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 顾恺之 《洛神赋图》（宋摹本） 局部 （图为故宫博物院藏品，由作者拍摄）
我是为“典则”而来的。唐人窦蒙说：“从师约法曰典，可以传授曰则。”这句话，就印在展览入口处。
九月，故宫，一个澄明的上午。阳光低低地掠过琉璃瓦，洒在朱红的门扉上，清亮而温煦。我走进文华殿，仿佛走进了一个浩瀚的、无言的、由纸与绢缀成的璀璨星座。
“典则：唐宋书画展”分为两期、五个单元，绝大多数是一级文物。我看的是第一期——唐、五代时期的作品。从“东晋南北朝：典则初立”，到“隋唐：法度恢弘”，再到“五代：承唐启宋”……一路徜徉，沐浴着辽阔而深沉的文明光辉，我这个后学末进的当代诗人，唯有沉醉。
一
第一件与我照面的，是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卷。前隔水处，明项元汴题签“褚摹王羲之兰亭帖”，字迹清雅。我注意到诗人范仲淹的题跋，一笔一划，字字郑重。连放诞的米芾在帖后的题跋，也不是惯常的八面出锋笔法，而是端肃地逐笔写来，透着一份虔敬之意。
王羲之永和九年那场醉后的挥毫，确立了行草范式，开辟妍美新风，只是可惜真迹湮灭于岁月风雨。我们今日所见，皆为摹本，是后人隔着漫漫时光的遥遥致意。而褚遂良的这卷摹本，确为摹本中的精品。他摹的不只是字，而是一个久远的春天——那群诗友一觞一咏，留下对生命与青春的浩叹，也留下书法史上的一段难忘逸事。
所谓“典”，是褚遂良从王羲之那里学来的笔法；所谓“则”，是他把这笔法传授给后人。范仲淹的郑重留言、米芾的端肃题跋，不正是“则”的延续吗？这份郑重和端肃，是“典则”至深的尊严。它不是死的规矩，是活的流衍。
我站在文华殿，像站在一条河的下游，看见上游的活水，缓缓在流。
二
第二件，是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画的是诗人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离别。卷头有乾隆的《题顾恺之洛神图》：“赋本无何有，图应色即空。传神惟梦雨，拟状若惊鸿。子建文中俊，长康画里雄。二难今并美，把卷拂灵风。”
我在画前驻足，看洛神在水上翩然远去。曹植垂袖而坐，目光含愁……啊，洛神！一个永远追不上的幻影，一个词语无法抵达的远方。她就藏在那“高古游丝描”的绵长线条里，藏在那一抹褪了色的苍翠里，成了一种“典则”——这是所有美好事物终将消逝却也因此而永恒的真义。
据说，这一画卷也是宋摹本。可我想，宋人摹顾恺之，不也正像我们今日隔着时光去读宋人吗？天地悠悠，总有一份美好，值得这样，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反复地、郑重地回味与怀想。
三
第三件，是旧题韩滉的《文苑图》卷。画上是四位诗人在王昌龄江宁县丞的琉璃堂古松下唱和吟咏。一人倚松凝神，一人抚石寻句，一旁有童子研墨。左边另有两人闲坐石凳，摊卷交谈。形貌、气度，都生动鲜活、神采飞扬——尽管我猜不出哪个是王昌龄，哪个是岑参，哪个是刘眘虚，哪个是李白。
画家画的是“文苑”，是文人的欢聚，是诗人灵魂里的原乡。恰恰是这个寻常的瞬间，成了“典则”，融入那些散淡的、温柔的、缓慢的时光里。画中人的神情，有一种专注的松弛和从容——诗在心头，人在世间。
四
第四件，是传为唐代陆曜所作的《六逸图》卷。画的是汉晋间马融、阮孚、边韶、陶潜、韩康、毕卓六位高士的逸事。人物造型古拙，神色闲畅，线条细劲，设色清雅。他们都是“逸”——逃出尘世常轨的人，活成自家模样的人。六个面目，六种活法。我最喜欢的是诗人陶潜，卷上画的是“葛巾漉酒”的美好一瞬。体胖有须的五柳先生科头坦腹地坐于地上，双手正持着葛巾，专注地等待着童子把酒瓮中的酒液倾倒下来。陶潜的光脚旁边放着笔砚和正在书写的诗稿，所题正是《饮酒·其五》，只是将“悠然见南山”写作“悠然望南山”，“欲辨已忘言”写作“欲辨已无”（“言”字脱漏），与现在通行版本稍有不同。
《六逸图》中的其他逸人或坦卧吹箫、或吹火蜡屐、或腹笥昼眠、或辞招卖药、或瓮下盗酒，各有风采，气度不凡。这也是一种“典则”吧？它不宏阔，不显赫，不“从师约法”，不“可以传授”。比如陶潜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比如毕卓“右手持酒卮，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他们仿佛在说：有一种“典则”，非由授受，却出于抗拒。抗拒被传授，抗拒被驯化，抗拒成为他人眼中的“典则”。这种“抗拒”，本身就是一种更幽深的“典则”。
