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舟 阙·寅 纸本水墨 130cmx130cm 2020年
张江舟是水墨艺术界的特例。他当过兵，打过仗，上过大学，做过编辑，还曾是国家艺术机构的组织者，艺术外交的推动者、执行者，现在是艺术学博导。最让人熟知的还是他艺术家的身份和他独具个性的水墨艺术作品。
多重且彼此悬殊的身份叠加与转换，令人费解。我很难想象一只曾经握枪的手，拿起画笔却也如此地挥洒自如。一个曾匍匐于战壕的身躯，站在大学的讲台上，竟也如此口若悬河、洒脱超逸。每每问及此，张江舟总是淡淡地说，我是被命运之绳拖着走的人，不曾有自己的选择。16岁当兵，上大学也许是对前期付出的回报，做编辑最大的诱惑是能够留在北京，直到调入中国国家画院做了专业画家，才算圆了儿时的梦。几十年来他做了许多事，每做一件事都认真地投入，力求做到最好。
认真投入是张江舟做事的风格，也是他这一代人共有的特质。如今能够取得如此令人仰慕的艺术成就，也是应了他一贯的认真投入。不仅如此，复杂的人生经历、多样的生存体验，更是他深刻而独具个性艺术创作的精神之源。
一、沉重主题背后的特殊人生经历
看张江舟的画，总觉得有一份沉重，即使是较为轻松的题材，内里也总有一种隐隐的伤痛。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张江舟创作了“殇——戊子记忆”系列作品，主题直指生死问题。一个“殇”字承载着令人窒息的痛。
古人将20岁前的死称作“殇”。张江舟以“殇”为题的作品传达着对逝去的年轻生命的哀婉与痛惜。这批作品回避了惨烈的灾难场景，回避了对抗震救灾的叙事性描绘，而是将大量的或僵直或蜷缩的人体置于如天地洪荒般的抽象空间之中，诗性地、意象化地传递出对生命、对生死的终极追问。这批作品是安魂曲，是对逝者的灵魂超度，是赞美诗，赞美日月星辰，赞美生命静好。作品弥漫着苍凉凄美之情境。
张江舟的水墨艺术带有悲剧色彩。悲剧美学风格的建立，几乎成了张江舟艺术风格的标配。这也是娱乐为王世风之下，他的水墨艺术如此另类、如此不合时宜的现实尴尬。即便如此，张江舟从来不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近期，他创作了“躺平一族”系列作品，大量红色的运用让人耳目一新。问及何故，他说：“只想画得幸福些、轻松些。几十年的苦难主题，有点让自己透不过气来。”即便如此，这批以“躺平”为题、以鲜红的色彩为主调的作品，仍旧透着苍凉、透着隐痛。
从艺术史的维度看，张江舟的水墨艺术对生命主题、生死主题的切入，拓展了水墨艺术的主题边界。“生命”是中华美学的核心主题，魏晋文学中的生死主题，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篇章。但生死主题，在以“和”为宗的文人笔墨中几近绝迹。这与文人画的艺术功能和古代文人的审美选择有关。张江舟的水墨艺术对生命主题乃至生死主题的正面切入，丰富了水墨艺术的精神内涵。
2014年，张江舟做了以“生命·墨语”为题的大型个展。展前的记者见面会上，学术主持王鲁湘问，“生命”二字如此沉重，江舟何以担当得起？一旁的画家梁占岩说：“‘生命’二字如果江舟担不起，现今美术界没人担得起，因为他是上过战场，有着血雨腥风，生死一线经历的人。我曾陪他在广西宁明烈士陵园为牺牲的战友扫墓，看到过他那张满是泪痕的脸。那是我迄今看到过的最干净的一张脸。”
如此残酷的人生经历，带给艺术家的何止是挥之不去的血腥记忆，也许还有声嘶力竭、歇斯底里的表达欲望。
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过去40多年了，参战时的张江舟刚满18岁，18岁的青春记忆多了许多战火硝烟，多了许多血腥惨烈，这也许正是他对生死主题如此敏锐、对生命主题锲而不舍的重要原因。几十年的创作历程，张江舟几乎不曾离开对“生命”的追问。“殇——戊子记忆”“生命·墨语”系列作品，成了他追问“生命”的集中表现。满幅的人体铺排、独特的形式结构、飘逸的线条、或凝重或轻盈的笔墨格调，营造出一个深沉、压抑、凄清、苍凉的精神场域。他以一种“向死而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式，倒逼着人的觉醒，唤醒了生的欲望，激活了人的生命能量。
张江舟以水墨艺术关注生死主题，却有几分超然通脱之意，这得益于他诗性的思维方式，得益于中国水墨材质的氤氲品质。他用诗意化解了死亡的恐惧和逝去的疼痛，用诗意弥合了阴阳两界，还生命以应有的尊严，让生命在诗意永恒中自由荡漾。
