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 笑和尚图 68×45cm 1984年
题识：笑和尚图 大肚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便笑 笑世上可笑之人 童年在寺院见有此联语 一九八四年岁次甲子大暑可染写于渤海之滨 钤印：延寿 白发学童 李 可染
20世纪40年代的李可染，恢复了对中国画的研究与创作，其人物画以独特的艺术个性在画坛引起郭沫若、徐悲鸿、齐白石等艺术大家的赞赏。他创作的《荷净纳凉》《洗桐图》《执扇仕女图》《午睏图》等显示出独有的审美表达和笔墨处理。如老舍所惊叹：“内心与灵魂都由他们的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可笑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其人物画以迅捷飘逸的线条、简约豪放的造型，巧妙融入西方漫画的人物表现手法，为传统水墨注入了鲜活的生命气息，实现了传统文人画在现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
20世纪50年代后，李可染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山水画的革新之中，但人物画创作并未沉寂，不同时期均有精品问世。1958年《观画图》，1962年《赏荷图》《钟馗送妹图》，以及1982年《苦吟图》，1984年《笑和尚图》（李可染艺术馆馆藏作品）等。
《笑和尚图》此画题跋道出童年寺院记忆：“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这弥勒化身早已褪尽宗教偶像光环，化为一位袒胸露腹、叉肚仰天、自在开怀的平民化僧人。画风亦一洗早岁线条勾勒，代之以阔笔直抒，如被山风鼓荡，在迅捷中透出豪放洒脱的气韵，这种根植于中国民间、充满韧性与乐观的生命哲学，以最朴素又最强烈的视觉形式呈现于画卷之上。作品通过简约而夸张的意匠，塑造出幽默乐观、和善大度的艺术形象，此笑面袒腹的和尚，何尝不是李可染本人胸襟豁达、性情幽默诙谐的精神自画像！
李可染的艺术血脉深植于家乡徐州的沃土之中。13岁于快哉亭拜师钱食芝的启蒙，以及30载家乡生活的深刻记忆，都在他的艺术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晚年的他深情题写“我爱徐州”“我爱家乡徐州”，为戏马台挥毫“大风歌”，从古彭大厦到泉山植物园碑刻，从汉画像石艺术馆到云龙山摩崖石刻，其墨迹如不灭的文化印记遍布徐州街巷。徐州的风物人情，早已内化为他艺术创作中最朴厚温暖的底色，使他笔下的牧童、渔夫、笑和尚等形象，皆带有这片土地赋予的质朴生机与豁达性情，地域文化的“地方性知识”，正是其艺术呈现“中国气派”的活水源泉。
书法一道，李可染自谦为“余事”，然沈鹏慧眼洞见：“从笔法与结构的最抽象原则来说，书法不仅不是余事，而是可染艺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了。” 1985年，李可染所书对联《书成焦叶文犹绿，吟到梅花句亦香》，充分展现了他“人书俱老”的艺术境界。数十年的笔墨磨砺，金刚杵化绕指柔，笔力兼具千钧压顶、开山裂石般之雄强，又含烟云海涛之韵致；浓墨饱蘸，干湿对比强烈，营造出“干裂秋风、润含春雨”之意境；结体方中寓圆，字势开张，行笔如锥，深含篆隶古意。“白发学童”的艺术探索，早已超越技法层面，成为其心性、学养、意志力的外化呈现，更是人格力量的直接映照。其书法中浑厚的骨力与浓淡交辉的墨韵，正是他山水画中“黑入太阴”的积墨法与“为祖国河山立传”的宏伟气象在另一维度的同源共振。
李可染晚年以“东方既白”寄寓对中国艺术未来的坚定信念。回望其艺术生涯，从早期人物画的生机勃发，到山水画的雄浑再造，再到晚年艺术风格的返璞归真，其艺术演变轨迹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中国画现代转型的独特路径。他从未以西方写实体系为圭臬进行简单置换，而是选择在传统笔墨精魂深处开掘现代性——无论是人物画减笔精神的创造性转化，还是山水画中积墨法的交响式拓展，抑或书法中金石气质的现代表达，皆致力于让古老的笔墨语言焕发出新时代、新情感的生命力。李可染的艺术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画的现代性绝非与传统断裂，恰恰是在对传统最精粹部分的创造性转化与对脚下土地最深沉的凝视中得以重生。他挥毫写就的“东方既白”，不仅是对民族文化复兴的信念，更揭示了一条中国艺术走向现代性之路：根植于传统精神内核，直面时代精神脉搏，终能成就一个具有深厚本土根基又面向未来的崭新艺术境界。
芦伟（李可染艺术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