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神龙本（局部）
经典作品往往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能够凭借各样的复制手段裂变出一件又一件副本，成为书法学习者的临池法范和鉴藏者的箧中珍品，并被历代讨论。这种传承与传播方式显然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兰亭序》作为一件王羲之的手稿，真迹虽然早已失传但其诸多复制品依然在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对于《兰亭序》相关问题的研究甚至形成了“兰亭学”。然而，不同时代发展下，对于经典作品的复制与传播方式各有不同，本文以《兰亭序》为“锚”，探寻经典作品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流传之路。
目前所见《兰亭序》各种复制品文本均自“永和九年”起“有感于斯文”止，与《世说新语》所记《临河叙》文本不同，这些复制品行款一致显然有共同源头，但是否王羲之真迹多有争议。笔者重点并不在讨论《兰亭序》的文本和真伪问题，其祖本是否王羲之亲笔也并非本文论述重点，文中所指《兰亭序》为传世28行320余字的各类复制本及其祖本。因为目前这一版本系统图像最早能追溯到唐代，因此本文对传播过程的阐述从唐代开始。
唐：摹本和刻帖并行
唐何延之《兰亭记》云：“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构别体。”说明何延之所说赚兰亭故事中的《兰亭序》就是传世诸本的祖本。又云：“帝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4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这表明在贞观年间就有《兰亭序》的复制活动，此后《兰亭序》入葬昭陵，这也是日后所见各类复制本常冠以唐人临摹的重要原因。何延之又云：“今赵模等所拓，在者一本尚直钱数万也。人间本亦稀少，代之珍宝，难可再见。”何延之此文大约作于开元天宝年间，贞观年间所作的复制本已经十分稀少且价格昂贵，可以认为贞观时唐太宗敕命以所赚《兰亭序》为底本的摹本是《兰亭序》在上层权贵内部的小范围传播。但是从后世出土墓志和西域所出墨迹来看，《兰亭序》在唐代的传播显然并不局限于此。
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兰亭序〉与〈尚想黄绮帖〉在西域的流传》一文列举了多种西域出土《兰亭序》文本墨迹，其中即有唐人的临作。唐墓志中也有部分作品有明显师法《兰亭序》的痕迹，甚至部分字形几可谓如灯取影，如《刘德墓志》《许日光墓志》。无论是西域临本还是唐代墓志，许多作者并非权贵，而就其传播范围看，《兰亭序》在唐代势必存在能够进行更大规模复制和传播的手段。
拓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印刷品，在法书复制上虽然存在诸多缺陷，但在数量上更容易形成规模，进而产生更强的传播效应。《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二中载《秦皇东巡会稽刻石》一卷、东汉碑刻《熹平石经》三十四卷、三国魏《正始石经》十七卷，以上皆石刻而均称为卷，显然是拓本。又注曰：“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据以上可知，拓本至迟在隋代已经出现。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所立《集王圣教序》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字形采自《兰亭序》，因此《集王圣教序》也可看做《兰亭序》的一种特殊复制品，《兰亭序》中的字形很可能随着《集王圣教序》这一特殊载体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扩散。应当注意的是，《集王圣教序》虽然以石碑的形式竖立，但其摹、刻结合的制作手法已经和刻帖极为相似。
