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适合于你，你就去做什么 ——王广义访谈录（访谈人：刘淳）

采访时间：2001年4月16日下午15时——19时·30分

地 点：北京大兴某小区王广义工作室





王广义简历

1957年1月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973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

1977年初顶替其父参加工作到铁三局七处二段当修路工人。

1980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

1984年分配到哈尔滨建筑大学任教。

1985年调到珠海画院任专业画家。

1989年底调到武汉工业大学任教。

1990年辞职，

现居住在北京，职业艺术家





刘淳：1995年初春我采访你的时候，你的画室还在方庄你住所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你告诉我是租用的。那时你刚刚从圣保罗回来，在画一批《签证》的作品。六年过去了，你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面对你，与六年前的王广义完全不同。现在你的知名度和经济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谓名利双收呀。你能拿别墅当工作室，可见你的经济状况。



王广义：没什么，别墅是我后买的，就是95年你采访以后不久买的。我买这儿的房子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别墅旁盖一个画室。这是当时我在这里买房子的主要条件，人家房地产商同意了，我才盖了这个画室。如果当时他不同意我加盖工作室，我就不在这儿买了。



刘淳：这个画室有多少平方米：



王广义：有二百六十多平米，旁边的那个二层别墅一直没人住，也没收拾，这儿主要就是我的工作室。我们全家还住在方庄，主要考虑孩子上学方便。



刘淳：旁边的别墅没人住，就那么裸墙裸地的放着，真是太奢侈了。



王广义：收拾起来也没用，没人居住收拾它干什么呀。



刘淳：从方庄的住处到这里要多长时间？



王广义：开车要四十分钟。



刘淳：每天来吗？



王广义：如果展览时间紧或者展览多，我每天都来。如果展览正常，一个星期来三、四次吧。



刘淳：你的工作都有计划和安排吗？



王广义：当然有，但并不绝对严格，对艺术家而言，偶然性常常会打破计划。



刘淳：好，我们言归正传。你是’85美术新潮以来一直活跃在中国现代艺术领域中的一位重要艺术家，今天，你的作品在海内外的各种重要展览上和市场上都获得了成功，也可以说，你是中国现当代艺术领域中的重要人物。六年前采访你的时候由于谈的主要是现代主义艺术，缺少对你个人成长经历的了解，今天下午，我们俩坐在北京郊外这么大的空间里，如果是聊天，我一分钟也不想多待。如果作为访谈，无形中就生出一种很真实的东西。我一直在想，一个艺术家的成功，与他的成长一定有着一种千丝万屡的联系，所以我想请你谈谈你的成长经历和与艺术有关的一些事情？



王广义：嗨，好多年没有回忆过去的事情了，接受过许多记者的采访，也没人问起那些过去的事。今天要不是你提起来，可能还在我的记忆库中······我是在中国的底层社会环境中长大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让我在以后的生活岁月里受到很多委屈。我的父母都没有文化，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母亲是个不识字的人。父母共有我们四个孩子，我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家里非常穷，或者说什么都不如别人，所以从小在我的身上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卑感。



刘淳：小时候家庭对你有什么影响？



王广义：我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我懂事的时候他就常年在外地施工，他们那种单位就是常年在外，一年中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一次，算是探亲和与家人团聚。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他退休。那时候我总是盼着父亲能多回来几次，能给我们带点吃的或者什么东西。我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会剪纸，会剪窗花什么的，这对我后来学习绘画可能多少会有些影响吧。



刘淳：现在回忆，你母亲的剪纸对你的绘画是一种怎样的启蒙或影响？



王广义：我小的时候母亲在那里剪纸，我就在一边临摹连环画，那个时候还谈不上热爱画画，家里没吃的也没穿的，只是给自己找点事儿干而已。是在一块玻璃上描点什么东西，然后用手电筒照着玻璃再放大到墙上，有点像放幻灯那个意思，那算是最早的开始吧。后来再大一些就去了哈尔滨的少年宫学画画。



刘淳：你小的时候家里非常贫穷，那时候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王广义：如果我的父亲不是常年在外地工作而是在哈尔滨的话，我们家的情况多少能好一些。这种好不是经济收入的多少，而是有一种精神上的支撑。小的时候我家住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对面，也就是说我家离哈工大只有一路之隔，我们家这边是穷人区。我的小学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小上完的，我们班上的同学几乎全是哈工大的子弟，都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所有同学家庭条件都比我们家好，这种反差对我的刺激很大。有一部电影叫《道北人》，一条马路，这边是穷人区，那边是富人区，就是那种反差。穷人区的孩子如何奋斗走出贫穷等等。跟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非常相似，或者说几乎一模一样。我的现实就是我是那样一个家庭，班上的同学又都是那么优越的条件，我的自卑心理是来自心底。我跟你说的这种感觉你是无法感受到的



刘淳：是一种什么样的自卑心理呢？



王广义：这种自卑心里使我的性格都发生了变化，比如独来独往，不愿和任何同学来往，也不愿意说话，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变得非常孤僻，一个人上学去，一个人下学回家。就是这样。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现在想想，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过于贫穷，真是抬不起头来。我能够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刘淳：这样的自卑感在你身上有多长时间？



王广义：很长时间。那时候自己都觉得自己可怜。



刘淳：是不是开始画画以后会好一些？



王广义：对。画画时可以忘记一切，另外，画画在无形中也多少增加了一点自信心。



刘淳：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或迷恋绘画的？



王广义：是上初中的时候，喜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自然的爱好。二是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很不好，相当穷。自己也想为父母争口气，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所以就到了哈尔滨市少年宫的美术组，心想将来做个画家，一定要改变这种生存状态。我在那里接受了一般性的美术教育。



刘淳：我听人说过，说你因为家庭生活条件特别困难而发誓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有作为的人。



王广义：真的是这样。我发誓将来一定要让家里过上好日子，要有吃有穿。不能总是这样穷下去。



刘淳：你说你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好，怎么还能到少年宫去学习绘画？



王广义：在哈尔滨少年宫学习美术，是每个学期都要交学费的，其实并不多，也就是几块钱，但这几块钱对于我这样的家庭就不是个小数字，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肯定是交不起的。有个美术老师对我非常好，他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后非常同情我，就不让我报名，对其他的老师说我是他的亲戚。这样我就不在正式的编制之内，我是名字不在花名册上，到时候上课跟着大家一起画，这样就可以免掉我所有的费用。



