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河北响堂山石窟中的塔形窟龛融合了本土和外来特点，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当下国家提出的数字化战略为石窟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通过分析响堂山石窟的建筑元素，概括出不同时期的响堂山石窟建筑特征，再以数字技术为手段，探讨其数字化保护方案，以期为完成石窟文化的经济转化和探究石窟建筑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响堂山石窟；建筑元素；数字化技术
2021年国家发布的《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指出要加快发挥科学技术在石窟寺保护中的支撑作用，加强石窟寺科技保护与科技创新。河北响堂山石窟规模大、遗存多，其建筑装饰表现的塔形窟龛体现了北齐时期独特的开窟理念与审美追求，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尽管响堂山石窟建筑的艺术价值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但石窟建筑的数字化保护和应用仍是该领域的一个年轻子集，需要进一步挖掘。
响堂山石窟的建筑元素解析
响堂山石窟分为北响堂山和南响堂山，均是由北齐贵族出资建造，响堂山石窟建筑体现了覆钵式塔形窟龛与中国传统建筑楼阁逐渐融合的过程。本文将响堂山石窟风格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代表为北响堂山石窟的大佛洞、释迦洞，中期代表为北响堂山石窟的刻经洞与南响堂山第七窟，晚期代表为南响堂山第一窟、第二窟等。
☆响堂山石窟早期的建筑元素解析
北响堂山石窟开凿年代为东魏武定初年到北齐武平初年，代表了北齐石窟开凿的典型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1]
覆钵塔起源于印度的窣堵坡，用于供奉舍利，是佛陀的象征，又因为兼具墓塔和崇拜功能，在早期佛教仪式中占据重要地位。响堂山石窟第九窟大佛洞作为高欢墓，覆钵塔的元素在石窟装饰中得到艺术化处理，使大佛洞装饰华美、极具特色。该窟是中心塔柱结构，前室窟门坍塌，窟门上方有明窗三个，明窗上方有类似塔檐的痕迹，更远处有类似塔刹部分遗留的宝珠纹样。[2]在山脚下望大佛洞，能清晰地看出塔形尖角结构，学者推测其外形应该是较为早期的覆钵式塔形窟的样式。[3]早期建筑结构明了简洁，没有过多的装饰。
北响堂山石窟中洞释迦洞的建筑元素更丰富，建筑布局分为内外两室，两室交接处设置窟门，窟门上方开明窗。窟门前设有前导空间，其外室为四柱三开间，左右两侧的束莲柱之间雕刻着力士像。石窟外立面顶部可见覆钵式顶、宝刹、神兽形象。其中的神兽应该为狮子形象，有保卫安全的寓意。三只神兽构件矗立于覆钵丘状的鼓包之上，驮着横列的建筑构件与左右两侧的莲花柱，共同构成塔刹部分。类似的塔刹结构还出现在响堂山石窟附近的邯郸林旺石窟中。林旺石窟不仅有与释迦洞相同的塔刹做法，还出现了上下双开龛的模式，这与后期响堂山南洞的覆钵丘开龛的做法思路一致。
响堂山石窟早期的建筑都有一定程度的坍塌和损坏，给建筑形式的推测带来一定困难。但根据遗留的石窟纹样能判断出，北响堂山石窟早期建筑外立面多采用覆钵式塔形结构，大佛洞的覆钵丘和塔刹部分较为简洁，释迦洞在塔刹部分加入了动物形象，覆钵式塔的结构和装饰有更加丰富和复杂的趋势。
☆响堂山石窟中期的建筑元素解析
响堂山石窟中期代表为北响堂山刻经洞和南响堂山第七窟。不同于大佛洞和释迦洞，南洞的后室不再采用中心塔柱式的结构，而是用殿堂式结构设置三面佛台，以供奉佛像。南洞前室已经毁坏，根据遗留下来的柱子可以推测，前室为四柱三开间。刻经洞建筑外立面上部保留了完整的覆钵塔窟结构，覆钵丘两面有蕉叶围绕，装饰精美。覆钵丘中央开龛，形成了上下两层双开龛。塔刹用莲花宝珠火焰纹、蕉叶纹装饰。更为特别的是，考古人员在覆钵丘部分发现了瓦、椽子、檩条等中国传统建筑的结构元素，说明此阶段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与外来的覆钵塔逐步融合，是响堂山石窟建筑的重要发展。
