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惠泉 温馨港湾 212×170cm 纸本设色 2019年
面对当代绘画求新求变的观念语境，怎样重新认识民族文化技艺的独立特性，是当今工笔重彩人物画发展进程中不得不克服的难题。
首先要应对的是写意精神的缺失。明代之前的中国绘画只有粗细之分而无工写之分，但明清以降，“重水墨，轻彩绘，尚写意，抑工谨”的文人画理论大行其道，将水墨和写意推向了工笔的对立面，更将工笔人物画长期制约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审美系统中。事实上“工笔”和“意笔”只是趣味和手法上的分野，百年间两者的关系经历数次调和，来自西方艺术的观念、色彩和构成等因素也不断参与其中。在现代工笔画蓬勃发展的当下，“写意精神”早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然而最近几年在各大中国画展览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极为工整富丽的人物肖像、群像，但也仅仅传递出对于“细”“密”的盲目追求。
其次是色彩的滥用和材料的堆积。中国画古称“丹青”，以朱砂和石青两种色彩材料代指，可见色彩在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特殊地位。20世纪西方色彩理论体系的传入，极大扩充了工笔画的表现力，走出了古典工笔以“勾线填色法”为主的为再现客体而高度程式化的单一语言模式，加大了对自身主体的表现容量。现代工笔重彩画的创作，更是色彩与材料双重作用的结果，两者的交互边界也被不断突破。在以中国画颜料为主的同时，各类矿物颜料、植物颜料、丙烯、水粉、水彩、金粉、银箔乃至油漆等都被广泛应用。这一方面带来了变化丰富的实验效果，另一方面又存在不相适应的堆砌与滥用，给观者带来严重的视觉疲劳。
最后则是过度制作。当代工笔重彩人物画的形式语言已不局限于“三矾九染”“十八描”等传统制作，取而代之的是勾勒、涂染、拓印、喷洒、贴箔、打磨、堆积、厚涂、拼贴等多种手法。这一彰显生机与活力的多元创新局面固然令人欣喜，可表层语言一旦无法无度地扩张，象外之象、形外之形的表达就必然遭到忽视。这种只顾追求工具和材料的搭配变化得来的花样翻新，已形成“为制作而制作”的有害局面，不但作品自身在视觉传达上不能和谐统一，作为中国画人物画家本应具备的笔墨与渲染功夫也日渐衰退。
显而易见，工笔重彩人物画在当代的嬗变是各异多元的，但繁荣与多样并不一定意味着成熟。从当代创作生态中暴露出的问题，皆可总结为一句话：“写形不难，写心惟难。”中国绘画在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那就是对人文本质的渴求。而当下材料介质和语言技法的泛滥，强调的只是工笔重彩画的唯美主义特征，使工笔重彩画降格为装点门面的装饰画，“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当代工笔重彩人物画要超越历史、超越现状、超越唯美主义，就必须赋予作品以精神深度。如果失去了内在精神的支配，无论技法高妙几何，画中人也只是近似标本的存在，无法与观者达成心灵上的对话。
在历经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多重碰撞的百年之后，工笔重彩画所蕴含的精细不苟的审物精神和借物抒情的微茫诗意，逐渐固化为一种恒久的视觉经验。而广袤的当代生活图景，又引发了对视觉新质的持续探求，旨在应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种种时代命题。作为一项可持续性的学术建设，我们要通过问题意识引导理性繁——在梳理并反思当代工笔重彩人物画在艺术实践的基础上，走出观念和形式的局限，为新时代构筑更加开放的工笔重彩画语言脉系。
无论表现的媒介，还是立形的准则，深刻“视象”的呈现，向来取决于是否在文化维度的把握和自我思想的阐释上保持积极的超越态度。只有寻找到古今东西人文精神的一致性，为时代塑造出具有个体生命价值的鲜活形象，方为中国工笔重彩人物画当代发展的突破路径。
（文/徐惠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