刘淳：算是遇到贵人啦。那时候除了喜欢画画还喜欢什么？比如看书或其它什么兴趣？



王广义：喜欢读，喜欢读小说。对我印象最深并使我一生也忘不了的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马丁·一登》，这本书可以说奠定了我一生的某种基础，对于我走向今天都与这些有非常直接的作用。书中的主人公马丁·一登从小家里非常贫穷，一直在社会最底层生活，在海边长大，后来他成为一名水手，经过他不断的努力和奋斗，最后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当时读的时候有些东西很模糊，觉得一定要以书中的主人公为榜样，幻想自己将来一定要混出个模样来，当时并没想把家庭改造成什么样，但对于我自己的要求是一定要出人头地，这种想法在当时是非常强烈的。



刘淳：你小的时候性格是什么样的？



王广义：怎么说呢，我小的时候的性格要是搁在今天，早就被淘汰了。什么玩意儿啊，蔫了吧唧，直说了吧，谁也不会喜欢我那种性格的。简单地说就是不和人来往，还特别古怪。大家高兴大家激动的事儿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象一块木头疙瘩似的，也不合群儿，你说这是什么东西？！



刘淳：这种所谓的古怪和孤僻与你的家庭经济所造成的自卑感有关吗？



王广义：一定有关。如果我的家庭情况不是这样的话，我想我的内心应该充满阳光。我这些年也经常回哈尔滨，回去后免不了和过去的同学聚聚。大家很惊讶，说王广义的变化真大，简直是天地之别。他们一起说我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在他们的印象中，我小的时候是那样一个不说不笑独来独往的人，他们还形容我小的时候的那种古怪的样子怎么会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小时候的那个样子肯定是不受人喜欢的。与今天这个又说又笑的王广义简直是两个人。



刘淳：后来你是在哈尔滨这座城市中读完初中和高中的吗？



王广义：是的，在哈尔滨读完中学的全部课程。



刘淳：那你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好吗？



王广义：因为那时候已经喜欢画画了，所以就要牵扯你的时间和精力，有些自己不太喜欢的课也就不怎么学了，成绩自然也就不太好。



刘淳：咱们俩是同龄人，都是1957年出生，虽然不在一座城市生活，但在大的环境中的处境是一样的。像我们这代人，当时高中毕业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去上山下乡，那不是你愿不愿意去，而是别无选择的，你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去了吗？



王广义：那是自然的啦，高中毕业后就到农村去了。



刘淳：尽管是高中毕业，但那时的教育还不太正规，初中两年制高中两年制。从年龄上说我们毕竟还都是孩子，那么你对上山下乡这样的行为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



王广义：没什么理解和感觉，那时挺麻木的，去就去呗，根本没想那么多。那时我整天就是闷乎乎的，和谁都不说话，也不来往。对什么都没什么兴趣，也没什么感觉。就是那样的一个玩意儿。



刘淳：你是哪一年去下乡的？



王广义：1973年去的。



刘淳：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在太原近郊插队，我记得那时候每家每户还可以有一个留城的，你为什么没有留城呢？



王广义：因为当时我大哥下乡了，我二哥已经留城了，所以我必须下乡。



刘淳：你下乡的地方离哈尔滨远吗？



王广义：我下乡的地方就在大庆附近，离哈尔滨也不算太远，有二、三百公里。



刘淳：你们那个村里一共有多少知识青年？



王广义：三十多个，都是来自黑龙江省的四面八方。



刘淳：你下乡的那个地方有没有你以前熟悉的人？比如同学邻居啊什么的？



王广义：一个都没有。



刘淳：那个地方条件怎么样？



王广义：苦是多方面的，一个十五、六的孩子一直在城市生活，虽然家里穷，日子难过，但还是在城市中，一下子把你抛到几百里以外的农村，你是什么滋味。要说苦，那时的农村都很苦，干活很累，吃的东西没什么可挑拣的，能吃饱就行。我们那个地方的条件很差。非常差。



刘淳：你在上山下乡的那些日子里，在劳动之余还坚持画画吗？



王广义：当然要坚持了，已经画了那么多年了，已经成为一种爱好了，而且在哈尔滨我的同龄人中也有些小名气了。我只能从画画方面来寻找我今后的出路，那时对这些东西的认识还特别明确。所以，在劳动之余我就抓紧时间画些速写、写生之类的东西。



刘淳：咱俩在这方面有许多非常相似的地方，我当时在农村插队，也一直坚持画画，坚持的目的是我知道它将来会改变我的命运，这一点我坚信不移。当然，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所以用画画也是打发长夜的唯一办法。



王广义：对。我当时也没什么其它的兴趣，性格很孤僻，不愿意和人来往，画画是我唯一的兴趣。可能还有一种潜在的东西在支撑着我，尽管这个东西在当时还不太明确，但我知道它会改变我的一切。今天看来，也许就是这种支撑，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坚定不移地往前走。



刘淳：你在农村一共生活了几年？都干过哪些农活？



王广义：在农村呆了三年多的时间，我们下乡的那个村是盐碱地，村里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过。换句话说，只要是农村有的，多苦多脏多累的活我都干过。有些事情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甚至我都不愿意回忆。它



刘淳：你在农村的三年中绝望过吗？



王广义：绝望过，但更多的是麻木。



刘淳：是一种怎样的绝望？



王广义：就是面对种种苦难，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看不到一点希望。觉得往后就是这样活着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我想这就是绝望吧。



刘淳：你在农村生活劳动了三年多，在这个不太长的时间里，对你有没有什么重大的转变？



王广义：咱们俩今天坐在这里，是你让我回忆我当年的经历，我真的有些感慨，如果换个人我也不一定和他这么认真的谈。或者说，在北京这些年，我很少与他人说过这些。为什么？有些东西我想一直深埋在心底。如果回忆上山下乡的那些日子，应该说我还是非常感谢我在农村的那些岁月，感谢那些年所经受的风风雨雨。如果没有那些年的人生经历，我还不知道我今天是个什么样子呢！说不清楚今天是死是活呢。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在农村生活和劳动的几年是我的性格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就是说，在我上山下乡的第二年，因为一件事，我整个人都改变了。



