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公陶文
许永杰: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先后在甘肃省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工作。现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1992年1月2日上午,山东邹平丁公村一村民在为考古队清洗陶片时,发现一块刻有文字的大陶片。这一发现立即引起考古队的高度重视,马上对出土该陶片的1235号灰坑进行认真核对,包括层位关系、出土遗物以及与相关遗迹的关系等,确认该陶片为龙山时代晚期遗物。
据报道,丁公龙山文化文字,系刻在一件大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内面。陶片上现存文字计 5 行 11 个字,右起第一行为 3 个字,其余 4行每行均为 2 个字。这 11 个刻字,笔画比较流畅,个个独立成字,整体排列比较规则,刻写也有一定章法,显然已经脱离了刻划符号和文字画的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
丁公龙山文化陶文距今约4200年,比小屯商代晚期甲骨文还早800多年。这一发现在考古学界和古文字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由于刻文陶片是在整理时民工发现的,脱离了第一发现现场,所以有学者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针对学术界的争论,《考古》杂志社专门组织相关的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搞了一个笔谈。笔谈中,张忠培、严文明、邵望平等几位具有相当田野经验的考古学家,都肯定了该陶片的真实性。但是,这陶片上的刻符是不是文字,是怎样的文字?虽然专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大多倾向认为是文字。
史学家田昌五认为:陶片上的字有象形字,也有会意字,由于是刻在陶器上的成组文字,建议称为“陶书”。
考古学者严文明认为:陶片上的有的字是象形字,有的字像是专为语言中某些难以用形象表达的词而造的字,与纳西族的东巴文比较接近,已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
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认为:从陶文的章法布局、笔画笔顺上看,应是自右向左读;陶片上的文字有几个是象形的,右二行第1字似有尾猿猱形;有的字像是形声字,如右四行第1字似心左似刀;后世文字有正体、俗体之别,丁公的陶片文字或者就是当时的俗体。
考古学家张忠培认为:鉴于此前在良渚文化的余杭南湖陶罐和澄湖古井鱼篓形罐上,也发现过在烧后的陶器上刻划图案或符号的先例,可以认为,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在创造着文字。经过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商人可能吸收了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居民的发明,把中国文字推进到甲骨文阶段。
考古学家俞伟超认为: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龙山文字和商代的甲骨文,即使有相似之处,却不见得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龙山文字和商代甲骨文,很可能是两种文字。
古文字学家高明认为:它是为了表达某种意愿而刻,反映了当时人的意念和语言,是已被人们淘汰的古文字。
古文字学者裘锡圭认为:这些符号显然不是图绘,也不是无目的的任意刻画的产物。它们大概也不会是跟语言毫无关系的一种表意符号,不然为什么会有11个符号排列有序地刻在一起呢?另一方面,从遗物的时代和符号的形式来看,它们也不可能是成熟的文字。所以它们大概是一种原始文字,并不是一种处于向成熟的文字发展的正常过程中的原始文字,而是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
有些学者还基于对商周文字的知识,尝试对陶文释读。如第一行第1字,严文明疑是“鸟形”;第一行第2字,李学勤释“父”;第一行第3字,蔡凤书释“以”;第二行第1,王恩田释“夋”,陈公柔释“夒”;第二行第2字,李学勤谓“似为有角的走兽形”;第三行第1字,李学勤谓“似顾首短尾的动物”……
丁公陶文的出现是有其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的。1991年秋丁公遗址的第四次发掘中,发现一座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邹平丁公城址与寿光边线王、临淄田旺、章丘城子崖三座城址,东西一线分布在鲁北地区,彼此相距约40——50公里,每个城址控制范围约方圆百里,与周初小国的疆域相若,应是一个方国。龙山时代晚期已经进入夏纪年,夏代是一个方国林立的时代。丁公陶文和城址的存在,表明丁公居民已进入文明时代。
继丁公陶文发现之后,1993年4——6月,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也发现一块陶片陶文。与丁公陶文一样,龙虬庄陶文也是刻在陶盆口沿残片的内壁上,共8个文字,分左右两行,左行4个类似甲骨文,右行4个类似动物图形。发现者认为其属南荡文化遗存,其年代约为龙山时代末至夏初,比丁公陶文略晚;与以曲线为主的丁公陶文相比,而更接近成熟的甲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