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僧”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他们不仅具备宗教身份，更重要的是在艺术创作中体现出独特的精神追求和美学理念。也有一些诗画僧以诗画为缘，与当时名士品鉴唱和，大大融合了禅与文学及绘画的关系，其诗画作品就已经和佛教与文学艺术产生关联了。
书画僧群体作为中国美术史上的独特现象，据《中国历代书画僧录》所记，自三国至清代，这个群体大概有二千七百六十余人。这个群体成了禅艺双修的觉醒者与实践者，为中国书画艺术的道统增添了无可替代的方外之光。 三国孙吴时期的高僧康僧会，世居天竺，后于赤乌十年到建康。康僧会博学多才，译经弘法之余，还擅长文翰，也有一定的书法造诣。西晋时期的于道邃，16岁出家，师事于法兰，兼通内外之学，还擅长医术，尤其能书法，其书札优美。东晋时期王羲之交往甚笃的文友高僧支遁，二人同属“兰亭雅集”核心圈层，常切磋玄学、书法与佛理。而在永和九年的兰亭集会，众人临流赋诗，支遁以玄佛交融的诗句参会，王羲之阅后赞其“清言入妙，诗境超尘”，还主动提笔为其诗作誊写，传为“僧诗书圣写”的佳话。后来，王羲之特为其书写《道德经》，笔势灵动飘逸，支遁视若珍宝，常挂于庵堂。还有东晋僧人山阴僧，具体里籍姓氏不详。其书法水平极高。慧远法师，也是东晋雁门娄烦人，本姓贾，后从道安法师出家。慧远工诗能画，明代杨慎曾提及慧远画有《江淮名山图》。南北朝时期著名写经僧安道一，相传《泰山金刚经》等摩崖石刻书法为其所书，其书法风格雄浑宽博，对后世榜书艺术影响深远。他们均以“禅玄交融、以艺载道”，既融玄学“自然”与佛教“空寂”，又以笔墨作为修行与弘法的方便。 这种维度成了魏晋南北朝书画僧的艺术思想体系。在此期间他们的书画不再是纯粹审美，而是禅定、观照的载体，如写经僧抄经时“心手合一”，绘画僧绘佛像是“观像悟道”， 而追求笔墨与修行的统一。笔墨重在“自然天成”，不刻意雕琢。又承佛教“色空之辩”， 其画风、书风清简空灵，弱化具象、突出意境。笔墨含禅理逸趣， 面向信众，风格通俗易解，形成“清逸而不晦涩”的独特气质。
一
隋唐是书画僧发展的开创期，核心代表以书法僧为主，个个造诣深厚。其代表：智永，王羲之七世孙。书法专攻“二王”，创“永字八法”，代表作《真草千字文》，是后世楷书、草书的入门典范，对初唐书法影响极大。怀素，草书大家，俗姓钱，幼年出家。以“狂草”闻名，笔法瘦劲奔放，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代表作《自叙帖》《苦笋帖》是草书艺术的巅峰之作。 贯休，诗、书、画三绝，俗姓姜。绘画擅画罗汉，形象奇古夸张(“胡貌梵相”)，代表作《十六罗汉图》。还有亚栖，擅草书，主张“书之妙道，神采为上”，著有《论书》一篇，对书法审美有深刻见解，其书风豪放洒脱，受怀素影响又有创新。
宋元时期是中国禅书画的鼎盛时期，书画高僧作品既有禅意风骨，又融时代笔墨，禅书画的表达，是书画僧修行的艺术呈现，这个群体甚至重塑了宋元艺术审美格局，将“禅”理融入笔墨，提出“写意传神”理念，以简笔、逸气替代精工，让文人画从“状物” 转向“寄情载道”，奠定后世文人画核心审美。 其书法代表禅师有圆悟克勤、大慧宗杲、兰溪道隆、无准师范等，他们留有大量传世墨迹书法作品。其绘画代表人物有：巨然，五代宋初画僧，师法董源，擅山水。画风淡墨轻岚、意境幽远，创“披麻皴”写江南山水，代表作《层岩丛树图》， 与董源并称“董巨”，奠定南派山水基础。惠崇，诗画双绝，擅小景山水与禽鸟。画风清新淡雅，多写“寒汀远渚”之景，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便是题其《春江晚景图》，开创文人小景画先河。法常，禅画大师，俗姓薛。绘画题材宽泛(山水、花鸟、人物)，笔墨简练纵逸，善用减笔写意传禅理，代表作《老子图》《松猿图》，影响后世文人画审美。梵隆禅师是南宋著名高僧，是南宋早期禅逸画风的代表人物；字茂宗，号无往，浙江吴兴人。梵隆擅画佛像、人物，师法李公麟，笔墨略到而远意有余，存世作品十分稀有：有十六应身图、罗汉渡海图。雪窗普明，著名画僧，擅山水、墨竹。山水师法郭熙，笔墨精工又含禅意；墨竹清劲挺拔，是元代墨竹画的重要代表，作品兼具写实与写意之妙。温日观，擅画葡萄，独步画坛。
延续到明末清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禅书画开始意向变革，黄檗宗代表的禅师皆擅长书法绘画，尤以费隐通融、隐元隆琦、东皋心越、即非如一、木庵性瑫为代表。“明末清初五僧”(担当、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成为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在明清易代的时代背景下，都遁入禅门选择了特殊的修禅生活方式，将人生的苦闷和理想寄情于诗文书画，创作出充满个人强烈情感的禅书画作品。
