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工作者的责任远不止创作本身”
——专访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上海市摄协副主席敖国兴
在前不久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开幕式暨第十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上海市摄协副主席、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摄影艺术工作室主任敖国兴获得第十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艺术摄影类奖项。在艺术节期间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奖者作品展”中，敖国兴的3个系列作品《风之谷Ⅱ》《欢乐颂》《新山水》备受关注。观众纷纷在其作品前驻足观看，随着作品进入关于时间与空间、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山水”意象的思考。日前，敖国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他的摄影艺术经历、体悟及对摄影艺术教育的思考。
中国艺术报：您对摄影有着长达30年的探索，这次参评获奖的3个系列作品是您摄影创作思想的集中体现。请介绍一下这3个系列作品的创作初衷和特点。
敖国兴：具体来说，这些作品共同探讨的问题可凝练为：时间与空间之于生命与文化的意义。我一直强调，存在并非静态，而是时间性的展开。在获奖作品中，我以极其客观的摄影语言呈现3种人造物的存在模式：游乐场、动物标本和人造山石景观。对客观的把控则致力于为这些熟悉的事物增添陌生感，将当下与历史、与未来相互交织，将关于时间性的哲学思考具体化地揉搓进作品中。是因为它既是我们创造的人工空间，又充满了情感记忆。同时，作为一名浸润在中华文化中的文艺工作者，如何将其中的深刻意义在东方美学的体系中得以显现和转化，也是我多年来不断探讨与反思的重要课题。
譬如在《欢乐颂》系列中，静止的游乐设备置于空旷的幕景中，形成了时间停滞的视效，然而我拍摄的并不是某个静止、凝固的瞬间，而是这些人造物的一场记忆与空间的互动。同时，画面中的游乐场和我童年记忆中的游乐场所处并非同一空间，甚至在时间上的跨度更加遥远。此时的游乐场覆盖着巨大的时空，其中给人带来的欢乐情绪在时间的轨迹中成为一种群体记忆。游乐设施蕴含着的无数片段都在我定格的画面中并驱齐行，正如画面中的“长时间曝光”，在时间对光的压缩侵占中，画面最终只剩下清晰的主体，其余的喧嚣与无限变化的风景则全部在时间中归为虚无的想象空间，中式留白的具体含义在此刻得以完整诠释。具体的游乐设施，是我们跨越时间和空间去读取童年记忆的快捷符号。
又或是《风之谷Ⅱ》系列中的动物环境标本。在我定格的画面中，被摄物的栩栩如生使得它们的本体性质无法被直接分辨，成为静止与再生并存的画意美。进入第二层次的观看后，动物躯体上隐藏的一系列伤痕以及忧惧情态又开始与表现之美发生冲突，生命的动态齿轮再一次转动。当回首意识到它们仅仅只是冰冷的人造标本时，才透悟时间的流动终使生命的热烈与狂野化于平静。我构建了一个模糊、抽象的“第三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被摄物脱离了生与死的时空限定，从而在失谐的对抗关系中概括出生命的全部。这里凝聚的不是生命中的某一时刻，而是生命全部的时间，是永恒与坚韧。这就是我认为的：时间概念里的生命与存在。
倘若前二者是对记忆、对生命的致敬，那么《新山水》系列则是我对传统文化的致敬。我拍摄的依然是人为改造过的山水，即使我脱离了传统山水景观中以自然为本的塑造目的，并彰显了其中现代摄影的物质特性，但它们仍然与传统美学保持着潜在的、内在的相关性，这是介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文化连结。横幅的长卷风格制造了散点透视的意境延展，焦平面的极致压缩将风景归纳为一种特定的中式纹理，人为活动的痕迹镌刻在原有的自然景观之上，我在时间的多维度叠加中阐述山水存在的全部过程。《新山水》系列想表达的是自然之道并非永恒不变，而是不断地在适应、改变与重生。
中国艺术报：您独创了“光化显色工艺”。请介绍一下何为“光化显色工艺”，及其在摄影艺术创作表达上的独到之处。
敖国兴：我的作品基本都是手工银盐放大，再用钨丝灯照射底片，以使化学药液产生反应。最重要的是定影过程的温度要求高于20℃，同时光照量需控制在极小范围内。在多年的反复推敲、实验下，这种自创的显色工艺技术成为我创作表达最重要的艺术手段，我将其命名为“光化显色”。这一过程让我能够在作品中呈现出丰富的色调变化，譬如我作品中的暖调黄与冷调黄，正是与所用灯光及化学药液的配比密切相关。它孕育出的色彩具有一种夹杂着空气感、恍似中国传统山水画与西方世界相互糅合的黄色，使得游乐场散发陈年的、跨越时间的“气味”，使动物标本仿佛在夕阳落下时的暖风中静置，使山石景观转化为宛若放置多年的、巨大的干花簇丛。色彩是画面情绪的控制器，为了追求一种介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情感状态，我的摄影工艺在作品中已然成为一种深刻的思想载体。
