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历史绵延400余年，成就辉煌。在文化层面，文教昌盛，礼制完备。书法艺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跨越。尤其是东汉后期，经历300余年漫长历史沉淀，一场书法新风席卷全国，把中国书法、中华审美推向一个新高度。中国书法艺术化，迎来第一个历史高峰。
一
赵壹，东汉辞赋家。他在历史上名声并不大，但在书法史上很知名，因为书法史上第一篇专业论文是他写的。唐代张彦远编《法书要录》，置其文于卷首；至今，它仍是所有研究书法者之必读篇目。
赵壹是个草根名士。《后汉书·文苑传》言其“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因恃才倨傲，在乡里不能见容，落魄江湖。他的辞赋在汉代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读他的作品，感觉他就是个“愤青”。他的《刺世疾邪赋》抨击社会“邪夫显进，直士幽藏”，措辞激烈，其实当时社会未必如此；又如赋中有一句“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矛头直指执政者。另一篇《穷鸟赋》以“穷鸟”自况，诉说自己遭遇宵小迫害、四面受敌的惨状，感恩大贤仗义相助。此赋说明，当时居高位者也不乏仗义之人，使身陷窘境的赵壹有了跻身名流的机会。
光和元年（178年）是赵壹命运翻转的一年。承人之荐，赵壹受聘汉阳郡“上计吏”，进京“上计”（汇报本郡一年人口、钱粮、狱讼等）。这是一个能接触上层的差事，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小文人，赵壹确实不简单，他抓住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豁出去和权贵周旋，结果大获成功。
第一次进朝“上计”，主官是位列三公的司徒袁逢。上百号上计吏都伏地跪拜大气不敢出，赵壹居然站着，只朝袁逢“长揖”一下。袁逢让人过去责问：“小小郡吏，对三公行礼岂能如此！”他回答：“当年郦食其见汉王刘邦也就一揖，揖三公有何不可？”袁逢听了这话，当场敛衣下堂，请他上座。一席谈话，赵壹凭他的出色口才，把袁逢征服了。袁逢“大悦”，夸赵壹是当朝杰出人才，让他和其他上计吏分席而坐。
接着，赵壹去拜会河南尹羊陟。河南尹是京畿总管，替皇帝掌京城钥匙的“土地爷”，绝对的权臣；羊陟以廉洁著称，一般人很难接近。赵壹第一次去拜访，就被拦在门外，于是他天天去“打卡”。终于有一天，赵壹通过软磨硬泡勉强进了门。当时羊陟尚卧床未起。赵壹进院，上堂，声泪俱下地说：“我仰慕您很久了，到现在快死了才有机会见到，我的命不好，没办法！”说完大哭。羊陟受感动，起床召见。接谈数语，大奇之。第二天一早，羊陟带着一队车马浩浩荡荡来到赵壹住地。其他州郡上计吏都豪车美饰，油光水亮，唯独赵壹的座驾是简陋的柴车，四面透风，且赵壹就露宿其旁。赵壹请羊陟坐在车下，两人对坐而谈，直到太阳西斜，才依依不舍告别。当朝权臣如此礼遇一个小吏，把拥有豪车美饰的那些人都看得差点惊掉下巴。赵壹由此名噪京师，士大夫人人传他的故事，想一睹风采。
西还路上，道经弘农（今河南三门峡境），赵壹想见太守皇甫规，这也是当时政界明星。结果天太早，门房不予通报。赵壹扭头就走。门丁看这架势，稍后进去通报了。皇甫规听说赵壹吃了闭门羹气走了，赶紧修书一封道歉，叫人追上去把他请回。赵壹回书一封，说：“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损？而远辱手笔，追路相寻，诚足愧也。壹之区区，曷云量己？”径去不顾。
赵壹和权臣交往每次都“欲擒故纵”，获得了成功。此后多个州郡争相聘他，来了几拨人，他都回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封建时代读书人一生的梦想，现在，想要的东西都来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赵壹顶住了来自世俗的诱惑，守护了一个名士的风节，最终博得士人的钦服，被写进了官修史书。
赵壹一生还有一件事值得铭记，是他写了批评当时大书法家张芝的《非草书》。
二
张芝和赵壹一样，也是当时“陇上名士”。但张芝的出身，是赵壹触摸不到的天花板。
