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草初萌、桃花其姿时前往琢庐书院与李明兄的作品面对面，就像如弓的弯月凝望着离弦的流水，豁然破解了前些时日阅读他寄赠的西泠印社版《李明作品集》产生的疑惑：这样的笔墨，凭什么令人久久意难平？
漫步在李明兄的书法世界里，不必担心会出现缺乏生命质地的线条风景而无从点染，恰恰是这一串串笔墨生涯中的曲折脚印，引发出悠长的时代回声，构成难得的一种生命态度，框住了他整个书写时代的光影。李明兄的生命态度，一方面属于表层，允为理性的思辨；一方面藏在深层，可称诗性的呼唤。思辨，是他对自己书法美学的不断审视和梳理；诗性，是他与家乡风物的不离不弃，始终保持一份游子的钟情。
生命态度的塑造对于艺术家的切切重要，朱新建先生诠释得十分精妙：“我觉得读书也好，文化也好，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对生命的态度，而一个艺术家不种棉花，也不种稻子，他有吃有穿，凭什么？其实他贡献的应该是比其他职业更真诚、更纯粹的一种生命态度。”
今日之书法界，许多执笔者将腕下风情当成了向当代社会主动搭讪的桥梁、进阶的跳板，而笔墨更应当成为以自身的纯粹、天真与时代紧紧拥抱的方式。志于书道的李明兄，线条中那份尊重法度又听从天性的趋势，在长久岁月的绵延与积累之下，莫名形成了一股力量。
不蒙尘垢，日益从容，他写出了天阶夜色凉如水的味道。这是李明兄书写语言中最具盐分的那一部分。自幼习书、青年时代便已成名的他，以小楷和行草书享誉书坛。先后师从杨士林、曾来德、沈鹏诸先生。他的学书之路，艺涉碑帖，多维取径，长远而开阔。先以“二王”帖学体系为宗，后及碑学。
经历了从故乡怀远到北京的地域性跨越，经历了从怀远师范学校书法教师、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到中国国家画院曾来德书法高研班成员、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法课题班及精英班成员、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及工作室导师的身份转变，他的那颗对于书法的初心，不止停留在老地方，还陪伴于前行路上。
李明兄在忘情忘怀的书写中，大胆地融入了自我又抛却了自我，如此螺旋式反复上升，书法之习得，对他而言，不再是碑帖体系间的兜兜转转，而是体系内的有益互补，自由组合，交相辉映，进而形成独立不移的艺术品格。
在我的印象中，能执笔做小楷者，多具有文火煎药般的耐心。心里铺排，纸上预演，从发其华到收其实，始终保持一份安静与清醒，不问世事般地纯净着、成长着、绽放着，把小楷中的细腻、感性、灵动以及东方审美里独特的矜持，甚至最为难得的体格与气势，尽善尽美地表现出来，达到一种人书相契、妙合无限的境界。
毋庸置疑，李明兄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当代书坛小楷创作方面所具有的高度可以归纳为：传统经典范式下，以切身精湛的笔法和技法验证出，如何获得小楷书写的可锻性重估与唤醒。李明兄自称：“我观古人小楷经典作品，精神流露处与草书作品无异，神采逼人。”他的意思很明显，要写出小楷的神采，离不开对古雅的“技进乎道”的追求；更离不开用笔之粗与细、藏与露、方与圆，结体之疏密、宽窄、正欹等各种矛盾关系的处理。
李明兄那连天地、含学识、见性情的小楷笔墨，曾被马啸先生解读为：“除了‘二王’之外，尚有唐人（如褚遂良、怀素等）、宋人（米芾），甚至北朝人（如魏碑）的不少东西，只不过李明将它们化解、融合得异常巧妙，使得一切无迹可寻。”这便是他的小楷册页，为何数以千字，洋洋洒洒间能够一气呵成却又法度谨严、丝丝入扣的原因所在。
比如他书写的小楷长卷曹植《洛神赋并序》，风姿飒飒近千言，每行十五字，用笔轻灵与醇厚并置，结体方正中兼有旁逸，用墨上追求格在幅外，意在笔先，内容与形式完美合一，营造出一种如兰似檀的温润、远阔意境，仿佛深巷卖花声里飘荡着的几许水乡气息，淡雅中透着惊鸿。
十九世纪美国著名诗人、人文主义者惠特曼说过：“每个人都唱着属于他或她而不属于任何其他人的歌。”有了这独特且独有的吟唱，才使得随方逐圆的尘世生命，不至于在精神上无家可归。至此，面对李明兄小楷世界里的碧水、桂花与六朝，自然可以用灯下故人的名义道一声：青梅煮酒，好久不见。
