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清末，我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每次疫情，都能让当时的社会为之颤栗。
中国古代百姓心中常有三大畏惧——战乱、鬼怪和瘟疫。
聪慧的炎黄子孙也在千年的对抗史中，摸索出了一条从巫鬼之术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战疫”之路。
上古大疫：送瘟神
我国有关瘟疫的最早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商代甲骨文时期。
《小屯殷虚文字乙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与天地沟通的巫师正在占卜，他所问有两件事，其一是这个瘟疫是否会蔓延开去？其二是商王是否感染瘟疫？可以想见当时的王城里应该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感染事件，以至于商王都有了被感染的风险。
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早前史家主要将孙刘联军的胜利归结于曹军不熟水性，但随着医学史料的挖掘，这场奠定历史格局的战役，其实与瘟疫大有关联。
孙吴联军攻曹，曹操船舰损失惨重，下令撤退。但奇怪的是，撤退途中，曹操下令把未烧着的船也一并点燃。
相关医学史的研究表明，彼时血吸虫病在赤壁地区传染甚广，这种疫病以水为传染源，从北方而来的曹操军队除了不通水性外，对这种瘟疫也知之甚少没有免疫。撤退途中曹操下令点燃的船，很有可能与防止瘟疫蔓延有关。这一点在他其后写给孙权的信里也得到了证实：“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有史料统计，东汉桓帝时期，全国人口5000多万，至三国末年，全国因瘟疫死亡人口以千万计。建安二十二年，一场席卷全国的大瘟疫更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悲惨局面，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就是巡逻军营、照顾士兵时染上瘟疫死的。东汉文学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有五人死在这场瘟疫中。东汉末期百余年成为我国历史上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之一。
此时，人们面对凶猛的疫情，只能归结于上天的惩罚，巫术与神鬼之说是从天子到民间都认可的解释。“瘟神”、“疫鬼”横行于世，当时最“科学”的战疫方式就是信奉除疫的神祇。《周礼》中记载：“方相氏，帅百隶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传说方相氏长得极其丑陋，瘟神见了他都只能落荒而逃。现在于西部地区还在流传的傩戏，也是古时方相氏驱疫病在当代的更迭演变。
而东汉末年的大疫，简单的民间信仰已经救不了被感染的民众，黄巾军的起势正是源于首领张角对瘟疫的救治。但其能以符水治瘟疫的消息，有着浓厚的神话和神秘色彩。讽刺的是，张角最后也因感染瘟疫而病死军中。
抗疫：催生中医理论
在与瘟疫的对抗中，催生了中医的核心理论。公元154年前后，蛰伏的瘟疫蓄势待发，河南南阳的张家娘子诞下一名男童，取名仲景。父亲张宗汉在朝为官，他本希冀儿子承袭自己的事业，却没想到他对医学情有独钟。10岁时，张仲景开始跟随同郡医生张伯祖学医。数十年后，张仲景医学大成，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其中总结的辩证论治原则，确立了我国中医诊治的灵魂。
“伤寒”一词，与我们现在说的伤寒略有不同，其主要症状为发热，并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实则是对各类疫病的指代。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到，仅仅十年时间，张氏家族就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中七成比例都是患上了瘟疫。《伤寒杂病论》中记载的三承气汤、竹叶石膏汤等，经后世沿用至今。
而后中医传承愈广，东晋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对天花、虏黄病(即现代所说的黄疸)、沙虱病(恙虫病)等传染病的治疗做出了贡献。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
隔离：国家力量介入
睡虎地出土秦墓竹简中记录了这样一段秦代传染病的“隔离”制度：一名正在接受筑城刑罚的犯人服刑还没有结束，却被发现得了麻风病，当地官员迅速将他转移到了一个叫“疠所”的地方隔离。这或许是出土文献中能见到的较早关于官方治理疫情的记载。
而正史中有关政府官方干预疫情的记录，则始于西汉。元始二年，京畿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疫病随之而来。汉平帝下诏：“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由政府安排专门的房子“隔离医院”负责医治疫病患者，这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关于公立临时疫病隔离医院的记载。
至南朝时期，有“六疾观”“别坊”等隔离机构。唐朝设有“病坊”，宋代设“安乐坊”，通常由中央政府视疫情分拨经费，由地方政府采购药物，招募僧人照料病患。
除了有效隔离外，自唐朝以来，由政府组织医疗力量救治，都是战“疫”决胜的根本保障。正统十四年，淮扬发生瘟疫，明英宗派了40多个太医奔赴疫区，救治百姓。而根据历史记载，官方对于疫情时期的“赐药”“颁方”都是免费的。
及至明清时期，“科学战疫”有了划时代的突破——人痘接种法的普及，这是人类战胜传染病“天花”的经典案例——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磨成的粉末吹入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进而获得天花的免疫力。史料显示，自明代开始，科学的种痘方法已经在民间开始使用。
因康熙帝自小的天花经历，他对人痘接种法的推广和普及产生了重要作用。自康熙帝开始，对天花的防治由单纯的躲避隔离变为多极防治结合。在他的倡导推动下，清朝天花防治更加系统化。
公共卫生：艰难起步
到了晚清，在和西方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开启了近代化的防疫历程，在防疫体系中，“公共卫生”的概念开始被接受和推广。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医学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此后在洋务运动中，特别是在北洋海军的建设中，西医学堂成为配套设施，这成为中国自主创办西医医院的肇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首个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卫生科设立，主管考核医学堂的设置、医生的考核，以及检疫计划、审定卫生保健章程等。1906年，卫生科升级为卫生司，隶属民政部，掌核办理防疫卫生、检查医药、设置病院等事宜。
卫生科(司)的设立，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制度性卫生行政的起步，卫生行政上升为国家制度。
在国家卫生行政机构设立不久，1910年末东北暴发鼠疫传染病。华人医生伍连德第一次在中国全面应用现代公共卫生的理论和方法扑灭了这场大瘟疫。事后，清政府组织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34位代表参加，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为此后的国际防疫合作奠定了基础。另外，清政府颁行中国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要求各省“嗣后遇有防疫事件，即行一体遵照”。至此，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但在清末以及之后的动荡时代中，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大多时候是作为纸面规划，无法实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步建成了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建立健全传染病领导防治机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参考文献/
1、郑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2、王文远《古代中国防疫思想与方法及其现代应用研究》，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论文
3、王玉德《试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江汉论坛》2003年第9期
4、邓田田《历史上的战“疫”良方》，《学习时报》2020年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