明清朝代的更替易主，对书画僧群体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末文人士大夫等遗老，普遍以不仕清廷为高洁，这个群体，或隐迹山林著书立说，总结存亡经验教训，或对佛法表示兴趣，并以佛教思想作为精神。这一时期催生了一些削发为僧，直接进入佛门，成为“逃禅者”。
这种遗民心态在书画创作中得到了深刻体现。担当、石涛、朱耷、髡残、弘仁五位书画僧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遁入禅门，选择了特殊的生活方式，将人生的苦闷和理想寄情于诗文书画，创作出充满个人强烈独特面貌的艺术作品。他们通过书画抒发着自己内心对人生充满悲愤和抵触的生活态度。但同时也进一步树立了强大的自信和乐观向阳的创作方式。表达对故国的眷恋情怀。明清书画僧的核心艺术思想体系，重点探讨其“以禅证艺，以艺载道”的哲学内涵，分析其与传统儒家、道家思想的交融，以及在具体创作中的体现。
明清书画僧的艺术思想建立在深厚的哲学基础之上，体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特征。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禅宗思想的浸润下，将儒释道三家合流，把中国哲学推向了高峰，也催生了中国艺术高维的艺术觉醒。这种思想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元代诗僧释大诉在画评中阐述：“以书画为佛事”的佛禅文艺思想，以“万法皆空”与“如幻三昧”的佛理消除尘世杂虑和叨扰，将书画技艺视为修习佛法的方便法门，由此证入佛禅圆觉清净之境。他的思想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但最终归属于佛教，体现了典型的三教融合特征。
明清书画僧在艺术创作上形成了鲜明的反对摹古，师法自然的理念。则更关注的是精神内涵及哲学特质。他们竭力发挥着艺术的创造性。担当以少胜多，石涛奇肆超逸，朱耷简约精练，髡残苍拙淳雅，弘仁高简幽旷。画风对扬州八怪及后世文人画有较大的影响。
明清书画僧的美学追求集中体现在空灵的心性表达上。他们秉持“自觉”思维来创作。以极具个性的风格、简略的形式、生动的笔墨来表达禅意，用自然山水呈现心性解脱的禅境，将禅意与绘画相融合，形成独特的禅画风格。
二
明清书画僧的艺术创作与禅悟体验密切相关，体现为“观心”“直觉”与“顿悟”三种代表性心理状态。“观心”“直觉”与“顿悟”即是禅与艺术在探寻生命本源之路上所历经的三种代表性心理状态。其中，“观心”“正念”之于禅宗是一种摒除杂念、开悟顿了的前期修炼法门，旨在涤荡凡心，主“定境”之用。“直觉”是继“观心”之后的更深层心理状态，它在禅修中表现为一种超越世间逻辑，以瞬间直感、整体观照方式去体认事物本质的思维能力。艺术审美活动中的直觉与禅的直觉具有相似的功能表现，兼具一定的创造性特征。“顿悟”是禅门明心见性的最后一道门槛，在艺术审美活动中亦是一种审美心理的巅峰体验。通过对担当、石涛、八大山人、弘仁、髡残明清典型画僧群体艺术风格的简述，揭示明清书画僧艺术思想觉醒独特价值和深远影响。
担当的书画艺术的意蕴和风格远在明清其他书画僧之上，其风格简墨淡笔，落落大方，禅机典雅，活灵活现，富有强烈生命力量，一语点破。山水画造型夸张，冷峻荒寒且高古。墨精笔妙，其用笔以少胜多，单纯简洁，形神兼备，意在画外。书法作品放下执着，不受古法约束，豪迈奔放，天马行空。受禅思想渗透，山水画作品禅意空灵广博又兼具文人的孤高气节，营造出静穆超脱的氛围。
石涛其艺术思想集中体现在“一画论”中。石涛的“一画”既是观念思想，也是实践方法，体现的是“知行合一”的治学态度。石涛从“辟混沌”的哲学高度提出绘事如同“鸿蒙初开”，艺术家的“真性”是“一”，由这个“一”流转出丘壑无尽、幻化无穷，此说根植于禅宗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想。他主张“笔墨当随时代”和“借古以开今”，强调对大自然要有真切的艺术感受，在艺术创作时要“我自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这一理念，在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苦瓜和尚语录山川章》之中，原句是：“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这句话不仅说明了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应具备的精神与态度，同时也体现了石涛对于山水画题材的独特理解，更是指明了创作在具体过程中的实践方向。