刘淳：毛主席曾经说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是怎么被改变的？



王广义：其实我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都是受欺负的，而且一直是在受欺负。那时我不和群，而且对什么东西都没有感觉。奇怪的是我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个头很矮，整个人是又瘦又矮，很不起眼。当时班里有些同学又高又大又有钱，很是牛逼，你什么都没有自然就让人瞧不起。是上山下乡之后才改变了这一切。下乡的第一年我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蔫了吧唧的，说话也说不清楚。第一年是最受欺负的一个，什么脏活累活都按在我身上，就连扫厕所这样的活都由我来干。那一年我是最受欺负、最压抑的一年。



刘淳：是什么具体的事件改变了你？



王广义：那是我下乡的第二年的元旦，元旦时有些知青回家了，有些没回家的就在一起过节。大家就聚在一起喝酒，在那之前我是从未抽过一口烟，从未喝过一口酒，像我们那个家庭条件上哪儿抽烟喝酒去。

当时我们村里有两个小混混，赖小子，也是知识青年，很赖。一个被称为老大，另一个是老二。第一年就是这两个小子老欺负我，一年四季没把我当回事儿，总是命令我干这干那的。就在元旦的那个晚上喝酒的时候，这两个小子开始逼我喝酒，没办法，就只有喝了，我发现我还挺能喝的。可能喝了二、三两之后突然兴奋起来，胆子也壮了，过去所有的愤怒一下子全上来了。这时，那个老大过来用手指着我的额头说：“小王，你他妈小子挺能喝呀，你他妈平时还挺能装蒜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胆量，一下子把他的手打掉了。那个老大不以为然，还在继续挑衅说：“哎，这小子敢还手了，这小子还敢打我。”当时我一下子就翻脸了，我说你别牛逼，有本事咱俩喝！说完我就拿起两个农村吃饭用的大碗，倒了两个多半碗。我说咱俩连干三碗，谁不干谁就是孙子。说完我端起碗就干了下去。放下碗我开始逼他，我说你不干你就是孙子！其实这小子已经喝了不少了，于是他只好端起碗勉强喝了进去。接着我又倒了两碗自己又先干掉一碗，这时酒劲也上来了，胆子也越来越大了，直逼着那个小子说：你他妈的必须喝了，不喝你就说你是孙子！那小子被我逼得有些不知所措了，说：我，我，我喝，我喝。然后端起碗喝了一口就倒下了。



刘淳：不是还有个老二吗？他就没有反映？



王广义：当时我也喝的不少，胆子大了起来，也没把个什么老二放在眼里。奇怪的是那个老二就在旁边坐着，一句话也没有说。



刘淳：喝酒事件是不是给你长了威风？



王广义：是的，不但给我长了威风，更主要的是使我在知识青年中的威信一下子全变了，变成另外一个王广义了。



刘淳：那个老大醉了以后又怎么样了呢？



王广义？我也醉了，怎么让人扶到床上，大家怎么散的席我都不知道了。第二天酒醒之后老二可能给老大说了头一天的经过。老二来找我说接着再喝，当时我已经无所谓了，喝就喝贝，谁怕谁呀！



刘淳：当时你有没有想到如果再与他们喝酒他俩会报复你？



王广义：想到过，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什么都无所谓了。至于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后果如何我没有想过，也想不到那些。



刘淳：那你当时跟他那么喝酒，你是从哪儿来的胆量？是不是人在绝望中一种本能的反抗？



王广义：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或者说我被他们欺负的太久了，实在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这两个小子当时也在社会上混过，他们也知道在社会上混是怎么回事儿，他们也怕不要命的。其实当时我拿着大碗跟他拼酒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没什么底儿。拼过去就过去了，如果过不去还将要发生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刘淳：第二次他们不是又邀请你喝酒了吗？



王广义：是呀，第二天酒醒的时候那个老二就来叫我，说咱们再接着喝。我就去了，什么都无所谓了，喝就喝吧。去了以后桌上已经摆好了酒和菜，酒都倒好了，老大对我说：“小王，咱们先干为净。”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有点懵。结果那个老大又对我说：“小王，以后咱们就是哥们，在咱们这里，如果谁敢动你，我就打断他的腿！”然后老大又对老二说：“小王以后就是咱们的哥们，如果小王出了什么事，我就拿你算帐！”从此以后，我在这两个小子的心目中成了上帝，不管他们干什么、做什么坏事儿，什么偷鸡摸狗的，都要和我商量。从这以后，我整个的人都变了，变得轻松快活了，心里的种种压力一下子全都没了，真的象是卸掉了身上的枷锁一样。比如我画写生人像，以前总是怕他们捣乱，现在是他们俩给我安排，叫谁坐在那里谁就得坐在那里，而且还是一动不动，谁敢动就挨骂。我一画就是一、两个小时，非让我画个仔细不可。这种关系变得非常奇怪，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



刘淳：都是知识青年，本身也没什么特别大的矛盾，可能是应了中国老百姓说的那句话：楞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王广义：后来我也仔细想过，其实就是一种本能的东西，一种无产阶级的本色。那时候我可能真的谁也不怕了，回城遥遥无期，总在这穷村子里呆着真的让人绝望，况且一个大男人还受欺负，只有破罐破摔啦。



刘淳：你常年压抑，是不是在精神上有些扭曲了？



王广义：是有些被扭曲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变态。所以那时一下子爆发出来还是很及时的。



刘淳：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你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整个变了个人似的。那么这件事算不算是你人生路上的重要转折？



王广义：没错！是我人生路上的重要转折，在后来的两年中，我在村里是非常愉快的。每次回哈尔滨，很多人都说我变了，而且变得连我自己身上都带有痞气，一大群人喝酒，认识的不认识的在一起，不高兴开口就骂，让人家滚，以前是我滚，现在我牛逼了。那时不知道怎么的变成那个样子。



