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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贵红”让釉里红走上巅峰

        作者:罗霞2025-07-08 09:41:40 来源:中国文化报

          明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碗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出现了“洪武贵红”的说法。这位明太祖对红色有着特殊的感情,这除了因为他出身红巾军,还有其他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是五行学说对于国号“明”的影响。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写道,“明”字寓意光明,象征火,分开便是“日”与“月”。新朝起于南方,南方属火,为阳,神是祝融,颜色赤;而北方属水,为阴,神是玄冥,颜色黑。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起自更北的蒙古大漠,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正是朱元璋将国号定为大明的理由,也是其喜爱红色的缘起。其次,红色在我国本就具有吉祥喜庆的寓意,代表中原文化的正统。《明史·舆服三》载:“(洪武)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正式下旨“以红色为贵”,并要求宫中内外皆以红色作装饰,士兵均着红袄。此外,明朝乃朱姓王朝,“朱”即“红”,红色成为象征皇权的神秘力量。

          这种以红为尊的政治色彩,还体现在洪武时期大量烧造且特征独具的瓷器釉里红上。

          釉里红俗称“白地红花”或“红地白花”瓷,是在宋代钧窑釉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生成的红色花纹在釉下,故称釉里红。它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先在瓷坯上描绘出花纹,再在上面覆盖一层透明釉,然后入窑,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一次烧成。氧化铜经过高温烧制产生窑变,在透明釉下呈红色,红如宝石,色泽鲜亮,庄重而不艳俗。

          现有出土资料和传世实物表明,釉里红工艺创烧于元代,在景德镇官窑产生,流行于明初,成熟于清中期。

          元代瓷器发展的重大贡献在于青花瓷的创烧,元青花以其体量巨大、纹饰繁多精妙为人称赏。元代为手工匠人提供相应的保障,使其对新事物的研发具有极大的热情。景德镇作为当时全国的陶瓷生产贸易中心,陶瓷工艺水平位于世界前列。在这种条件下,元青花发展迅速,釉里红数量却相对很少,原因就在于烧造的巨大困难。

          釉里红的烧造工艺与青花瓷极其相似,区别仅在于着色剂的使用和烧制条件的差异。青花瓷以氧化钴为着色剂,釉里红则是氧化铜,因为铜元素的不稳定性,致使釉里红的烧造成功率很低,民间有“十窑九不成”的说法。铜元素对烧造的温度要求极严,温度略高或略低都会失败,造成颜色消失,俗称“飞釉”。釉里红是在1300℃的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对温差的要求在10℃以内,在没有温度计的古代,只有经验非常丰富的窑工才能准确把握。

          “不怕穷就烧红”,祭红、郎红、釉里红这些烧制困难、成本高、传世少的红釉瓷器,存世佳品可谓凤毛麟角。其中创烧较早的釉里红瓷器,更堪称稀世珍品。因为烧制难度大,其烧造在历史上都是断断续续的,只在明初和清康雍乾时期才经历过一段辉煌。

          明朝对于瓷器的烧制有明文规定。《大明会典》“陶器条”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匠人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龙泉)等府烧造。”其他瓷器的烧制均有前例和定制,唯有釉里红,在洪武朝可以不按定制、不计成本烧造——这与朱元璋的尚红情结密不可分。

          皇帝的大力支持,让釉里红技术得到改进,在洪武朝发展到一个高峰,并呈现出鲜明特点。

          从发色来看,元代釉里红颜色灰白,这与烧成温度难以把控有关。洪武时期釉里红的红色则有艳红、深红和灰红三种。装饰技法方面也改变了元代釉里红以色块为主的装饰工艺,开始采用线描方法,或勾勒点染,或双勾填色,自如表现各种题材。纹饰多为花卉纹,主要是缠枝和折枝牡丹、莲花、扁菊花,扁菊花纹尤为多见。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瓷器往往体量巨大,以大盘、大碗、大瓶为主。而在其后瓷器发展迅速的宣德朝,釉里红瓷器反而从品种和数量上都远不及洪武朝。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碗,造型硕大敦厚,高10厘米、口径20.3厘米,体现了洪武时期釉里红造型巨大的特点。其纹饰也具备洪武釉里红瓷器特色。碗内外均以釉里红装饰,纹样布局严谨有序。口沿内外绘制的回纹,是明代瓷器常见的边饰,具有连续性和节奏感。内壁的缠枝扁菊花纹极具时代特征,菊花的花蕊画成椭圆形双线圈,内填网格纹,外围两层长圆形菊瓣,内层菊瓣为白色,外层菊瓣填色、留出白边,这种处理手法使花形清晰突出。内底双圈内的折枝牡丹纹与外壁的缠枝牡丹纹相互呼应,形成统一的装饰效果。

          此外,此碗的纹饰画工精细,线条细腻流畅,显示出高超的绘画技艺。虽然釉里红发色泛黑,花纹有晕散现象,反而增添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韵味。通体的开片现象,虽是烧制技术局限的表现,却也成就了这件器物不一般的审美特征。

          这件釉里红大碗由收藏家、文物鉴定专家申彦丞(1874—1960)捐赠。申彦丞曾任重庆云贵公所首事、江南会馆理事长,1956年被聘为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51年,其向当时的西南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之前身)捐赠书画、瓷器、铜器等各类文物6700余件,为重庆地区的文物收藏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77年,经专家鉴定,这件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碗断代为明代洪武朝,被评定为一级文物。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品部主任,图片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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