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 《七言联轴》 楷书 1987年
赵朴初（1907年—2000年）先生不仅是杰出的爱国领袖，更是蜚声宇内的学者、诗人、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其籍贯安徽太湖，早年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1949年之前，赵朴初一直任职于上海佛教界及慈善机构。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少年村村主任，并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之后，他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3年起任西泠印社名誉社长，1993年起任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
客观来看，在赵朴初的诸多身份中，“书法家”并不是最显要的，他生前亦无意以之自居。林岫在《诗书双灿禅慧独清——追忆诗人书家赵朴初先生》中写道：“但在当代中国书法史上，德高望重、书艺卓越的朴老当据重要一席。朴老……与启功先生联袂担任过《中国书法大全》（中国展览出版社与日本同朋社合作出版）等多部重要书画著录的顾问，为社会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诗书墨宝。”考察、分析其学书路径及风格特征，或有助于从一个小切口纵深地认识这位在多方面皆著徽绩的“赵菩萨”。
赵朴初的学书经纬
赵朴初学书异常勤奋，对传统经典法帖的丰厚营养孜孜汲探。创作上以行书为主轴，楷、草兼善，碑帖互融，形成了清拔儒朗的个人风格。
约略算来，赵朴初对“二王”、孙过庭、李邕、怀素、柳公权、苏轼、米芾、赵孟頫、董其昌、梁同书等都下过不少工夫。据其回忆：30岁左右，日军入侵时，避乱从家乡带出一本柳公权的字帖，后历十年浩劫而未曾去身。解放前在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工作期间，曾在某位居士家中见过一件清代书法家梁同书的中堂，内容为杜诗《秋兴·玉露凋伤枫树林》，印象深刻之至，多年不能稍忘，临案濡毫或闭目追忆，常常浮现于目前。40岁前未亲苏轼，除了“二王”和唐楷，平素喜临孙过庭、米芾的行草。65岁后，辄习北魏《张猛龙碑》和孙过庭《书谱》，破碑帖町畦。至于晚岁学草的原因，则是囿于精力、视力等，“写不动楷书时，就写草书”。这与林散之“六十以后学草书”的说法有近似处。
结合赵朴初最终形成的个人书风，我们或可做主观上的纵横剖析：以梁同书“筑其基、定其势”，以李邕、苏轼“拓其宽、积其厚”，以柳公权、张猛龙碑“拔其高、强其骨”，以“二王”、孙过庭、怀素、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炳其神、焕其彩”。整体上看，这是一个颇具“建构”意识的理性过程。而实际上，对艺术家来说，或许并非如此。赵朴初生前将诗词、书法、诵经作为日课，数十年或无少辍，早已不是简单的“兴趣”二字所能撑持。至少在书学与佛学“双轨并行”这一点上，他应当受到过梁同书、李叔同的影响。前者“书法家”的身份更显赫一些，但又笃信佛教，后者则更是驰誉中外的律宗高僧和书法巨匠。
梁同书对青年赵朴初的“书法意识”所产生的巨大“唤醒”作用，极易为人忽视。对此，启功感触极深：“有些书画，乍一过目，就如骤遇奇人，终生难以忘怀。梁同书那幅中堂给开翁的‘第一印象’刻骨铭心，可能对他后来的书写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梁氏是大学士梁诗正之子、清中期帖学“四大家”之一，法宗董其昌、米芾、柳公权和颜真卿，其行草“点画圆润饱满，运笔流转纯熟，书风俊迈洒脱，不加修饰而自有一种娟秀之态” 。自其《苕溪渔隐丛话轴》《郭熙论画轴》（天津博物馆藏）等作品来看，圆畅而不乏清润，受董文敏影响最多，确为赵朴初书风之先导。