刘淳：总之，在农村毕竟还度过了两年快乐的时光，三年以后是不是直接参加工作了？



王广义：三年以后正好我父亲退休，我就接了他的班参加工作了。记得当时我父亲单位来了两个人，到村里帮我办理一些正常的调转手续，然后我就离开那个曾给过我苦恼、也给过我欢乐的小村子。



刘淳：你参加工作去了什么单位、干什么工作？



王广义：工作单位是铁道部第三工程局七处二段，工作是常年在山沟里建设火车站和修铁路。我父亲退休了，而我又开始重复他的工作。我记得从农村回到哈尔滨呆了没几天就去了辽宁的一个山沟里开始建小站，实际上等于从农村又到农村，不同的是每月有工资而已。



刘淳：在那里干的活累吗？



王广义：比在农村还要累，修铁路，开隧道，扛道木，一个人扛一根。我现在想起来都惊讶那时是怎么干出来的。建好一个火车站我们背上行李卷又走了，又到另外一个山沟里开始新的建设。



刘淳：那会儿你还坚持画画吗？



王广义？还坚持画，白天干活，晚上一帮工人在一起就是喝酒。我是利用业余时间坚持画画，画速写，画写生，见什么画什么。



刘淳：从时间上推算，你是1976年底参加工作的， 1977年中国全面恢复高考，你参加考试了吗？



王广义：说来话长，有些事我不愿意去想它，想起来非常的难受。我不知道是我命苦，还是老天爷故意在捉弄我。别人都是一考一个准或两考一个准，我他妈连着考了四年才考上。

我是1977年初的时候从农村接班参加工作的，在山沟里呆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当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很兴奋，也觉得上大学对我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但心里还是想考，还是向往着有一天能走进大学的校门，让我那受了一辈子苦的父母也露露脸，给他们争口气。但是，在我们那样的单位，旷工画画是不行的，请假也不是办法，所以就回到哈尔滨找关系开病假条，这样可以在家里复习。第一年我报考的是鲁迅美术学院，考试前我拿到准考证，也参加了考试，但最后没有被录取。这一次对我的打击还不算大，总觉得以后还有机会。



刘淳：没考上大学那你是不是又回原单位上班去啦？



王广义：回单位上了几天班，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就跑回哈尔滨开病假条，休长期病假在家里画画。休了一年的病假，结果第二年报考鲁迅美术学院我又没有考上。



刘淳：连着两年没考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你有压力吗？



王广义：心情肯定是不会好的，每天就像是着了魔似的。记得当时我们单位有些老同志，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们私下议论，说老王这孩子完了，考大学考的都魔怔了，神经也出问题了，他怎么能考上大学呢？老王一辈子老实巴角的，这孩子怎么尽做美梦呢？这一切我都不管，我就是要考大学。记得有一次去单位送病假条，我们段长语重心长的对我说：“爷们儿，考不上就别考了，有个正式工作，有个铁饭碗不也挺好的吗，你爸在咱这儿干了一辈子光荣地退休了，多好呀。你安心上班吧，别胡思乱想了。”我给他病假条和从医院里借来的片子，想证明自己病的很重。他看了看又说：“你别他妈的来唬我，你的肺要是这个样子，你早躺地上起不来了。”反正单位的人都认为我是个魔怔，神经兮兮的。



刘淳：你觉得你自己神经有问题吗？



王广义：可能多少也有点问题，每天迷迷糊糊的，就是想要上大学，能不能考上我也不知道。



刘淳：第三年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王广义：第三年还是没有考上。



刘淳：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画的不好，还是文化课跟不上或其它什么？



王广义：很复杂，有些东西说不清，也许老师不喜欢我这个人，说不清楚。要是从考试的角度上看，我的文化课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可能画有些问题，现在来看，我当时的画有点表现主义的东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美术教育还在苏联的那一套体系中，所以老师很可能就是不喜欢我的画。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刘淳：对，能够时候的标准是苏联的那一套，表现的东西几乎没有人能欣赏。那你为什么后来又报考浙江美术学院呢？



王广义：因为我连着考了三年鲁迅美术学院都没考上，当时和我在一起画画的朋友们几乎都考上了。另外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他们中有的都快毕业了，假如我第四年真的考上了，他们毕业留校来教我，这让我真的受不了。所以我就报考浙美，换个环境试试。其实还有些小孩的脾气和性格。



刘淳：这一次你改报了浙美，单位的人是不是笑话你连东北的大学都考不上，还报浙江的？肯定是个魔怔！



王广义：我去找我们的段长，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当时他留我在他家里吃饭。我拿出浙江美术学院的招生简章给他看，他又从抽屉里找出过去鲁迅美术学院的招生简章比较着，然后对我说：“小王，我是个没文化的人，你爸也是个大老粗，你想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考大学读书是件好事情。你看，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在东三省招10名，你连着考三年没考上。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在全国招10名，你连东北的10名都考不上就敢考全国的那10名？我看你是真的神经有问题了，咋竟办那些离谱的事儿？你怎么就这么不知好歹呀！”可能是一代老人的感情关系，段长很认真也很动情，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于是我只好恳求说：叔，你就帮我这个忙吧，就给我开个证明吧。老段长无奈，只好给我开。当他给我开证明的时候嘴里开在不断的唠叨：“行啊，我也算对得起你爸爸了，你也不是个孩子啦，我看这事儿根本就没谱，是没事儿干了瞎折腾。放着好好的工资奖金不挣，硬要拿病休工资。老王一辈子也没这样，怎么遇上你这么个东西。”



刘淳：从时间上吮，这一次你终于如意啦？



王广义：真不容易啊，也赶巧，当时浙美有个老教授，叫朱金楼，这位老先生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没有他的一句话，我那一年肯定是名落孙山了，从上浙江美术学院这个意义上说，老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从浙美毕业后我一直想去看看他，但总是阴错阳差没去成，后来听说老先生去世了，我心里还挺难受的，我真的非常感激他。