张芝的爷爷张惇，官至汉阳郡太守，是赵壹家乡的地方官。往上祖辈，文献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敦煌张家，是一个有实力的世家。张芝父亲张奂，以“贤良”入仕，历任武威太守、度辽将军、护匈奴中郎将等。张奂熟悉边务，主张德威并用、“怀柔”治边，靖边有功。特别是他为官清廉，在西北羌人聚居区有很高威望。《后汉书》载：“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他的人格魅力，在安定边疆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羌人对他心悦诚服，地方安宁；换一个大员，地方就乱。熹平年间，张奂拜大司农回京。“鲜卑闻奂去，其夏，遂招结南匈奴……寇掠缘边九郡，杀略百姓……朝廷以为忧，复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匈奴、乌桓闻奂至，因相率还降。”张奂就是这样一位节安一方的朝廷重臣。
不过，张芝的性格和父亲不同，史书描述他“幼而高操，勤学好古，经明行修”。能得史家如此赞美，说明他从小品行不凡。
当时，军功子弟可“荫庇”入仕。朝廷多次征召张芝赴京入职，他一一回绝。带着弟弟张昶，埋头书法。“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兄弟俩临池学书，硬是把将军府前的大池塘“写”成了一个大墨池，留下了“池水尽墨”的佳话。
像张芝这样的出身，从小受最好的教育，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无论治学还是从艺，都很难不成功。那个时期的书法，经历了秦汉之交的“隶变”，笔法解放，形式出新。张芝广泛吸收前代成果和民间艺术养分，开创了一种新的草书——连绵大草。这种草书用笔跌宕起伏，笔势旋转连绵，可以通行连写，一泻千里，气势磅礴，把书法艺术的抒情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行评价张芝草书“精熟神妙，冠绝古今”，是天才的创造，“百世不易之法式”（张怀瓘语）。此书一经推出，风靡全国，张芝因此而获“草圣”之誉。
张芝草书风靡西部诸州，追随者遍布朝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新生事物的出现，常会遭遇一些不解甚至诋毁打击，张芝的遭遇也是如此。他以名臣之子身份而远离仕途，以“经明行修”而拒绝朝廷征召，以有理想追求而获得“张有道”绰号，以“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成为天下父母教育子弟的励志口传……总之，张芝的人生光环，难免刺痛某些心胸狭窄的妒贤嫉能者，引来了一些无端的诋毁。张芝给朋友写信，倾诉郁闷。未料他的一封《与朱使君书》不慎流落外泄，坊间抄传，一下天下皆知。
赵壹在汉阳郡也看到了传抄本，信中内容，涉及他的两位好友罗晖、赵袭，还有两位他熟识但很讨厌的当地名人梁宣、姜翊。梁宣、姜翊执教汉阳郡学校，使整所学校的学生都成了张芝的粉丝，整天学草书，把经典都荒废了。作为正统学者，赵壹认为这么做，害人害己。出于儒者的道义，他奋笔写下了《非草书》。
三
在赵壹看来，当地的教育，已被张芝这伙人搞乱了。《非草书》第一段云：
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颜、孔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又想罗、赵之所见嗤沮，故为说草书本末，以慰罗、赵，息梁、姜焉。
梁宣（字孔达）、姜翊（字孟颖）都是张芝的弟子，他们“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颜、孔”，对张芝草书的崇拜，超过了对孔子和颜回的崇拜；郡学成了书法学堂，学生痴迷草书，废寝忘食，以致“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䚡出血，犹不休辍”。练字指甲磨破了还不停，简直疯狂了！
追溯源头，问题在张芝。所以赵壹也不顾私看他人书信是否当有所避讳，直接引用信中语批评张芝：“窃览有道张君所与朱使君书，称‘正气可以消邪，人无其衅，妖不自作’，诚可谓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罗、赵，忻忻有自臧之意者，无乃近于矜忮，贱彼贵我哉！”
赵壹这段话涉及当时书法界几个名人：太仆朱赐（京兆杜陵人）、羽林监罗晖（朱赐的同乡）、敦煌太守赵袭（京兆长安人张芝的好朋友），还有两位早已过世的前辈书法家：杜度、崔瑗。张芝给朱赐写信，谈及了自己的书法，曾说自己目前水平，“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赵壹抓住了这一点，批评张芝比类非宜，故意贬低赵袭、罗晖，是出于嫉妒和傲慢，目的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为了打击张芝、遏制草书，赵壹从多个角度，对草书作了抨击：