玉兰尽情往白里开，春风依然悠悠沉醉。李明兄从小楷到行草的转变历程，包含着对个人书写经验的深层次思考，同时也通联着有关书法艺术生命表达的思辨性认知。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小字中追求大字的气势终究有其难以逾越的局限性。
自我叩问，自我革新，在继续追求小楷技法之精湛与意境之拓展的同时，他着力通过行草线条，来表现笔墨中“更饱满的体量和更厚密的气质”。可以这样说，行草精神的集束释放，是近些年来李明兄书法风格形成的另一个影响源。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的一段话，形象而深入，在此可资借鉴：“一篇作品的语言是有一个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儿砖一块儿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语言是活的。”引用到李明兄的大字行草书创作上同样适用。
他腕下那些见龙在田、风神潇洒、气贯长虹的行草语言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它们是活的、成长着的，而非简单的砖垒砖砌。宛如一匹奔跑的骏马，1000年之前的李明兄为了增加笔力的厚重，浸染在北碑墓志天地中多年，把从赵松雪处得来的灵动笔意写得越发扎实和浑朴。
之后，大字与小字、正楷与行草轮流书写，旅进旅退，多方比较后，把行书的笔调定位在了“二王”经典之上。再往后，“李明发现，‘二王’时代的书写形式均为文书、信札之类的书斋小品，如今不同，随着书写场合越来越多样，尺幅和字迹越写越大，那些用于小字的技术元素如用笔、结体、行气、章法等，或许应该朝着大气磅礴的方向有所转换，于是，他再次深入北碑，这些年反复意临被康南海誉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石门铭》，从斑驳漫漶的摩崖石刻中找寻开张闳肆、沉雄浑厚的气韵，颇多收获，大见成效”（唐跃语）。
由此可知李明兄锤炼行草语言的艰辛历程。他收获的是消化了激越与不平后的冲荡之气，书写中不做无病之呻吟，讲究变幻莫测，悠然自适，如风激水面，搅起虚白云烟，透着几许大气与深沉。
文化风景，寂寥长路，化在笔墨里，便是深邃的迷人：浓时，有风吹拂；淡时，有雨濡染。人生在世，生命中，总有一些记忆温暖而结实，总有一些凝视明澈而传神。日常的创作、读书、育人之余，李明兄在心底起伏和保留的永远是那一缕割舍不下的故乡情。他永远不会忘记，为了书法艺术，2006年离开故乡只身前往北京的情景。
迎难而上、沉潜笔耕的李明兄接得住时代对他的选择，也享受着背井离乡的孤独离愁与大都市文化细雨之间的融合与冲突。他笔下的风姿，不期然地带有蕴含生命态度的诗性呼唤，超拔于风习之上，沉醇绵长。
我一直理解为，在李明兄笔墨的成长期和茂长期，始终离不开文学这个乳娘，如同时光赋予生命的滋养与力量。曾经反复阅读他的《琢庐夜话》，半文半白、句意双得间托起长长的心声，鞭辟自我和解剖艺术的同时，也解冻和回暖了许多对未来丧失期待的中年心。不妨撷来一段，视为窥豹一斑：“笔画须有表情，有情方得趣。然不可造作，最恨装腔作势，摆弄姿态。宜下笔干净，果断从容，自然书写，功性兼备。稳健而不失灵动，飞动而不失沉静，最喜东坡居士‘刚健含婀娜’句，恰如其分。吾论书谓人书合一、言行一致方入境界，学书必先以技入，技进乎道，技道双修并进，方能人书合一。人书合一方入真境，为生命之真，为艺之真也。言由心出，行有所践，方可立己服人。”所谓识见愈高超，则笔意愈诗意。难怪世人爱怜其笔端之雅，那情到深处的随性而书，尽是宽襟满风、长衫飘飘的文人气。
当迎春花集体露出花开一刹那的笑容，涌动的春水已然漫过沙洲。心中又一次回味起琢庐书院里那些或细腻而骄傲、或彬彬尔雅中生出风雷气概的笔墨，以及渗透在诸多书写细节之中的那缕真情，在需要不断扩容的人生里，忽然就有了一种岁月惊堂木敲响般的惊醒。加缪说：“我并不期待人生总是过得很顺利，但我希望碰到人生难关时，自己可以是他的对手。”从行醉放狂歌的少年到坐禅销妄想的中年，李明兄每在身陷生活乃至艺术“泥淖”时，确有自拔之力令他脱困而出，所以时至今日，他能够从容而自信地站在当代书法艺术创作与探索的“前沿”，携带着盗火者之开拓精神，背负着燃灯者之启明意义，持续走向深入。
（文/郝永伟，来源：琢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