南响堂山第七窟建筑保存非常完整，清晰地展现出具有响堂山风格的中国本土化覆钵式塔形窟样式。第七窟分为前廊后室型，后室为三壁开龛，前室设檐廊。窟门左右两边开龛，龛内有力士像，窟门内外有卷草忍冬纹样装饰，窟门外侧一米处有支撑檐廊的四个莲花束柱子，两个中心柱子之间架桃心形门楣，上有精美的飞天装饰。檐廊的莲花柱子上架枋，枋上有斗拱，斗拱上架檩，檩上放椽，椽上放望板，最后铺设筒瓦和板瓦。南七窟屋顶和屋脊的样式俨然一副中国传统建筑的做法。覆钵塔形窟上部的覆钵丘部分有凤鸟并被卷云纹环绕。塔刹中间设宝瓶，左右各有一个宝珠火焰柱子。此时期石窟的覆钵丘结构变小，中国特色的建筑元素得到加强，为我们展示了响堂山石窟建筑塔形窟的一种完整结构，较为全面地阐释了北齐风格的石窟建筑特点。
响堂山石窟中期建筑开始呈现中国传统建筑结构的特点。在建筑装饰和结构上，其更加追求丰富华丽的效果，由早期简洁大气的风格逐步向细腻且具有本土化特征的风格转变。
☆响堂山石窟晚期的建筑元素解析
响堂山石窟晚期建筑多集中在南响堂山。南响堂山石窟规模小于北响堂山，开凿年代稍晚，现存七窟，分布在上下两层空间中，一层为第一、二窟，二层为第三、四、五、六、七窟。其中三、四、六窟毁坏非常严重，窟内大部分佛像已毁，窟壁残留小龛和装饰纹样。第五窟保存较为完好，艺术价值较高。
南响堂山第一窟和第二窟同时开凿，开凿形式和装饰手法如出一
辙，都是前廊后室结构，后室都采用中心塔柱式，前廊大部分已毁。根据遗留的建筑痕迹可以推测前廊应该是四柱三开间的形式。南一窟的窟门上方开龛，龛内有坐佛，两侧龛上方开明窗。前室两侧立宝珠柱子，宝珠柱子上部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建筑构件斗拱样式，斗拱上架栏额、檐子、枋和瓦等，此处原本应有窟檐覆盖。与南七窟的建筑元素不同的是，南一窟和南二窟的中国传统建筑构件更加清晰写实，且占主体地位。覆钵丘和塔刹结构已不见，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殿堂式建筑样式。早期由印度传来的覆钵式塔的形态越来越弱化。
石窟二层空间的第四、五、六窟以第五窟为中心，左右分布，并与下方第二窟形成对应关系。从水野清一拍摄的响堂山石窟的照片中可以看出，第四、五、六窟在开凿的过程中，应该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规划的。在平面上看，左右两窟相较第五窟稍往后退，更加突出第五窟的中心地位，并且第五窟的建筑装饰也更加富丽华贵。这三个石窟前的地面上可见一排柱洞，窟门上方有一条共用的横向石槽，可以猜测原来此处应有三窟共用的外廊结构。
第三阶段的响堂山石窟建筑元素开始摆脱外来覆钵塔形窟结构，转向更加强调中国传统建筑结构的样式。在南响堂山石窟的相关洞窟中，塔刹和覆钵丘部分已经隐退到装饰结构之后，更凸显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梁架结构。
响堂山石窟建筑艺术的数字化保护策略
响堂山石窟建筑元素因其独特的覆钵式塔形窟龛设计而具有独创性，值得关注和保护。然而岁月弥久，部分研究者常常忽略对外部立面建筑的记录和修复，并且采取不得当的保护性措施，这对石窟外建筑有一定的破坏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化技术为石窟文化遗址的保护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研究者可通过建立数据库、搭建数字平台、数字化产业化等策略来保护响堂山石窟建筑。
☆建立响堂山建筑图像数据库