有意味的是，启功书法主要得益于梁同书之父梁诗正，或亦有“刻骨铭心”之感。赵朴初与启功生前交厚，前者长后者五岁，后者较前者晚逝五年，均享寿93龄，两人书风又分别蒙梁氏父子启瀹，可谓因缘殊深。客观而言，赵、启二公之书，大略不出帖系范畴，继承、创新的节点与脉络清晰易见，“破蛹”或“蜕蝉”的力度和深度，皆不及弘一法师。
梁同书之外，赵朴初常年寝馈“二王”一路法书：1965年在北京西山养病期间，每天坚持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1971年的端午节前某日，像往常一样抄写《兰亭序》。类似的例子谅不在少数。“二王”俊逸雅畅的书风，滋养了赵氏腕底的技与韵，使其挥毫落墨之际，始终与苦、涩、狂、怪无干。
综观目下所能掌握的资料，鲜有赵朴初涉猎篆、隶书的记载。进一步讲，北朝之前的书法遗存，他未必太过留意。这方面有个例子：赵朴初82岁（1989年2月6日）时，供职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书法家沈鹏，登门为单位拟出某书求题封面“班禅额尔德尼大师”八字。题毕，沈鹏认为“有点碑的味道”，并感慨，未料朴老若斯高龄，还在书艺上不断纳新求变，力求在驾轻就熟的帖派风格中，纳入碑派风格。这里的“碑”，或即北魏《张猛龙碑》。兹石被启功推为北朝诸碑之冠冕，“骨骼权奇，富于变化，今之形，古之韵，备于其间，非他刻所能比拟”。 反观赵氏书作，这通北魏名刻“中宫紧收、字形偏长、奇峭方锐” 的特征，确乎得到了有节制的吸收。那种“耸拔”的意态，在赵字中并不难触摸到。
赵书自况的“避苏”倾向
一个令人略觉讶异的现象是，赵朴初对外界关于自家书风主要源于苏轼的评价，反应并不积极。
寻常来看，赵书构势左低右高，字态敦雅而不失宽朴，近于苏书。况且，苏、赵二人均为佛教居士，习书皆从李邕。所以，说赵写“苏体”，无论如何都并不过分。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未免有些臆断，也有拂朴老心意”。每当听到有人评论其书为“苏体”时，朴老或是淡淡一笑，或者温和地申诉：“看到蚕吐的丝，没必要去问食的是哪棵桑树的叶子吧？其实，我在40岁前没有见过什么苏轼的墨迹。”又一次，在参加纪念弘一大师圆寂五十周年的活动时，朴老论及：“弘一书法是大师自己的造化，那是大师熔铸各家后以心血书就的精神瑰宝。有人一定要找出弘一书法的师祖，就像去书史长河中寻觅相同的石头，何苦呢？”后来，直至其91岁高龄时（1998年），书界又有人复议“苏体”，朴老笑言：“写字跟作诗一样，都要善待古贤，敬畏古贤，不要借招牌诩人，也不要张冠李戴，猜度他人，还是各自修行各自造化的好。”
赵朴初书法深蒙李邕、苏轼沾溉，当无疑义。启功尝云“朴翁擅八法，于古人好李泰和、苏子瞻书，每日临池，未曾或辍”即为明证。另在朱洪《赵朴初传》中记载显示：1959年，52岁的赵朴初曾有过在长沙岳麓山寻访李邕《麓山寺碑》而未遇的经历。1965年，赵在北京西山疗养，每日就寝前喜诵东坡诗集，其中尤喜“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乐更无方”一句。如上例子虽非直接证据，但至少说明，赵对李、苏是喜爱、向往和熟悉的。况且，董其昌晚年对自然率意的东坡书法追摹甚勤，而赵朴初，包括其“偶像”梁同书，皆于董书处多所获益。综而论之，赵朴初言辞间的“避苏”倾向，似乎难以遽解。
此处朱洪《赵朴初传》中另有一段插曲，或可视作不是答案的答案：1992年5月16日，85岁的赵朴初应邀访日，将一件自书挂轴赠给首相宫泽喜一。当被问及“能请教一下先生的字是什么体吗”时，赵朴初笑道：“就算是自己体吧，因为我没有就教于中国有名的书法家呀。”如此看来，赵朴初不仅“避苏”，而且要避开所有临习过的前贤名流。这究竟是一种自谦呢，还是禅宗所谓的“第一义不可说”？设若是后者，那么，在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有一件智慧趣事堪作呼应：据赵朴初撰文自述，1957年某日，他曾被毛泽东当面问及佛教有无“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这么一个公式，在得到肯定回答后，毛泽东又问为何“先肯定，后否定”，赵朴初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在他看来，这与“缘起性空”的思想有关。如果借用赵朴初说，则其书法既属“苏体”，又非“苏体”。
