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返正，拉开中国美术大繁荣的序幕

　“文革”后美术界的复苏，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开始全面拨乱返正之后开始的。
　　一．老一辈艺术家枯木逢春，焕发活力

　　美术界头号“右派”江丰复出，重新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继而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与此同时，莫朴也放下扫厕所的扫把，重返浙江美术学院领导岗位。老画家彦涵、高庄、冯法祀、王雪涛、叶恭绰、李宗津、李滨声、廖冰兄、王流秋、郑野夫、刘海粟、俞云阶、张怀江、丁聪等均曾被打为“右派”而平反，卸去了精神枷锁。一大批老艺术家相继复出，意味着美术体制已经回归到有序发展状态。而《美术研究》复刊、《美术》改刊、《世界美术》和《新美术》创刊，均表明美术体制已经开始恢复正常运行。

　　老一辈美术家在特殊时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如江丰虽然反对“抽象派”，但对青年画家还是开明的。如1979年北京一批油画家自发组织“春潮画会”，在中山公园举办“不设审查制度”的民间展览“迎春油画展”，江丰热情洋溢地以个人名义为展览撰写前言予以支持。莫朴一个至今传为美谈的故事是，1979年在浙江美术学院，是他极力主张花巨款购买了一批外国美术资料，供师生“集体阅读”。后来在国际上名气很大的现代艺术家黄永砯、王广义、张培力等人，最初都曾从这批图书中受到西方艺术的滋养。

　　二．高考制度恢复，

　　一批优秀美术学子成为美术中坚

　　高考制度恢复后，一大批优秀美术学子进入美术学院深造，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成了中国美术的中坚力量。如“八大美院”现任院长中，有5位属于高考制度恢复后头几届的学生：中国美院院长许江，中国美院油画系78级；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四川美院油画系77级；鲁迅美院院长韦尔申，鲁迅美院油画系77级；湖北美院院长徐勇民，湖北美院77级；西安美院院长杨晓阳，西安美院国画系79级。有两个小故事，足以说明老一辈画家当初对青年学子所起的扶持作用：冯远是北大荒知青，回上海探亲时拜访方增先，方增先看了他的作品后鼓励他跳过本科直接报考浙江美院研究生，并打电话推荐，冯远果然一举考上；王广义连续3年报考“鲁美”未果，1980年浙江美院油画专业在全国招10名学生，王广义壮着胆报考，遇到了一位“伯乐”。当时全国统考的试卷都张贴在校园里，80多岁的浙美老教授朱金楼看到王广义的画，不禁说：“这个非常好！”再凑过去一看，发现这幅画只得了60多分，便说：“这个太好了，怎么能只得这么少的分数呢？”于是，追加了20分，王广义一下子冲进了前10名被录取。

　　当时的青年学子们，在上大学期间就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比较突出的有“浙美现象”和“川美现象”。在“85新潮”中，至少有五分之四或四分之三的先锋艺术家出自于浙江美院，如黄永砯、王广义、谷文达、吴山专、张培力、耿建翌等等。“85新潮”的许多重要群团和重要活动都与浙江美院有关。而四川美院则成了“伤痕美术”和“乡土美术”的摇篮。罗中立的《父亲》、王亥的《春》、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高小华的《为什么》、程丛林的《1968年×月×某日雪》、王川《再见吧，小路》，都是那一时期诞生的经典作品。“浙美现象”与“川美现象”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文革”时期极左美术思想的反叛。

　　三．理论的觉醒

　　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言论自由。1978年5月《美术》发表了《〈美术〉1976年〈复刊词〉必须批判》一文，意味着美术界对“文革”期间的美术思想开始正本清源。而新时期第一场美术论战，是由吴冠中引发的。吴冠中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堡垒”而被压制、排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艺术才华终于有了可以一显身手的机遇，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可以自由说话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开始大讲“形式美”和“抽象美”，并写成《绘画的形式美》、《造型艺术离不开人体美》、《关于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等文章，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提出要打一场“创造新风格的美术解放战争”。

　　吴冠中的观点，实质上是对艺术从属于政治、“主题先行”的否定，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中国画坛的金科玉律的否定，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激烈的争鸣。讨论者各持一说，论战持续多年。这场论战的重要意义在于，吴冠中以“形式美”、“抽象美”问题为突破口，把“中国画创新”的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到了人们面前。
　　“文革”后美术界的复苏，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开始全面拨乱返正之后开始的。
　　一．老一辈艺术家枯木逢春，焕发活力

　　美术界头号“右派”江丰复出，重新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继而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与此同时，莫朴也放下扫厕所的扫把，重返浙江美术学院领导岗位。老画家彦涵、高庄、冯法祀、王雪涛、叶恭绰、李宗津、李滨声、廖冰兄、王流秋、郑野夫、刘海粟、俞云阶、张怀江、丁聪等均曾被打为“右派”而平反，卸去了精神枷锁。一大批老艺术家相继复出，意味着美术体制已经回归到有序发展状态。而《美术研究》复刊、《美术》改刊、《世界美术》和《新美术》创刊，均表明美术体制已经开始恢复正常运行。