中国艺术报：您是摄影艺术科班出身，是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摄影艺术工作室主任，对摄影高等教育有长期的实践与探索。当下媒介环境与创作环境日新月异，给摄影艺术教育带来了诸多挑战和机遇。
敖国兴：我在上世纪90年代考入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鲁迅美术学院是中国最早开设艺术摄影本科专业的艺术院校，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与西方摄影教育机构建立实质性联系的国内高校，很多国外摄影家、艺术家、教育家到鲁美开设讲座与短期课程。研究生期间，我在导师赵大鹏先生那里看到了愈来愈多的国外摄影画册与专业书籍，也开始系统研究包豪斯及当代德国摄影的脉络。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前后，中国摄影艺术面临的很大困难就是创作者的眼界，而前沿的科班教育无形之中构成了我对摄影艺术的初步视觉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日后的作品风格定下了基调。同时，我察觉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摄影是一个完全从西方输入的媒介，它的早期发展承载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工业化和理性思维的特质，这与强调“意会感知”的东方哲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悖论，因此我们当时的摄影总是在模仿和学习西方的进程中，且与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相离甚远。自那以后，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就成了我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我一直尝试将西方的产物成为东方哲学的承载体。
今非昔比，多媒介的跨界融合、观念先行的思维模式、令人惊叹的技术迭代速度等，无不鞭策着摄影教育工作者实时更新自己的理念和方法。如今，传承与创新的齐头并进是摄影教育的最大难点。尤其是在AI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诞生了大量的生成式图像模型、风格迁移处理和各式各样的智能编辑，它从思维上更新了传统摄影的生产方式和创作方式，为艺术创作开拓了一片新土地。近些年，我常常引导学生去拥抱新技术，让学生熟悉不同的技术在创作中的应用潜力，同时我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我的学生们共同探索当代摄影艺术的创新可能性。我们处在艺术史新篇章的首页，起到社会艺术引领作用的学院派不能止步不前。
中国艺术报：您是如何理解新时代摄影人的使命和责任的？
敖国兴：我认为，摄影工作者的责任远不止创作本身，更在于以作品雕琢时代，承担起社会与文化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思考者的使命。无论是商业摄影、纪实摄影还是艺术摄影，其意义都在于为未来留下可信赖的视觉档案，为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延续提供鲜活的佐证。同时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回馈于社会，这份责任是对当下的回应和对未来的承诺。正如赵大鹏先生对我的教诲：“要先学会做人，再做艺术”“你未来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得几个国内外的大奖，而是为中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青年摄影艺术人才”。他的话语深深影响了我的职业选择和发展道路。
中国艺术报：未来，您在摄影艺术创作上将有哪些方向或计划？
敖国兴：未来的创作中，我希望可以继续深化摄影艺术对“时间”和“空间”这一主题的探索，尤其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探讨其复杂性。目前我正在思考一个新的项目，可能会涉及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新兴技术进一步拓展摄影的边界，探讨虚拟与现实、自然与科技的融合和对抗。此外，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山水”意象仍然非常感兴趣，可能会尝试将这一意象与现代科技做进一步结合，寻找新的视觉语言和表达方式。我相信未来的创作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继续徘徊，探索新的艺术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