追索赵朴初的“避苏”底里，对书学研究本身而言，并无太大意义。在王镛主编的《中国书法简史》中这样说道：“书学李邕、苏轼”成立的直接作用，是回答了赵字结势方面主要特征的来源问题。“李邕将王字纵势的长方形易为横势扁方形……只取并强化王字中向右上角仰侧的姿态。这样一来，就形成敦厚宽博，有几分拙朴味的个人风格。”很显然，苏轼继承了李邕，成为这一路书风的枢纽式人物。而欲从斯途辟域拓疆，避开苏氏是不可想象的。
赵书或曾取法蔡京
既然赵朴初研习过“二王”“宋四家”，那么，王珣的《伯远帖》和蔡京的一系列书迹《听琴图题诗》《雪江归棹图跋》《鹡鸰颂跋》《十八学士图跋》《节夫帖》《宫使帖》等，或在其关注范围内。而实际上，细察赵书，其风骨内髓的主要构件约略有二：除了李邕、苏轼、董其昌一路的“宽朴”，便应当是王珣、蔡京、柳公权一路的“峻拔”。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宋四家”中的“蔡”，究竟是蔡襄还是蔡京？对此，启功的观点果断而尖锐：“昔人评艺，好标榜‘四家’……书则苏黄米蔡。此拼凑之宋四书家，不知作俑何人，其说本自俗不可医。顾就事论事，所谓宋四家中之蔡，其为京、卞无可疑，而世人以京、卞人奸，遂以蔡襄代之，此人之俗，殆尤甚于始拼四家者。”并进一步展开分析：“北宋书风，蔡襄、欧阳修、刘敞诸家为一宗，有继承而无发展。苏、黄为一宗，不肯受旧格牢笼，大出新意而不违古法。二蔡、米芾为一宗，体势在开张中有聚散，用笔在遒劲中见姿媚。以法备态足言，此一宗在宋人中实称巨擘。”
事实上，对蔡京的书法造诣，从来不乏嘉许。“东坡推蔡君谟为宋书第一。予见蔡京书更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耳。”至于其学书经历，蔡绦（蔡京末子）在《铁围山丛谈》中说：“始受笔法于君谟，既学徐季海，未几弃去，学沈传师。及元祐末，又厌传师而从欧阳率更，由是字势豪健，痛快沉着。……其后又厌率更，乃深法二王。晚每叹右军难及，而谓中令去父远矣。”可见蔡京由宋而唐而晋、溯流上追、转益多师的脉络与里程。
蔡京书法中的俊迈清拔之态，应当存有欧阳询和王珣的消息。这一点赵朴初与之相契。董其昌对《伯远帖》尝有跋语：“王珣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赵书显见的儒、禅气息，或颇近似。此外，尽管启功盛赞“笔姿京卞尽清妍，蹑晋踪唐傲宋贤” ，但关于赵朴初学习蔡书的记载，却迄未见有只字片纸。
林散之尝云：“赵朴老初涉碑学，体势较矮，肉较多；其后肉渐少，气渐收，力渐凝，变成较方较楷的一派。”这是对赵字风格渐变的精彩描述。所谓初涉之“碑学”，应当包括柳公权的刻石唐楷。“《玄秘塔》故是诚悬极矜练之作。”不可否认，笔笔往还清晰、绝无惊怪跳掷的赵书，确有“矜练”的一面。这种“矜练”气质的养成，当然首先肇自早年入手、经久弗辍的柳楷，此外，与王珣、欧阳询及蔡京，或亦不无关系。
余论
从《“燧人取火”自撰七言诗轴》《“鲁壁惊闻”自撰七言诗》等作品中，不难发现赵朴初出入晋、唐、宋法书名迹之间的屐痕。以“片石集”三字为例，“片”字敛左右而抻上下，字形瘦高，具峭拔之态，见欧、蔡趣致；“石”字结势紧凑，点画端凝，多方笔斩截，有《张猛龙碑》意味；“集”字左低右高，宽博厚朴而又连绵豪宕，最夺“苏体”神魂，下部之竖钩，更是典型的颜真卿楷法。不夸张地说，赵氏70岁之后的这件自题书名，囊括了其平生辛苦酿就的主要书法风格元素，堪称“赵体”活化石。
赵朴初曾有“老年作书用退笔，不求妍润存骨力”的诗句，也有“书法的张弛、揖让、虚实等，皆通禅理。诗禅相通，书禅亦相通”的感言，这些都是焕彰其书艺魅力的养料。而绝去形容、独标真素，或许正是赵书追觅久之的一种境界。如此回头来看，无论“避苏”还是“趋蔡”，莫不如盐着水般糅融到了“赵体”成长、渐变的心路历程之中，成为颇难具述的艺术精神现象。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