刘淳；你具体说说。



王广义：这还是我上了大学二年级以后才知道的，是金一德老师告诉我的。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天，无意中说起考试排名的事儿，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排第几名，金一德老师告诉我说你的专业成绩排在第六名。当时我一惊，说我还真的很可以了吗。这时金一德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王广义啊，你当时连20名都没进来，是朱金楼老先生救了你的，你明白吗？！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浙江美术学院有个学术委员会，是由许多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组成的一个学术班子，如金冶，王流秋，朱金楼等人，其实他们早就不太管事了。我们考完之后，学校将前30名学生的作品挂在一个教室里让大家观摩，以往那些老先生们是不来的。这一次不知怎么的就来了，看完之后朱金楼老先生对我的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大概是在我的作品中找到了他从前的影子或感觉，唤起了某种记忆和亲近感。然后就把负责招生的老师们叫到我的作品前，用很浓厚的南方话非常激动地说：“这个学生画得这么好，怎么排名这么靠后？这不是在埋没人才吗？！你们打的分不高的，应该将这个学生的成绩提上来。”说完朱先生谁的作品也没看就走了，他走的时候很得意，觉得自己又发现了一个人才。招生的老师们也没办法，就把我的色彩一下子从62分提到90分，素描提到90分。这样我的成绩一下子就进入到第六名。



刘淳：朱老先生喜欢你的作品是一种缘分啊，否则你又回家啦？



王广义：是啊。这个缘就在于浙江美术学院有好多老先生早年都是留法的，他们在后来的教学中主张学生要发挥自身的个性，同时也张扬个性。在是浙美多少年来始终强调的东西。当时我画的东西并不是按一般的要求来画的，而是受西方表现主义的影响，或者说有些表现主义的影子。老先生也可能在我的作品中看到他自己早年的某些东西，或者说我的作品突然唤起他早年的一些记忆。



刘淳：你的表述非常准确，浙美在过去出现这么多大家，与学校的培养方向有直接关系。早年的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王流秋等，包括今天浙美在改革开放以来毕业的艺术家都是如此。我说的是，在艺术创造中，个性非常重要。但许多学校却扼杀了学生的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被录取也绝非偶然。应该说是你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呢？



王广义：当然是这样啦，我上大学的时候当年和我同时考学的朋友马上就毕业了。如果没有朱老先生的出现，那你说我是什么样的结果呢，人家就录取10名，我他妈被排在20多之外，还有戏吗？！如果80年我仍然没有被录取，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以后的路怎样往前走。你说一个人连着考了四年大学都没考上，对他的打击大不大？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活着的勇气。



刘淳：你当时被录取后是什么样的心情？



王广义：用什么样的语言都很难表达我当时的那种非常复杂的心情，真是这样，这其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别人不理解，只有我自己知道。



刘淳：然后你又回到你工作的单位去办理各种手续，你的那位叔叔一直说你不行，总是劝年好好上班安心工作象你爸爸一样作一名革命的好工人。我知道他是没有恶意的，但起码他觉得你是不会考上大学的。我想知道你的那位叔叔知道你被录取的消息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王广义：那是一个晚上，已经很晚了，我一个人装着录取通知书去了我们段长家。入坐后段长就习惯性地安慰我：没关系，咱们段上需要搞宣传的，写写画画的事儿也不少。这时段长的老伴也从里间出来了，对我说：“小王回来了。”那口气好象是在说这孩子完了，没治了，真是魔怔了，好好一个小伙子老想上大学还上不去生生废了。然后又鼓励我说：“没关系，明年再考。”这时我从兜里拿出一盒“大前门”烟给了段长一根，段长顿时认为我就是神经出了毛病，因为段长是不抽烟的。我说叔，这根烟你得抽，我考上了。当时我的样子一定是很激动的，可能就象是个有毛病的人。平静一会我又对他说：“叔，我考上了，我是来找你办理档案关系和入学手续的。”然后我拿出录取通知书给他看，段长看了通知书也很激动，说这根烟我抽，我为老王高兴啊，老王这孩子还真行，闹了半天老王这孩子没魔怔，神经也没出毛病。然后就让他老伴炒菜，开始喝酒。那场面我一生也忘不了。接下来我在那里住了五、六天，每天就是喝酒。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帮老工人，老段长和那群老工人都没什么文化，在那样世世代代都是工人的环境中出来一个大学生，大家能不高兴吗。

为了表示一点心意，段长专门给我开了一张为期一个月的并享受硬卧在全国通行的免票证，是一个红本，以往工人是不可能的，这在我们那里也是最高的待遇了。这也算是我们单位送给我的一个礼物吧。



刘淳：因为你连着好几年都没有考上，你的父母和家人为你操了很多的心，也自然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那么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你的父母心情又如何？



王广义：当时录取通知书该来的都来，我想可能又完了。如果这一次我依然没考上的话，那对我的打击有多大我自己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到松花江边游泳去了，回来的很晚，可能有十二点多了。回来之后我看见我妈坐在门口，见我回来了我妈骂了我一句：“这么晚才死回来。”那些日子我特别烦躁，也跟了一句：“行啦，少管我的事儿。”说着我就进屋了，随后我妹妹和我妈也跟了进来。我妹妹不知要说什么，我妈捅了她一下。当时我以为我妈还要接着骂我而我妹妹不让骂似的，也就没以为然。然后我妹妹直乐，我说你乐什么乐，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她还是在那儿站着乐，我突然觉得可能有好事儿，然后我妈从兜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说：“拿去看看吧。”我接过来一捏，特别厚，就觉得和以往的不一样，因为每年都很薄，就是一张纸，告诉你以后继续努力什么的。这时我一想我妹妹刚才在那儿直乐，再一看浙江美术学院的大信封，我一下子感觉到成了，我这一次真的成功了，我终于被浙江美术学院录取了。这时我的手也在抖，心跳也加快了，对着我妈说：“妈，这次我考上了。”说话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在颤抖。那种激动和那种感觉我再也没有过。

我好多年没有想这件事了，回忆起来还真的有些心酸的滋味。被浙美录取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奇迹。接着刚才的说，然后我妈就坐在我的旁边，这时我妹妹插了一句说：“三哥，你今天回来这么晚，把咱妈都惦记死了。”这时忽然我妈叫着我的小名对我说：“小文，你今天回来这么晚可把妈急死了，你知道妈在想什么吗？妈在想，难道咱们的命真的就这么苦吗？你苦苦的考了四年，这边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而你那边游泳却淹死了。”