五
第六件，是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唐大和九年（835年），杜牧为旧识歌女张好好的遭际所动而写飘零、写歌哭、写聚散，笔势起落如低咽、如长叹、如悲吟……和我一起参观的一位书法家，评价杜牧墨迹线条拘谨，认为相较而言，终归是文人字罢了，不如历代书法大佬那般挥洒自如。但作为杜牧的诗人同行，我却对墨迹生出一种异样的感怀与枨触。杜笔的顿挫抑扬，不正是写到“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之时，喉间那一瞬的无语凝噎么？
杜牧写了那么多诗，可他的书法，只有这一卷留了下来。这里有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杜牧。不是因为它契合了某家书体，而是因为它无从取代。
杜牧书法的拘谨，或许恰恰是另一番诚恳。而这份诚恳，在千百年后，依然有人领会和回应。墨卷的末幅，就是近人张伯驹先生的题跋。一首《扬州慢》，宛如一场隔世的酬答：“秋碧传真，戏鸿留影，黛螺写出温柔。喜珊瑚网得，算筑屋难酬。早惊见、人间尤物，洛阳重遇，遮面还羞。等天涯迟暮，琵琶湓浦江头。 盛元法曲，记当时、诗酒狂游。想落魄江湖，三生薄幸，一段风流。我亦五陵年少，如今是、梦醒青楼。奈腰缠输尽，空思骑鹤扬州。”张先生因为收藏杜牧墨迹自号“好好先生”。1956年，他将《张好好诗》卷捐赠国家，入藏故宫博物院。他的这篇跋词，令我动容的是这样两句：“我亦五陵年少，如今是、梦醒青楼。”他显然是把自己也放进文字里了。他不再是那个富家公子，而是一个同样历经盛衰、拥有过也失去过的人。那些隔了光阴的、追不回的遥望，说到底，都是同一个梦：对美好之物的眷恋，对逝去之时的怀想。而这眷恋与怀想，恰恰是“典则”最动人的温热。
六
还有几件与诗人相关的墨迹，各自带着一段诗心的回响。
欧阳询的《张翰帖》，写的是西晋诗人张翰的逸事。张翰因见秋风起而思念吴中莼菜、鲈鱼，遂弃官归乡，“莼鲈之思”也由此成了后世士人挂冠归去与故园之思的经典意象。欧阳询以刚健峭拔的笔力，写下这段轶事。一个诗人因一种诗意的冲动而名传后世，一个书法家又以笔墨把这段奇异经历定格下来。所谓“典则”，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刹那的、沉实的定格吧？
杨凝式七十六岁时所书《行草书神仙起居法帖》卷，则是五代乱世里的一缕萧散出尘之气。杨凝式“长于诗歌，善于笔札”，相传“遇山水胜概，辄流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这件《法帖》记录的是从焦上人尊师处所得的起居养生法，笔势纵逸，章法跌宕，法度谨严，格调奇崛。诗、书、养生，浑然一体。他自信地吟唱“行之不厌频，昼夜无穷数。岁久积功成，渐入神仙路”——乱世里的人，把肉身当作最后的丘园来耕种。
另外，传为颜真卿手书的《湖州帖》也赫然在目。此帖为一通信札，讲述湖州地区发生水灾、百姓得到安抚一事。但也有专家认为是宋人仿本。颜真卿书名很盛，这通书札与诗人身份牵连不深，但《全唐诗》特别收存颜诗一卷。前人称赞“悉综古调，颇尚格气”“旷世之情，优入三昧”，颜真卿确实是一位诗人。一个能把水灾写得如此平实的人，一个能被后人仿得如此传神的人，他的“典则”，也许就落在这份平实里，也落在这份传神里。
七
走出文华殿时，已近正午。琉璃瓦上泛着一层薄薄的金色。天很好，蓝天上飘着几朵素洁的云彩。我回头看了一眼，文华殿静静地立在那里，如一册刚刚合上的旧帖，无言而安然。我在心里问自己，看了这一上午，究竟什么是“典则”？“颜筋柳骨”也好，“颠张醉素”也好，雄强、恢宏也好，典雅、精致也好，这些典则都不是表面上的“流量”数据，而是向上承续古人的智慧、向下绵延文脉的薪火。其中有对真实的表达，有对美的追寻，有对人的感喟——纸会朽，墨会淡，可它承载和倾吐的情愫，是不朽的。那些画者、书者、诗者不倦地画着、写着、唱着。他们并不知晓自己会否成为“典则”，却只是孤独地、笨拙地、恳切地、坚持地做着自己罢了。
最后，我写了一阕词，聊记所见所感。
南乡子·观“典则：唐宋书画展”
秋日访文华。满壁琳琅簇异葩。一脉江河源汩汩，淘沙。典则原从烽燹赊。
残楮记烟霞。聚散人间真赝哗。千载如瞻松上月，堪嗟。圆缺晴阴国与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