。他没有画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也没有画一朵盛开的牡丹。他画的是“死”与“生”之间——枯木，看似死了，但它还在挣扎，还在扭曲，还在向上——那就是生命力。
苏轼说过一句很狂的话：“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要是只以像不像来评价画，那见识跟小孩子差不多。所以他不在意画得像不像，而是为了表达一种“意”。
苏轼的好友黄庭坚评这幅画时说：“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胸中装着山川河流，所以画的枯木，像是在风霜里活了一千年。这不是“像”，这是“真”。
画史上，这种“不求形似”的风格，后来被叫作“文人画”。而苏轼，就是文人画的先驱之一。所以业内评价他：“工画竹，学文同，为湖州竹派之一。能作枯木、怪石、佛像，出笔奇古。论画力主‘神似’，并提倡‘士夫画’，强调诗画一律，为古代文人画先驱。”他的文人画理念，影响了后来的赵孟頫、倪瓒、徐渭、八大山人……
这幅《枯木怪石图》后来的故事，也和苏轼的仕途一样曲折。
苏轼将画送给了一个冯姓道士，此画又被一个叫刘良佐的人收藏。刘良佐在上面题了诗，还邀请米芾观赏题诗……元朝时，曾被元代官员俞希鲁收藏过。清朝以后，它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1937年，它突然在北京现身；收藏者白坚夫，在战乱时期把画带到了日本，此画从此流落东瀛八十余年。2018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在日本找到了它；同年，它出现在了香港的拍卖会上，被一位中国人以4.636亿港元的成交价拿下，约合4.1亿元人民币……这幅传世画作终于重现于世。学术界虽有存疑之声，但目前普遍认为苏轼的传世画作仅有这幅《枯木怪石图》与《潇湘竹石图》（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我想，苏轼倘若知道了拍卖的成交价，大概只会嘿嘿一笑：“其实生蚝比这画值钱。”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洪山区作家协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