第一，“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非圣人之业也”。草书“出身”不正，不具备文字的神圣性。
第二，“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旨）多矣”。草书的发明，本为急速，但“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为追求书写之美，反而写慢了，背离了草书初衷。
第三，书法好坏，先天决定。“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你再下功夫也没用。
第四，草书小道，仕途无用。“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
最后，赵壹劝告：“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沉迷书法，荒废学业，耽误前程。应该立即悬崖勒马，回归正道，以期学有所成，“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一生苦读，名扬千古。
从实用主义文艺观看来，赵壹说得有道理。确实，这些学生如此沉迷草书，没有政治前途；是张芝发明新草书，刷新了书法审美，使年轻人受到诱惑，造成了教育秩序的混乱，所以张芝该被批判。但赵壹不明白，艺术和审美，是人类精神需求的一部分。书法因为和文字结合，每天都使用，故而它成为中国人视觉审美发育最早的载体，走在了中国艺术的最前沿。文明发展早期，文字、文化、艺术都为少数贵族垄断。经过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文化垄断被打破，百家争鸣，中国人的文化创造力空前释放，推动了文字的进化、审美的升华；经过几百年民间书写实践，具有更高艺术审美内蕴的新艺术形式——草书，已早早在生活的母体中孕育，书法家张芝只是历史的代言人，按照历史给定的剧本，穿着历史给定的服装，出演了历史给定的角色。一言以蔽之，草书的崛起、风靡及其给社会带来的震荡，是中华艺术审美新样式分娩前的阵痛。赵壹作为儒士，不识庐山真面目，这是他的时代局限。
四
赵壹说草书无用，“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话音刚落，一道诏令从京城传来：鸿都门学——汉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艺术专科学校在京城成立。书法，包括草书列入朝廷考试科目！
资料显示，汉灵帝正式设置鸿都门学的时间应该是光和元年（178年）二月初九。有关鸿都门学的情况，古籍还有几段记述：
《后汉书·蔡邕传》：“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
《后汉纪》卷二十四：“己未，京师地震。初置鸿都门生，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能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至数千人，或出典州郡，入为尚书、侍中，封赐侯爵。”
关于汉灵帝创办鸿都门学的动机，学术界认为，这是他平衡政治势力的需要。东汉后期桓、灵二帝，都是幼年继位，权力为外戚、宦官和豪族把持。三大势力内斗，造成朝政混乱，甚至宫廷喋血。灵帝即位后，一度外戚专权，后依靠宦官集团清除了外戚势力；但豪族官僚占据朝廷要津，也威胁到皇权。有鉴于此，灵帝意识到必须引进新生力量。灵帝喜欢文学和书法，他的身边有一批有才华的文艺青年，出身寒微，有进取心，对皇权绝对忠诚。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不顾大臣反对，毅然创办了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和太学有诸多不同：第一，招生不考虑门第，只看文艺专长。第二，考查的科目是尺牍、辞赋、鸟篆等。“辞赋”无须解释。“尺牍”是当时流行的文书书写用材，亦代指文书、书信，字体以行草书为主，书写自由、洒脱。“鸟篆”是古字体，或称“鸟虫篆”，字形起笔和收笔处写成鸟头或虫形。很明确，当时流行的新兴草书，和古字体“鸟虫篆”，都纳入考核范围。第三，学习内容主要是文学艺术而不是儒家经典。第四，这批人通过考试，“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可直接授予中央或地方高位，甚至封侯赐爵。