可能我当时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多少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感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因为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很晚才回家的先例，一般都是八、九点。所以我妈那种非常复杂的、胡思乱想的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哈尔滨也发生过这类事情，孩子考上了大学自己还不知道，结果游泳给淹死了。假如我真的那天晚上游泳被淹死了，你说我妈她会怎样呢？那我们这个家可能一下子就塌了。这件事对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然后我问我妈我爸知道不，我妈说他也知道了。这时我走进我爸和我妈睡觉的小屋，见我爸还没睡，还在抽烟，就对我爸说：“爸，我考上了。”我爸在漆黑的小屋里轻轻说了一句：“回来了，我知道了，快去睡觉吧。”父亲和母亲完全不一样，父母的那种复杂的心情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在我的心里都没有消失。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一场梦，一场长长的梦。这里边蕴藏着那么多的酸甜苦辣，就为了上大学，我把自己的年龄都改了。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法律证件清一色是1958年出生，包括户口、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等，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1957年1月出生的。



刘淳：你的父母现在还都健在吗？



王广义：都不在了，母亲走的早，父亲是前几年去世的。



刘淳：如果当时你还没有考上该怎么办呢？



王广义：可能会给我带来极其沉重的打击，结果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但为了我妈和我爸我会再考一年。



刘淳：那你被录取的消息传出，在你们那个贫民院里也成为爆炸性新闻了吧？



王广义：不仅仅在我们院里，就是在整个哈尔滨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不是我有多特殊，而是画画的人都知道我连着考了好几年都没考上。就连后来跟我学画画的孩子都考上了，就剩我一个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奇迹。当时也想过，究竟是画画的路子不对呢，还是自己有些东西没悟出来？我们那个院都是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是铁路工人家属的生活区，能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当然是一个奇迹了。出出进进的，碰见叔叔婶子什么的，大家都用非常羡慕的眼光看着我，问这问那，我的心里自然是很高兴、很得意啦。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这样得意过呢。

以往在哈尔滨画画的孩子大多是报考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系或者鲁迅美术学院，当时，在黑龙江省考上浙美的就我一个。在大家的印象中，浙美比鲁美难考多了，结果还让一个连考了三年都没考上的人给考上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这么多年过去了，在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还有那么多的感慨，还能流出眼泪，可想当时我真是很不容易啊。它和我今天的成功与否还不是一个话题，假如那时我一下子就考上了，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单位去工作，既使没有我今天这样的成就，也还能体面地活着。那时我要是再考不上，可能连活路都没有了。



刘淳：你到了浙江美术学院以后，等于到了一个新的和陌生的环境，一切又发生了变化，你的感觉如何呢？



王广义：到了浙美之后，一切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又一次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这样就给我的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而是来自我自己。可能我小时候的某种东西又出来了。比如我因为家里穷，就得申请助学金，我的助学金是一等的。但我的心里边是很不舒服的，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面子的事情。有一句老话：人穷志就短。开始的时候，怎么都觉得不舒服。



刘淳：你上的是油画系吗？



王广义：对，油画系。是80级油画系第一工作室。



刘淳：你的成绩在班里怎么样？



王广义：成绩吗，一年级的时候还可以。我画得石膏非常好，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到二年级画人像的时候就不行了，没一个老师喜欢我。



刘淳：为什么不喜欢你？是不是你不按老师的要求来画？



王广义：也说不清楚，大概是多方面的原因。有时候谁喜欢谁谁不喜欢谁确实说不清楚，可能是靠一种本能。在业务上我可能就是按我自己的想法和习惯去画，比如我那时候喜欢古典主义的东西，所以在课堂上画素描的时候也是按古典主义的方法来画，画的很细，衣服上的皱纹呀什么的，特别迷恋这些。所以老师就不喜欢。怎么弄也还是那个样子，老师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在大学上了四年分数一直是很低的，如果按老师要求的话不是个好学生。再者，我这个人从小就不会和人处关系，到了大学以后依然不会，所以在老师们的眼中我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但有一点是公认的，不管喜欢我还是 不喜欢我的老师都得公认，那就是我非常用功。只要我放下饭碗立刻就到画室去画画，不管有多晚，只要我们班教室的灯还亮着，不管是谁都会说，那是王广义在画画。无论我的成绩怎么样，但我那四年是在刻苦用功中渡过的。



刘淳：你在浙美上学的时候，中国的现代艺术思潮已经开始了。当时浙江美院还有《新美术》和《美术译丛》两本专业性的刊物，你有没有受当时的思潮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



王广义：受影响是后来的事情。当时在三年级以前，我是一直崇拜安格尔的，甚至安格尔的每个时期我都一清二楚。到了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变了。谁都知道，当时浙美图书馆的资料是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画册都有。我就每天在图书馆翻各种画册，非常投入。这时老师们对我的印象也慢慢地有所转变，开始好起来了。毕业创作给了我三分。现在看来那时画的也就是乡土的感觉，那件作品的名字叫《雪》，一群很麻木的人在往前走，有点85’美术运动早期人们对中国现实的感觉。特别赶巧，正好赶上第六届全国美展的征稿期间，我们毕业班的作品是可以参加挑选的。临走的时候在一位老师家里吃饭，喝了些酒，说话也随便了。我就和老师说：“如果咱们班参加全国美展能选上的，很可能就是我。”其实这纯粹是开玩笑，结果被我这个玩笑言中了，第六届全国美展还真的就把我的作品选上了，我们班只有我自己。



刘淳：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的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你一定很激动吧？



王广义：是啊，特别激动。当时我都已经回哈尔滨准备报到工作了，家在杭州的张培力给我打来电报：祝贺《雪》选入全国美展。当时我正在家里吃饭，看了这个消息自然是非常高兴。很多年以后，我见到我的那个老师时我说：“我的毕业创作能参加全国美展，我说着了吧。”老师说：“你小子蒙的真准。”



刘淳：你从浙美毕业后被分配到什么地方去了？



王广义：当时毕业分配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最高的标准是留校当老师，但我知道就是有留校的名额也轮不上我。正好哈尔滨建筑大学到浙江美术学院来要人，我正好是哈尔滨人，就这样去了那所大学，教学生素描课。是一件特别赶巧的事儿。