八大山人的艺术风格奇古，融合了特殊的个人经历、情感与传统技法的创新结合，浪漫而又充满激情。花鸟画方面夸张变形，富有象征寓意。笔墨精炼老道，用笔苍劲圆秀，墨色浓淡干湿变化丰富，以少胜多，追求“笔简形具”。八大山人的绘画作品描绘对象少，《安晚图册》中，有的一幅画就只有单独的一条鱼、 一只鸟、 一朵花、 一个果等，耐人寻味；笔墨少，往往是寒寥几笔、一挥而就，《传繁写生册》中，勾画简单， 或是一枝挺立、 一花独放，或是一叶成眠、 一鸟孤栖，充满了浓浓的禅意。山水画方面，多取荒疏萧索之景，剩山残水间透出孤寂心境，意境冷寂苍凉。借鉴黄公望、倪瓒的萧散风格，又融入自身孤愤情绪。书法方面宗法二王，兼融石鼓文和汉魏碑刻古朴之气，以秃笔作书，线条神秀俊朗，金石韵味具足。结构欹侧多变，笔画刚柔相济，与绘画风格相呼应，体现其孤傲不羁的个性。将国破家亡的悲愤、遗民的孤寂转化为含蓄的笔墨语言，以冷逸、超脱的表象，抒发深沉的家国情怀。
弘仁作为新安画派的奠基人，其艺术风格以高简幽疏为主要特征。个性“少具孤性，不屑时宜”，绘画取法于元末明初倪瓒，注重“师法自然”。其画高简幽疏， 画风冷峻、凄清，有一种来自自然山川的清新气息，与禅宗空净寂寥的意境相呼应。弘仁的艺术思想还体现在 对“清凉”画境的营造上，以瘦劲简洁的风格、“淡无可淡”的笔墨表达禅意，对金陵画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髡残的艺术风格以苍劲凝重为主要特征，体现了其深厚的禅修功底。“僻性耽丘壑”“泉石在膏肓”，一生 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历山水中度过。他的绘画取法于元 代黄公望、王蒙，喜欢用“渴笔”“秃毫”作画，风格 苍劲、凝重，在用墨上浓淡墨色并举，有一种苍茫浑厚之美。髡残的禅修精深在其题画中得到体现，主张表现“心境一如”的修行境界，其作品在“清初五僧”中独具热烈蓬勃的温暖感情。
上述书画僧群体的历史贡献，更在于他们为书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强大推动作用。乱世之中，寺院成为传统文化的庇护所，书画僧们以寺院为载体，保存、传承了珍贵的书画技艺与审美理念，成为连接宋元与近现代艺术的重要桥梁。他们革新的创作理念与审美取向，打破了明清画坛的沉闷格局，影响了后世文人画的发展方向——从扬州八怪的个性张扬到近现代书画的创新探索， 都能看到他们的精神印记。而其“师法自然”“彰显个性”的创作原则，至今仍是艺术创新的核心指引，为当代艺术摆脱程式化、商业化的困境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三
明清书画僧中的弘仁与新安画派有着密切的地域关联。弘仁(渐江)作为新安画派的奠基人，与查士标、 孙逸、汪之瑞一起被称为“新安派四家”，这一画派在当时画坛颇具影响。他们四人都是歙县、休宁两地人，两县于晋唐时属新安郡治，故名“新安画派”。
新安画派的艺术特征与明清书画僧的思想理念高度契合。画派成员大多宗法元代倪瓒、黄公望两大家，笔墨简淡清逸，线条遒劲，爱写生黄山，画云海松石之经。新安地区画家素有宗尚倪瓒和黄公望的传统，喜用干笔渴墨表现冷逸清寒的境界。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新安画派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地域文化对艺术风格的深刻影响。在艺术传承上，“五僧”与新安诸家的绘画一样近学董其昌，上溯元四家，继承了前贤优秀笔墨艺术的传统。
明清五画僧的艺术觉醒，不仅体现在创作理念的革新上，更在于他们为书画艺术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摒弃了世俗书画的功利追求与华丽藻饰，以淡泊名利的心态专注于内心世界的表达，让书画成为寄托情志、安放灵魂的媒介。这种“艺术为内心而作”的纯粹性，为后世艺术树立了精神典范，警示着艺术创作始终要坚守本心、远离俗化。同时，他们在传承宋元书画技艺的基础上，大胆突破传统边界，将禅理、自然观与个性表达深度融合，丰富了“书画同源”“写意美学”的内涵，完善了中国书画的艺术体系。
由上述可见，在明清交替的乱世风云与文化变局中，以“五僧”为代表的书画僧群体，挣脱了世俗礼教的桎梏与艺术仿古的窠臼，在青灯古佛旁完成了自我艺术觉醒，既为中国书画史立下不朽的艺术标杆，更以独特的精神内核为传统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既是对传统书画的革新与超越，更是对艺术本质的深刻回归。 他们以禅心为基、以笔墨为媒，坚守内心、追求本真的精神，不仅成就了自身的艺术高度，更让中国书画艺术在传承中焕发出蓬勃生机，这正是书画僧群体穿越时空的精神魅力与永恒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