张江舟对“生命”主题的关注，更多地体现在对现实人生的悉心体验与热情表达之中。这种入世的功能转向，弥补了文人笔墨重言情悦性、轻现世关怀的历史局限。张江舟在其文章《不要上了文人画家的当》中写道：“文人画是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之余潜心怡性之物，无须承载更多社会功能。我辈画家专司绘画，除此别无功德可立。如果仍将绘画视作潜性之物，那是可耻苟且之行径。”艺术创作在张江舟眼中已远非悦性之物，而是关注现实、体验人生的精神磨砺。从他早年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浮雕作品《爱的烦恼》《力的沉寂》、油画作品《老河》《阳光下》到近期的“人类图像学研究”“春天的咏叹”“虚拟人生指南”“躺平一族”等系列作品中不难看出，他的画笔始终没有偏离对现世和沉浸其中的人的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面对灾难、战争、民生、能源、环保、大国博弈、疫情肆虐，乃至互联网虚拟世界和由此引动的国际动荡、人性蜕化、价值裂变，他以艺术家的敏锐与担当，不断地以笔墨的方式实现着以“人性的觉醒”为终极诉求的艺术表达。
“人性的觉醒”是张江舟艺术的精神本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意识总是不断被遮掩、不断被弱化，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总是以牺牲人的尊严来实现其表面的和解。人性意识在中国文艺创作中忽明忽暗，呈现出觉醒，觉醒，再觉醒的抗争之势。20世纪初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吸收西方民主思想，倡导个性解放，是一种人性意识的觉醒。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实现了社会学、政治学意义的社会变革，更是人的主体意识的启蒙和人性意识的反思与再觉醒。不例外的，张江舟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带有明显的人性意识的自觉。
张江舟水墨艺术折射出的人性之光，带有明显个性化的言说方式。正如张江舟所说，“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的最大隐私，是艺术家的心灵独语”，坚守内心的真诚，常怀敬畏之意。张江舟笔下的人性关爱，多有几分悲悯之情，它拉近了艺术与现实与人的关联，实现了艺术感怀人生、抚慰心灵的精神诉求，使渐趋疏离现实关怀的水墨艺术走出了自我封闭、自娱自乐的逻辑闭环，回归了艺术创作贴近当代、贴近现实人生的求索历程。
二、独特绘画语言背后透射出宽阔的视野与广博的积累
张江舟绘画语言的当代意识，体现在对语言自身精神表达功能的开发上。张江舟常说：“不同的语言形态能够传递出不同的审美体验。”对语言与精神的内在逻辑研究是其近20年来开展绘画语言研究的重要课题，其相关论述与演讲已在全国艺术院校、艺术机构乃至全国美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认为“人的视觉心理源于视觉形象的给予，视觉形象具有唤起、激发审美体验的功能，艺术表现力的发挥源自对此种审美体验的自觉运用。作为形象元素的构图、造型、色彩、笔墨乃至材质、体量均有激发想象、唤醒审美体验的功效。面对此种形象元素的理性调度和整体把握，是艺术创作审美形态建立的重要途径……语言的核心要义在表达，超越描摹自然的物理属性，成了精神表达的载体，才是绘画语言的价值所在”。
张江舟的这种语言研究方法似乎受了格式塔心理学美学（Gestalt Aesthetics）的影响，且在研究方法上超越了中国水墨艺术语言研究的基本范畴。
如此清晰的观念支撑，加之大量的创作实践，使得张江舟的水墨艺术语义精准且个性独立，构图、造型、色彩、笔墨乃至材质体量的运用娴熟而游刃有余，打通了语言与精神的逻辑关联，充分调动了语言在精神表达中的表现性作用，发挥了语言在精神表达中的独立价值。
张江舟的水墨艺术注重发挥形式结构在主题表达中的作用。创作于2010年的《天地词》，人物组合如突兀的直上云霄的巨石造型，有思接天地之意，仪式感、纪念碑性使人产生相关神圣崇高的联想。《潮湿的记忆》则采用满构图的方式，扭动的人体塞满了画面，加之密集的线条、灰黑的色度，由形式本身透出的压抑、躁动之意，扣合了当代人异样的精神现实。
肢体语言的应用是张江舟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他曾说“让身体成为表达的主题”，在他的人物造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生活俗常的人物形态描绘，他不断弱化人物的性格、年龄、地域、职业特点，并将人体做形式化处理，创造了一种张江舟式的女性人物形象。非生活化的造型方式弱化了人物形态的自然属性，使身体成了情感表达的主体。他笔下的人物形体如一个个精神符码：曲卷、舒展、僵直、扭动、相拥、缠绕、升腾、坠落，俯仰动荡间，暗合着复杂艰辛生存环境下人的愁肠百结、万般思绪。