刘淳：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现代艺术在全国展开的时期，我记得那时候哈尔滨就有一个“北方艺术群体”，这个群体是你创建的还是你入伙的？



王广义：当时我还在浙美上学的时候，就有哈尔滨的一些朋友给我写信，有任戬、刘彦、舒群，还有几个搞文学的朋友。他们要我毕业后一定回去，大家在一起好好干一场，折腾点事儿。刚成立群体的时候叫“北方文化交流中心”。这个群体在我毕业之前就已经有了，已经存在了。所以我回来后很自然就加入到这个群体中并参加其中的一切活动。后来慢慢地我发现这个群体有些太复杂，比如里边有搞文学的，搞音乐的等等，交流起来总是不太清楚。当时整个社会都起来了，各地的群体也陆续出来。北京的《中国美术报》也已出刊，湖北的《美术思潮》也在准备出刊。当时浙美有个叫查力的人，比我高两届，他和湖北的彭德比较熟，查力就向彭德说明了我在哈尔滨的一些情况。然后彭德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在湖北的武汉要办一个前卫性的艺术刊物，马上就要出刊，希望你能写些东西，把你们群体的事情说一说。然后我拿着这封信找大家伙商量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往外推自己的时候了，所以就叫“北方艺术群体”。最早是在《中国美术报》见面的。



刘淳：当时“北方艺术群体”的艺术主张是什么？



王广义：当时大家谈的最多的是北方文化，因为那个时候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北方文化的粗旷。当时在我们这群人当中，舒群在理论上是很厉害的，那时候很多理论上的文章和一些观点上的解释都是由他来写的。再后来这件事成了我们的正事儿，弄成真的了，舒群是理事长，我是副理事长，任戬是秘书长，刘彦是理事。大家都有官儿位弄得复杂起来了。



刘淳：我记得那时的“北方艺术群体”做得挺大，也挺牛逼，全国的新潮艺术家都知道你们。那你为什么在这个火热的时候又调到珠海画院去了呢？



王广义：对，你说的很对！当时我们做得确实挺大的，也挺火的。赶巧的是在当时珠海特区要成立画院，到杭州去要人，我在那里上过学，就有朋友写信问我愿不愿意去。当专业画家肯定是件好事，所以我立刻就做出了决定。然后就有杭州的朋友向珠海画院推荐我，很顺，这件事就成了。



刘淳：你大学毕业就回到了哈尔滨，然后就开始了与现代艺术有关的一系列活动，那么你最早的作品是什么呢？



王广义：最早的作品是《北方极地》系列。



刘淳：还是因为北方文化的思考而画《北方极地》的？



王广义：对！是这么回事儿。



刘淳：《北方极地》是你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吗？



王广义：走到今天可以说是我创作的第一阶段，但在当时还不知道什么阶段不阶段的。



刘淳：我问你一个题外话，你是什么时候成家的？



王广义：1984年的10月1日。我爱人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画画，然后就恋爱了。我是7月份毕业的，10月份结的婚。



刘淳：然后你们就举家到了珠海。



王广义：对，全家到了珠海。



刘淳：那会儿你们有孩子吗？



王广义：那会儿还没有，就我们两个人，女儿是88年出生的。



刘淳：当时你舍得离开哈尔滨而到一个陌生的珠海？



王广义：当时的想法还是想当专业画家，有得是时间画画，大概就这么简单。



刘淳：当时你们“北方艺术群体”的成员们对你的调动有什么样的反映？



王广义：大家也在一起聊这件事儿，觉得调走也好，占领一块地盘，扩大我们“北方艺术群体”在外面的影响。



刘淳：那你在珠海起到这个作用了吗？



王广义：当时的珠海画院还是比较封闭的，实际我到了珠海画院以后起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作用。我在那里经常与画家们交流，探讨现代艺术，宣讲“北方艺术群体”的精神与主张等等。



刘淳：那个“珠海会议”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好象传说是你操办和策划的？



王广义：最开始的时候是上面为祝贺珠海画院的成立要搞一个笔会之类的庆祝活动，由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和珠海市文联出面，准备在北京请一些文化名人来助兴。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们要在北京请一些文化名人，我就自报奋勇说这个事我来办，你说找谁我就给你找谁，绝对没问题。然后我就从珠海回到哈尔滨与舒群商量，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我们俩就来到北京，最先找到的是《美术》杂志的编辑高铭潞，那会儿跟高铭潞也不熟，他觉得非常好，也很激动。但他只是一个编辑做不了主。第二天我们又找到栗宪庭，老栗当时是《中国美术报》的编辑。他听了以后也是特别的兴奋，然后就领我们引见《中国美术报》社的社长张蔷和总编辑刘骁纯，最后决定是两家合办。等于是珠海市文联和《中国美术报》联合召开一个题目叫“珠海画院成立暨85’美术思潮幻灯巡回展”。来的人都是非常有名的，中国美协的副主席葛维墨，中央美术学院的闻立鹏，还有各地的青年艺术家搞新潮的代表人物，大概有四十多人。会议上大家都很兴奋，谈了很多有关现代艺术的东西。也基本上决定了会议之后再做一次现代艺术的展览的想法。这个会议就是后来的《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前奏，当时也更加坚定了我做现代艺术的决心和信念。



刘淳：这么说，这次“珠海会议”你果真是策划人啦？



王广义：我积极的参与其事，最后是按我们的意愿来实现的。要说策划，应该是我和舒群两个人一起按现代艺术这个路子弄下来的。



刘淳：从哈尔滨到了珠海以后，你的创作又发生变化了吗？



王广义：我到珠海以后没多久，就开始了《后古典》系列的创作。



刘淳：是什么东西引发你开始《后古典》系列的创作呢？



王广义：可能与地域文化有关。离开了东北我熟悉的环境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记得当时贡布里西的著作，有一个关于“图式与修正”的观点对我的影响很大，其实贡布里西真正的理论我可能并不理解。我是误读了贡布里西的理论，但我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我把古典的图式作一次历史的修正可能就是当代艺术的意义。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念头，然后就开始工作。《蒙娜丽莎》、《马拉之死》、《浪子回头》等等都是那个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就是我的《后古典》系列。