日僧最澄所著《比睿山最澄和尚法门道具等目录》中有“书法目录”，记录了其在弘仁二年（811年）纳给止观院的17种书法作品。其中《赵模千字文》《真草千字文》《台州龙兴寺碑》《王羲之十八帖》等均注“大唐石摺”，这说明在其使唐的延历年间中国已经有了刻帖。宋黄伯思《东观馀论》所载《十七帖》跋亦云：“右王逸少《十七帖》，乃先唐石刻本。”与立碑的目的不同，刻帖的制作就是为了传播、学习书法。而作为唐人眼中王羲之最重要作品的《兰亭序》在当时被制作为刻帖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宋代即有人以为《定武兰亭》为唐代刻本，南宋桑世昌所著《兰亭考》亦记录唐刻数种，但尚未发现可靠实物。
宋：刻帖成为主流
宋代法书复制同唐代一样，依然是摹本和刻帖并行，但刻帖已经成为主流。宋代刻帖蓬勃发展，官方刻帖、私家刻帖、汇帖、单帖等各种书法复制类型在宋代均已出现，《淳化阁帖》的出现和大规模翻刻标志着书法书传播的刻帖时代正式到来。此后直到清末影印技术出现，人们对经典作品尤其是晋唐名作的学习主要依赖刻帖和碑拓，到清代甚至王澍、翁方纲等书坛巨擘、士人官僚都少有直接学习晋唐墨迹的机会。
《兰亭序》在宋代以刻帖的形式进行了大规模复制。以至于《格古要论》云：“当宋未渡南时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十百本而真赝始难辨矣。”由此可知《兰亭序》在宋代的传播能力和影响力。“游相兰亭百种”即南宋宰相游似所集《兰亭序》拓本百种，有固定的装潢形式因而较容易辨认，今公私所藏可见数十种，是宋代《兰亭序》刊刻、鉴藏盛况的集中展示，胡世安《禊帖综闻》卷五所记较详。
这一时期的《兰亭序》刻本，其底本既有唐人临摹本，如《元祐秘阁续帖》所刻《神龙兰亭》；也有当时人的临摹本，如“游相兰亭”甲之二即高宗赵构临本。再经翻刻，工艺参差，以至于《兰亭序》在宋代形成了墨迹拓本均有、临本摹本并刊的复杂系统，单《定武兰亭》今日尚可见十数种翻本，大抵均有标志性裂痕但面目各有差异。宋代《兰亭序》的复杂局面催生了诸如桑世昌的《兰亭考》、俞松的《兰亭续考》等专门研究《兰亭序》的著作，后世依然有胡世安的《禊帖综闻》、翁方纲的《苏米斋兰亭考》等著作步武其后，亦可窥见《兰亭序》在书法史上的影响力。
《兰亭序》在宋代大规模的复制和流行有着许多原因：首先是刻帖勃兴的时代背景为《兰亭序》的大流行提供了技术可能；然后是长短适中的篇幅使得其既适合单刻成帖又不必花费过高成本，这是其区别于其他“二王”尺牍而能单独流行的重要因素；三是为唐太宗推崇后，《兰亭序》超然的书史地位在宋代已被普遍接受。此后直到影印技术出现，法书范本的复制基本是以拓本为主、摹本为辅，与宋代并无本质不同，故略过不表。
清末以后：印刷品成为重要传播媒介
近代以来，西方照相技术、影印技术相继进入中国，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印刷品以极快的速度取代了法帖拓本成为人们更为青睐的复制手段。
日本在明治时期已经大量使用影印技术复制书法作品，大正年间部分珂罗版印刷品已经十分成熟。在中国，早在1903年影印《铁云藏龟》便已问世，此后有正书局、艺苑真赏社、神州国光社、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采用影印技术印制了大量法书、碑帖。《兰亭序》也是这一时期中日字帖出版的热门，许多不同版本的《兰亭序》相继出版。有些底本现在已经不知所终，我们只能从印本一窥风采，如文明书局所印汪中旧藏《定武本》，此本后有李文田跋，此跋开“兰亭论辩”先声，在学术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无论制作周期、成本、还原度，影印本相对于拓本都有着较大优势。因此，印刷品成为此后近百年间书法作品传播的最重要媒介。启功先生夸赞影印范本“上真迹一等”，既能与原作一模一样还更方便学习使用，是“古人梦寐难求的”。
中国书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不仅在神州大地源远流长，还远播海外影响了日本和朝鲜半岛书法文化，完美诠释了鲁迅先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重要观点。中国书法入选“非遗”实至名归，以《兰亭序》为代表的众多经典作品依托深厚的文化和与时俱进的传播技术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