响堂山石窟的数据库包含图像、模型、实物、文献，对大众了解、研究和保护响堂山石窟，完善中国本土石窟艺术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响堂山石窟数字化数据库存有建筑图像、完善后模型、实物照片、相关文献等资料，形成横向贯穿、纵向延伸、相互交织的体系。首先，在田野考察中，研究者应通过数据测绘记录石窟位置，提取石窟点位数据。并通过摄影、三维扫描、色彩采集等方式，储存石窟建筑实景照片，运用二维数字技术将实景照片转化为图像，再修复图像细节。[4]其次，研究者通过数字化三维扫描技术，扫描响堂山石窟建筑元素，生成点云，完成三维建模并对已经损坏的石窟进行模拟修复，探索还原响堂山石窟建筑本体样式，为后期的研究提供可能性。再次，研究者需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建立文献资料库。至此，响堂山石窟建筑数据库建立完成，形成图像、模型、实物、文献一一对应的数字化材料。研究者根据不同石窟将数据进行正确的编码和保存，形成数据库的联通，还可进行图像的横向和纵向比较，丰富研究方式。
☆建设数字化平台
数字化平台可以实现地方数据库的互联和共享。研究者运用分组结构法，将响堂山石窟数据库按照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归类，形成信息结构化布局，打造资源共享平台，形成开放、互联、共享的虚拟展示和管理平台。响堂山石窟数字化管理系统建设能为人们了解响堂山石窟建筑演变提供帮助，为探索石窟建筑本土化过程的背后隐性逻辑提供依据，为宣传响堂山石窟文化提供有效数据基础，是学者和公众广泛关注和交流的平台，有利于逐步扩大响堂山石窟文化影响力，为今后的智能化石窟艺术创新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发展数字化设计产业
保护的目的是更好地发展和利用。数据库保存的响堂山石窟建筑信息能结合数字平台，帮助人们更加深入了解响堂山石窟独特的建筑艺术形式，理解其背后的美学规律和地方特色，还能引导设计师通过计算机进行文创设计。基于设计需求的不同指标，设计师可以选择数据库中的图像要素作为基本单元进行组合和转化，完成创新设计。设计师还可以通过图像基本单元体的数字量化控制，不断推演验证，使设计更加准确和科学。数字化技术可以监控整个模型测试过程，及时反馈信息，帮助设计师不断优化和提高运行机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最终完成符合响堂山石窟风格的设计作品。此路径能够结合数字化应用实践和数字化宣传弘扬地区文化，形成以文化、科技融合发展为特色的道路，拓展石窟产业的发展空间。
总结
响堂山石窟三个阶段的建筑特征为其复原方案提供了一定依据。响堂山石窟数据库能够收集建筑图像、建筑模型与文献文本等资料，记录响堂山石窟建筑的现状，为后期的数字化平台的搭建和智能化发展提供了数据基础，也为响堂山石窟的数字化设计提供原素材，有利于研究者训练数字大模型，高效产出响堂山石窟建筑题材的设计作品，为响堂山石窟保护和应用打开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张惠明.响堂山和驼山石窟造像风格的过渡特征[J].敦煌研究,1989(2):35-50+121-124.
[2]钟晓青.响堂山石窟建筑略析[J].文物,1992(5):19-31.
[3]赵立春.响堂山北齐塔形窟述论[J].敦煌研究,1993(2):37-45+126-128.D
[4]张彬彬,朱青生.计算艺术史的方法和任务[J].美术,2024(9):8-20.
基金项目：本文受2025年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一般项目“山东地区石窟图像的数字化保护与创新设计研究”资助
（作者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讲师，马来西亚思特雅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