刘淳：那你的《毛泽东》算不算是后古典系列呢？



王广义：不算，《毛泽东》从表象上看还在《后古典》的大的框架之中，但思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后古典》针对的是历史问题，而《毛泽东》却是我转向针对现实问题思考的第一件作品。也就是说，我由开始关注历史问题转向关注现实问题。



刘淳：在你的《后古典》中，你总是有一个参照物，你是用一个现代人的观点，参照那些历史的名画，对历史有一个修正的态度。那么在《毛泽东》这个阶段你还是以一个现代人的角度对现实的关注。《毛泽东》是你创作的第三个阶段？



王广义：这样分析就比较准确了。在《后古典》的系列作品中，我发现那些东西和我的生活并没有多少关系，说到底还是一种历史的概念。进入《毛泽东》的创作阶段之后我就发现他和我的生活、我的经历有关。



刘淳：你是怎样一下子从《后古典》进入《毛泽东》阶段的，而这中间又有这么大的跳跃性？



王广义：可以说我的《后古典》作品画的很多，而且获得批评家的一致好评。后来慢慢地我就有了一种感觉，不管它有多少意义，但和我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好比我在读历史书，然后我在这些历史书中注解什么一样。这是我当时最主要的想法之一。我从《后古典》转变到《毛泽东》与我的观念有关，毛泽东的这个微笑的形象有一种很神的感觉，无论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对人所构成的影响，这是一个潜在的原因。这就是导致我画毛泽东的直接出发点。



刘淳：那你在毛泽东的标准像上打了格，你又怎样解释这些方格呢？



王广义：当时我记得我在《中国美术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谈打格了的毛泽东这个问题，因为在画毛泽东的时候为了准确我是通过打格后将毛泽东放大出来的。用很写实的方法画完之后我当时产生了一个很怪的想法，再把那些格子重新画到上面去。开始打格是一个放大的因素，后来的打格就变成了一个分析的因素。这就上升到一个对现实的分析和思考的问题上来，而分析的因素还是由最初的一个被放大的因素造成的，开始时把一个平常人放大成一个神，然后我再将被放大了的因素加入分析的因素。观众在观看的时候自然会产生许多不同的联想，可能也会产生误读。



刘淳：那你在格子的四周加了英文字母是我们意思？



王广义：加英文字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早在《后古典》系列时期，有些作品也加了字母，非常简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记得那时曾看过一本西方现代主义的美学方面的书，谁写的我记不得了，大概的意思是：符号会导致判断力的终止。就是说当你面对一个陌生的符号的时候，人的判断力会终止。也可能我又一次误读。这些我都不管，所以在我的画面上出现这些莫名其妙的符号，观众不知道这是什么，因此他的判断力也就在此终止。我的想法是判断力终止，人们就会注意使他的判断力终止的这件事情。其实判断力停止本身他也在注意这件事情，这就是我在当时的一种观点。



刘淳：话说回来，你为什么后来又离开珠海画院了呢？



王广义：这事儿和以前有关系，“珠海会议”之后，珠海市文联对我就很有看法，对我的意见很大。他们发现什么现代艺术幻灯巡回展，跟他们最初预想的一点关系都没有，糊里糊涂上了我的路子。然后开始对我产生反感，意思就是王广义这小子把我们骗了。当时他们就想把我开除掉，而且已经研究这件事了。正巧有件事把我救了，1987年，中央电视台要拍一部关于新潮美术方面的专题片，已经和我取得联系了。人家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下来后按程序首先要和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联系。到了市委宣传部之后，中央台的人向宣传部的人说明来历：“你们珠海画院有个画家叫王广义，他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新潮画家之一，也是新时期现代艺术大潮中的重要人物。我们这次来珠海是专门拍摄他的。”其实宣传部和文联的头那几天正在讨论如何开除我的事情，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我走。结果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一来他们就傻眼了，他们还以为我在北京有什么背景呢，不然中央电视台的人怎么专门在这个时候来呢。所以不知道这件事该如何处理了。后来这件事一下子倒过来了，我到成了文联和画院最牛逼的人物了。接着沿海地区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我就一直在那里进行创作。到了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在北京举行，我的打了格的毛泽东被入选，在当时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接下来就是六·四风波。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让我辞职，离开珠海画院。珠海市文联的同志负责找我谈话，让我自己去找单位。



刘淳：那你怎么就找到武汉去了？



王广义：因为舒群和任戬他们也离开可哈尔滨到了武汉，我在武汉的工作还是他们帮我联系的。等于我是89年底离开珠海举家迁到武汉的。



刘淳：去了什么单位？



王广义：武汉工业学院设计系。



刘淳：又是一个新环境，然后你就开始进入《大批判》的全新阶段，这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王广义：我的《大批判》是1990年开始创作的，这是我的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使我进入了一个新的思考时期。通过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我自己这几年的变迁，我认识到当代艺术必须和我自己的生活有关联，如果当代艺术和你的生活没有关系，那么这种艺术一定是很虚伪的。我创作《大批判》的信念是从这儿来的。比如当时在我看来，外来的商品大量涌进中国，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侵犯。所以《大批判》就是在这样的思考和背景之下产生的。



刘淳：在《大批判》中，你始终采用“文化大革命”中工农兵的形象，为什么要使用这些图像呢？



王广义：在《大批判》系列作品中，我将“文化大革命”中的工农兵的形象与今天我们生活中的那些引进的、渗透到大众生活中去的商品广告图像结合起来，使得这两种来源于不同时代的文化因素，在反讽与解构中消除了各自的本质性内涵，从而达到了一种荒谬的整体虚无。



刘淳：站在新世纪的今天回顾过去，《大批判》无疑是一种创造。也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崭新的一页。这里不毕多说了，后来的《护照》和《签证》呢？



王广义：它们来源于世界各国使馆签证处的国家意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签证”将所有的人都置于国家之间权力问题的阴影之下。在此，所有的人都是被审查者，也许在当代文明社会中，一个人从生到死所办理的一系列文件中，“签证”是最具有意识形态这一特质的。而意识形态在塑造人的感情、信仰和国家身份等所有微妙的问题，都在“签证”这里得到了呈现。



刘淳：说得好！你在画《大批判》之前是不是还有几幅其它样式的作品？好象是什么批量生产什么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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