汉灵帝急于在政治上布局，重用鸿都门学学生占据朝廷和地方要路，政治动机十分明显，因而遭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蔡邕、杨赐、阳球都进谏，要求灵帝取缔鸿都门学。但是汉灵帝不为所动，招生令下，“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书法的热潮，这就极大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普及和提高。特别是，赵壹断言的“草书无用论”，在官方层面遭到了否定。
从鸿都门学，走出一批书法家，如师宜官、梁鹄，后来都在汉末三国书坛大放光彩。书法教育和人才培养，从鸿都门学开始走向学科化，到唐代，终于被列入科举，成为国家取士的正式科目。
五
尺牍在鸿都门学被列入正式考试科目，意味着张芝创造的新草书，在官方层面得到首肯。来源于最基层生活实践、由最广泛的一线劳动者共同推动创造、由无数代书法人持续探索了几百年而形成的书法审美新范式，在国家文化最高殿堂登陆，意味着审美的进步、平民的胜利、时代的发展。
东汉最后40年，中国书法史洪峰迭起，出现了第一个历史高峰。
第一，秦汉之交开始的“隶变”臻于巅峰。成熟的、能代表时代审美的书法经典——汉碑，在这一时期井喷式爆发。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碑《石门颂》《乙瑛碑》《礼器碑》《华山碑》《西狭颂》《郙阁颂》《曹全碑》《张迁碑》等，全部产生于这一时期。
第二，作为实用艺术的书法，在字体变化、笔法解放、文化普及的自由书写中，悄然实现了作为“实用+纯艺术”综合艺术的审美转型。晋代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值），计钱足而灭之。”师宜官是鸿都门学的学生，也是当时的“网红”书家，自带流量，可以不带钱到任意一个酒家去吃饭，吃完在墙上写几行字，抵付酒钱。师宜官在墙上写的内容，一定不是实用文字，而是粉丝爱看、他自己爱写的东西，是创造“审美产品”供人观赏。因此他的书写是非实用的，属“纯艺术”创作。这充分说明在东汉后期，书法作为纯审美观赏艺术，在大众层面已经获得普遍认可；中国书法，已然实现了“艺术自觉”。
第三，独立艺术家群体出现。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独立艺术家，就是“草圣”张芝。所谓“独立”，就是他靠艺术立身，不依附其他非艺术因素。张芝虽然是名臣之子，但从小志存高远，勤奋好学，道德高尚，屡拒朝廷“征召”，拒借父亲“门荫”，把一生献给了艺术。张芝不只是一个个体，他还代表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朝廷不以此科吏”、草书没有“政治价值”的前提下，不阿世俗，坚守独立人格，执着追求艺术。他们在仕途之外，开辟了人生价值实现的另一种方式，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这是汉代生产力发展、商业经济繁荣、人的独立精神觉醒、社会包容度增大的结果，体现了当时国家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提升。
第四，系统化的书法行业开始形成。汉代开始，不但出现了职业书法家，相关行业如制笔、制墨、造纸业，都飞速发展。公共建筑流行榜书题匾，朝野上下爱好书法成风，优秀书法世人争相收藏……西汉的开国元勋萧何，善用笔之道，为宫殿题额，酝酿三月下笔，观者如流水；名士陈遵，有功封嘉威侯，性嗜酒，善书，与人尺牍，主人皆藏去以为荣；琅琊人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筒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请他代写的士大夫赠送他衣冠，贵妇人赠送他珠玉，他忙碌一天后，衣宝盈车而归。书法，成为汉朝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中平六年（189年）四月，汉灵帝病逝，终年34岁。21年政治生涯，汉灵帝的执政措施多为后人所诟病。但他在文化方面所作两件事，多为人所嘉许。一件事，是他亲政后下诏正定六经文字，由蔡邕主持书丹刻石立于洛阳城南太学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另一件事就是开“鸿都门学”，创办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科学校，为有志于文学艺术的下层平民子弟跻身社会上层打开了通道，改变了东汉后期的政治生态，极大地刺激、推动了文艺事业的发展。
（作者：郑晓华，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州大学书法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