　　老一辈美术家在特殊时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如江丰虽然反对“抽象派”，但对青年画家还是开明的。如1979年北京一批油画家自发组织“春潮画会”，在中山公园举办“不设审查制度”的民间展览“迎春油画展”，江丰热情洋溢地以个人名义为展览撰写前言予以支持。莫朴一个至今传为美谈的故事是，1979年在浙江美术学院，是他极力主张花巨款购买了一批外国美术资料，供师生“集体阅读”。后来在国际上名气很大的现代艺术家黄永砯、王广义、张培力等人，最初都曾从这批图书中受到西方艺术的滋养。

　　二．高考制度恢复，

　　一批优秀美术学子成为美术中坚

　　高考制度恢复后，一大批优秀美术学子进入美术学院深造，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成了中国美术的中坚力量。如“八大美院”现任院长中，有5位属于高考制度恢复后头几届的学生：中国美院院长许江，中国美院油画系78级；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四川美院油画系77级；鲁迅美院院长韦尔申，鲁迅美院油画系77级；湖北美院院长徐勇民，湖北美院77级；西安美院院长杨晓阳，西安美院国画系79级。有两个小故事，足以说明老一辈画家当初对青年学子所起的扶持作用：冯远是北大荒知青，回上海探亲时拜访方增先，方增先看了他的作品后鼓励他跳过本科直接报考浙江美院研究生，并打电话推荐，冯远果然一举考上；王广义连续3年报考“鲁美”未果，1980年浙江美院油画专业在全国招10名学生，王广义壮着胆报考，遇到了一位“伯乐”。当时全国统考的试卷都张贴在校园里，80多岁的浙美老教授朱金楼看到王广义的画，不禁说：“这个非常好！”再凑过去一看，发现这幅画只得了60多分，便说：“这个太好了，怎么能只得这么少的分数呢？”于是，追加了20分，王广义一下子冲进了前10名被录取。

　　当时的青年学子们，在上大学期间就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比较突出的有“浙美现象”和“川美现象”。在“85新潮”中，至少有五分之四或四分之三的先锋艺术家出自于浙江美院，如黄永砯、王广义、谷文达、吴山专、张培力、耿建翌等等。“85新潮”的许多重要群团和重要活动都与浙江美院有关。而四川美院则成了“伤痕美术”和“乡土美术”的摇篮。罗中立的《父亲》、王亥的《春》、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高小华的《为什么》、程丛林的《1968年×月×某日雪》、王川《再见吧，小路》，都是那一时期诞生的经典作品。“浙美现象”与“川美现象”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文革”时期极左美术思想的反叛。

　　三．理论的觉醒

　　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言论自由。1978年5月《美术》发表了《〈美术〉1976年〈复刊词〉必须批判》一文，意味着美术界对“文革”期间的美术思想开始正本清源。而新时期第一场美术论战，是由吴冠中引发的。吴冠中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堡垒”而被压制、排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艺术才华终于有了可以一显身手的机遇，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可以自由说话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开始大讲“形式美”和“抽象美”，并写成《绘画的形式美》、《造型艺术离不开人体美》、《关于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等文章，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提出要打一场“创造新风格的美术解放战争”。

　　吴冠中的观点，实质上是对艺术从属于政治、“主题先行”的否定，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中国画坛的金科玉律的否定，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激烈的争鸣。讨论者各持一说，论战持续多年。这场论战的重要意义在于，吴冠中以“形式美”、“抽象美”问题为突破口，把“中国画创新”的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到了人们面前。


　　此后，李小山提出“中国画穷途末路论”，又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吴冠中提出“笔墨等于零”，再度引发一场至今尚在继续的大规模争论，其实质依然是为了解决关于“中国画创新”问题。

　　四.“机场壁画”传递开放信息

　　在新时期，人体艺术依然是一个敏感问题。1978年12月，文化部发出《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重申毛主席的批示，有关美术院校陆续恢复模特儿教育。但是，争论依然存在，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1979年9月26日，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壁画创作——首都机场壁画创作完成。壁画共7幅，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为袁运生大胆画了3个沐浴的裸体傣家女，使得“首都机场壁画”成为备受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也大大提升了“首都机场壁画”的知名度。

　　在壁画揭幕前，有关部门感受到巨大的舆论压力，要求袁运生修改壁画，提出“起码要让女人穿上短裤。”袁运生不同意修改，有关方面就发出“我们是要一个傣族还是要一个袁运生”的质问。这幅壁画一直用木板遮挡着，直到10月1日邓小平由李先念、谷牧、王震等陪同到机场视察。时任机场建设总指挥的李瑞环汇报泼水节的壁画有争议，他请邓小平定夺。邓小平看了后表示：这有什么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

　　于是，首都机场壁画正式揭幕。出乎意外的是，这幅裸体壁画取得了很好的对外开放的宣传效果。海外媒体评论：“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唐大禧《猛士》事件。1979年，唐大禧创作发表雕塑《猛士——献给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这件作品第一次把张志新烈士塑造成了一位裸体的女子，她骑在骏马上，弯弓向天。这件作品发表后，立即引发了全国范围乃至境外华文报刊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人体艺术问题的评点和广泛争论。适逢任仲夷由辽宁调任广东，他用一句话便为这一事件画上了句号。他对省委宣传部同志说：“你们领导文化工作，要抓方针政策，不要管得太具体。”

　　由此可见，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人体艺术，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美术的范畴，而与整个社会的进步、开放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