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的等候 220cm×190cm 纸本水墨 2019年
“望春云，神飞扬；临秋风，思浩荡。”中国的文人有着精神超脱的修行体验，提倡明心见性，由渐修而至顿悟。在审美的基础上，人物画家以个人思考不断印证，将伟大的品格、美妙的心灵与纯粹的真善传播人间，其中离不开造型与笔墨的经验积累，离不开生活的滋润，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领悟。正如古人总结的“成教化，助人伦”，揭示了人物画这门传统艺术具有重要的社会引导功能，从古至今，优秀的人物画创作往往直面人生，刻画人性，表述情感和时代心声。
“形神兼备，笔精墨妙”是人物画的重要准则。人物画以造型见长，同时以笔墨为表现手法。传神建立在造型基础之上，只有通过具体的人物形象才能传神，让观者感同身受。笔墨既写意又抒情，在应物象形中体现生动气韵。如若缺少了笔墨，画面则失去了中国画的趣味与特色。回望历史，任伯年揭示了人物画中西融合之路，黄宾虹以“五笔七墨”总结了笔墨的原理，前辈们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经验。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造型与笔墨关系，由真实入意境，由写真入写意，将写实、再现在传统审美之中加以升华，使造型更具审美性，使笔墨更富意蕴情思。进一步而言，笔墨形神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精神体会。浓淡干湿、勾皴点染，着于相又不被外界的事物牵绊，处处流露内心的平和与表达的自由。
古老的东方艺术有着“程式化”的特点。无论是戏曲还是绘画，“程式”来源于生活，扎根于现实。如古人从观察担夫争道中悟出了用笔之法。另外，生活给予艺术无限灵感与原动力，艺术家离不开生活的蒙养滋润。宋人花鸟以格物致知的理念体验生活，八大山人寥寥几笔绘出的鸳鸯能够区分出雌雄。人物画从生活中发掘典型形象，并加以升华，营造场景气氛，创作出感人至深的作品。如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源自现实的灾难，即人民因地震痛失家园。周思聪深入灾区现场，巧妙地把苦难与领袖的关怀相结合，借由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完美地表达人间温情。热爱生活，厚德载物，以真情实感打动观众，以高雅的品格洗净人心，是人物画家的本性与操守。
中国艺术的传统，深植于儒道释交融的文化土壤。数千年的中国画艺术流露着含蓄隽永的审美品格、圆融之境的美学精神。儒家“文以载道”的思想，应和了人物画通过人物形象传递社会关怀；道家的“逍遥无为”，升华了艺术的意境与品位；禅宗的“明心见性”，乃是对画者内在精神的观照。在古老的东方国度，一位跟传统毫无关联的画家在学术上是不可能被历史接受的。中国文化之所以千年薪火相传，正在于对传统的尊敬。中国的文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自身的正统价值，数千年来，自始自终延绵不断的是传统的薪火。传统赋予我们自信，也指引着我们去表达情感。《庄子》中称誉能够“解衣般礴”的画家是“真画者也”，而“解衣般礴”的真谛，恰恰体现在艺术家那种直抒胸臆、“任情恣性”的精神状态。有别于西方绘画的理性、严谨、处处为实，中国人的审美旨趣更倾向于轻快、温和及中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七分的严肃中带有三分的放松，在七分的欢乐中渗透着三分的寂寞。
当代文明中，一种普遍蔓延的焦虑是科技发展带来的物欲化与无意义性。昆曲《桃花扇》中有一句念白：“世事无常，浊浪滔滔，谁个不在舟中。”在我看来，这亦是现代人生活的鲜明写照。无常的世事、浊浪滔滔的时代，一种悲观的情绪在滋生。如何唤醒人的内在主动性，提升其对伟大、崇高与卓越的追求？应通过以情动人的艺术创作。因为人类的情感至今没有变，人性的喜怒哀乐是跨越时空、永恒的存在。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最典型的文学形象乃是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他总能够在逆境中哈哈大笑，面对困难从不气馁。市井出身的他注定了面对优雅的昆曲艺术但觉厌烦，听得不知所云，不如《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才色双绝，能够品味出“原来姹紫嫣红”那般对人生的感悟与时空的思绪。人生如戏，人物画作为人类情感表述中最鲜明直接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更应承载更多正能量的指引与教化功能。
浸润于艺术愈久，人则愈发感性。生命本是一次航海大冒险，每人都在跌宕起伏中体验悲欢，向往着灯火阑珊的神秘彼岸。艺术是生命表达的手段之一，又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航路明灯。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中国文化赋予我们面对浊浪的从容，传统的血脉里自有一股韧劲与阔达。正因如此，中国的文学故事往往以大团圆结局，正因如此，李香君的那份贞烈与痴情催人泪下——在理想、信念、家国都破灭的废墟中，还能保持内心的那团阳光；在苦苦追寻和与命运的抗争中，还能从容地坚守初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美酒佳人，鲜衣怒马，有情人间总是如此令人动容。我们描绘的对象是人、是生命。从自渡而至他渡，乃至普渡众生，人物画的修行终究是对生命的尊重、对法则的敬畏、对“人”的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