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 安然行摄
文化地标如同名人头衔或者知名商标，是一个城市或地区引以为傲的标志性符号。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和差异化建设的今天，文化地标简明、便捷和高效的特征使其成为地方文化建设中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也是很多地方政府十分热衷的项目。既然是文化地标，当然首先要有独特的文化属性，其次在艺术手法与视觉效果上要产生足够的话题效果、识别度和记忆度,无疑当是容文化性、艺术性和传播性于一体的佳构，要经得起社会各界及历史的检验。
可是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和评价所谓的文化性、艺术性和传播性？地标的文化属性及符号选择有无既定的标准？建设与否的决定权及优劣成败的评判权又归谁所有？不难发现，这些问题本身已经暗示了文化地标这一身份的确立几乎必然会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巨大争议。
“文化地标热”是近些年的事，但文化地标自古有之，长城、故宫、孔庙、黄鹤楼、岳阳楼、龙门石窟……这些经过了历史沉淀、为世人公认的文化遗存是毫无争议的城市文化地标。而某些“文化地标热”建设的决策者们对此却走入误区，似乎没有文化地标便不足以体现自己管理的城市或地区新的建设成果和人文精神面貌，不足以向外界展现自己的文化视野、历史雄心和艺术创造力。
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项目和贵州省独山县水司楼项目之所以引起舆论的巨大反弹，最终被住建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并予以通报批评，是整个社会长期以来对无数类似丑陋建筑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更是对其背后失衡的权力话语和畸形的文化观、审美观、价值观、政绩观的不满与担忧。从形式上看，巨型关公雕像等文化地标与一直饱受诟病的“中国年度十大丑陋建筑”并无多大区别，但相比“丑陋建筑”单纯的经济行为和艺术噱头，这些畸形的“文化地标热”更暴露出一个城市和地区的决策者令人担忧的历史文化视野和错位的发展理念，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长期而沉重的。
从动机上来说，“文化地标热”似乎无可厚非。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和文化名片，每个时代特别是重要历史时期树立属于自己的文化地标不但应该而且很有必要。故宫、孔庙、黄鹤楼、龙门石窟等等其实也是当时特殊的政治、宗教、文化和艺术的集中代表和“地标”性产物。以此来看，新时代文化地标的出现似乎是时代的必然。这也是为什么住建部强调坚决杜绝滥建文化地标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不是无差别地一概取缔。
既然谈文化、既然谈地标、既然谈时代，那么就以关公像为例看看这些所谓的文化地标在文化的代表性、地标的艺术性和时代的关联性上是否恰当。湖北荆州拥有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人文荟萃，名人辈出，楚庄王、孙叔敖、申包胥、伍子胥、屈原、宋玉、张居正等等，不胜枚举，而当地却偏偏选择了长期镇守此地的山西人关羽这一武将作为“迎宾先生”。可见决策者所看重的，与其说是文化底蕴，毋宁说是历史“流量”。从形式选择上看，如此巨大体量的关公像又是一种简单的造型思维，即依靠夸张的尺寸与体积带来的压迫感来强化大众心理暗示。更重要的是，如此的文化选择和艺术思维与荆州乃至全国的时代背景严重脱节，实在看不出这件劳民伤财的文化地标如何能代表今天的荆州。
一味向传统攫取，没有独立创造，缺乏积极进取，这不就是我们熟悉的“啃老”吗？这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当代人文不了解、不尊重的基础上，盲目自负和畸形政绩观的表现。“文化地标热”之所以变成某些地方政府乐此不疲的“啃老”行为，说到底是一种懒政和美育的缺位。这样的“文化巨制”，一则亵渎了传统、辜负了时代，是对历史和当下的不负责任；二则背离了文化艺术的美育使命，是对国家和民族的不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