张江舟在形式结构和造型方式上的个性化处理，强化了绘画语言的形式张力，凸显了语言的精神表现功能。同样在笔墨和色彩的运用上，也保持了其一贯的精神性诉求。《墨语》《晓梦》《绿影》《惊蛰》等作品中墨色的反复积染，大量浓墨、重墨的运用，营造出了凝重苦涩之意境。偶有一缕猩红、一缕嫩绿，透着一线生机、一线希望。笔墨与色彩的双向撕扯，直击灵魂，动人心魄。近期，“躺平一族”系列作品，满铺的红色，不再犹疑，不再隐忍，劈头盖脸，畅快淋漓，色彩张力充盈画面。
张江舟在绘画语言上的积极探索和其个性化语言体系的建立，超越了传统文化对中国水墨艺术的认知边界，打破了人们对中国水墨艺术的固有认识，使得他的艺术有了一种跨文化的能量。
三、主题关切与语言形态的当代特征
范迪安说：“张江舟水墨艺术在主题关切上的新视角和语言方式上的新形态，足以触动我们的灵魂，引发我们的感慨。他从对人物的关切上升到对生命的关切，从对个体生命的关切上升到对大写‘人’的生命关切。当生命不仅仅是一种形象性的‘象’，而是一种精神性的‘形’之时，张江舟笔下的生命便成了一股股生命之流，一种种生命本体的存在。他的水墨实践，让我们看到了水墨艺术的当代走向。”
什么是水墨艺术的当代走向？在理论阐释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艺术家的多样探索与实践，似乎已为我们勾画出了当代水墨的基本雏形。有别于以西方当代艺术为参照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实践路径，水墨艺术的当代探索似乎要复杂得多，因为它要在纵向的美术史和横向的全球化两个维度纵横考量当代水墨价值体系的建立。它既要保留中国水墨的线性轨迹，又要使其融入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一面是民族化、地域性的制约，一面是融入世界、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渴望。两相矛盾之中，中国水墨步履艰辛。40年的探索实践，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依然是非左既右的矛盾现状，要么沉浸于传统自娱自乐，要么全盘西化，有违了中国水墨艺术的自身规律。而一种融通古今中外的既有厚实的传统基质，又具鲜活的当代品质的当代水墨新形态，就成为中国水墨未来的希望。
观张江舟40年的创作路径，不难看出其水墨艺术承袭了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的写实水墨人物传统，并以其宽阔的视野和跨文化的思考不断地实践并完成着前辈艺术家尚待完成的价值建构。张江舟在水墨人物画创作的同时，还有过油画、雕塑、壁画和装帧设计的创作经历，这为其水墨语言探索积累了多样的实践经验。任职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后分管外事工作，频繁的中外交流给了他太多观看世界的机会。以全球化的视野审视中国水墨问题，使其多了许多从容与自信。他说：“中国水墨艺术有完备的语言体系，有高贵的精神品质，但因其独立的、自洽式的语言方式，加之近代以来诸多尴尬的历史原因，中国水墨似乎愈加自我封闭，失去了与世界艺术交流互动的基本能力。建立中国水墨具有国际化品质的当代价值体系，当是我辈艺术家的用功之处。”张江舟的水墨艺术与中国水墨传统，尤其写实水墨人物画传统，有着清晰的文脉关联，所不同的是他走出了写实水墨人物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局限。将汉唐壁画中天地人神、融通致性的创作思维引入水墨人物画创作，表现在张江舟的语言形态上则呈现出非中心化的特点。平面化的空间处理、碎片化的造型方式，不同空间的物象组合、情绪化的笔墨色彩特质，实现了现实空间向精神空间、具象造型向意象造型、随类赋彩向随心赋彩的转换，并不断强化笔墨色彩在精神表达中的独立作用，使其水墨人物画在语言方式上更加适合了当代人自由表达的精神诉求。
语言形态的当代性转换，使张江舟的水墨艺术具有了明显的个人标识，同时放大了中国水墨艺术“以形写神”的价值空间，使水墨艺术不仅在笔墨上，同时在构图、造型、色彩乃至材质、体量上均有了精神表达的功能。不仅如此，张江舟水墨艺术在主题关切上更具人性化的表达，充分体现了当代艺术以“人的觉醒”为宗的价值诉求，并使更多承载社会意志的写实水墨人物画转向了更具人性深度、更具心灵体验与表达的当代水墨新形态。
张江舟的艺术实践，让我们对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的未来充满期待。
（文/王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