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明清时代的工艺美术

明清时代工艺美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当突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商业的繁荣，都直接影响和推进着工艺美术的发展。

明清皇家对工艺美术的制作设立了专门机构，明代有内廷作坊，清代设造办处，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还没有织造衙门，聚集了不少能工巧匠，在制作上不计成本，务求精美，大量生产宫廷和官府需要的高级豪华工艺品。具有相当规模的私人手工业工厂和作坊也大量涌现，明代时景德镇瓷窑约三千座，其中民窑占多数。清乾隆时南京的织机多达三万台，工艺品产量不断增加，行销于国内外。为了竞争，在品种上更是“巧变百出，花色日新”。

明清工艺美术中相当数量的产品是适应皇室贵族和富有者的需要生产的。如：景德镇御窑生产的瓷器，明果园厂内廷作坊制作的雕漆、华丽的掐丝珐琅，江宁苏杭织造局的锦缎，造办处的精巧玲透的玉石、象牙雕刻……这些极为豪华精致的工艺，但是后来由于单纯追求技巧的精细奇绝和用料的珍贵，往往流于造作繁琐，失去了刚健清新的格调。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明清官僚富户中也流行着收藏高级工艺品的风气，嘉靖四十四年（公元一五六五年）严嵩被抄家，据《天水冰山录》中记载其财产中高级工艺品即达上万件，占其全部财富的相当数目，其中纯金器皿三一八五件，玉器八五七件，古铜鎏金器一一二七件，珍宝器玩三五五八件，还有大量金钗镶嵌锦绣珠玉古籍书画等，品类之多，花色之繁，搜刮之富，数量之巨都使人吃惊，可见豪华工艺品在官僚贵族生活中的地位。文震亨所著《长物志》详尽地分门别类记述对生活中衣食住行用品的要求和审美趣味，反映了文人士大夫对工艺方面的艺术标准。长江中下流及太湖沿岸的苏州、扬州、松江、杭州、嘉兴是官僚士大夫文人聚居之地，也是工艺美术最发达的地区，许多工艺品反映了此一阶层的需要。在都城的北京由于南北工匠荟萃，也是工艺美术发达地区。

市民和农民需要的用品大多是私人作坊或农村副业的产品。印花布、竹编、民间瓷、年画、剪纸、泥布玩具。虽材料和生产条件简陋，但却具有生活气息和健康质朴的美。

手工业工人的地位在明代仍编为匠籍，明初需定期到南京或北京等地服役，但地位较元代已大有改善，后来又实行交纳役银以代轮役的办法，至清初则完全废除匠籍。由于工匠和封建国家的隶属关系逐步削弱，其技术及产品便可以更多的投入市场。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艺美术制作的分工日细，使其中不少人掌握了精湛的专门的技能，也出现了少数具有文化修养的工艺匠师。

明清工艺美术中陶瓷艺术又取得重要发展。地方窑址遍于各地，其中如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浙江龙泉、福建德化、广东佛山等地均有相当规模，有的在传统产品上继续发展（如浙江龙泉窑），宜兴仿钧窑等则成为此一时期出现之新品种。福建德化窑白瓷，温润如象牙，所制瓷雕人物，神态逼真，衣服流畅潇洒，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特别是江西景德镇，由于出产优质陶土原料，又集中了南北优秀工匠，加之水陆交通运输方便，而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陶瓷中心，出现了“火光烛天”，“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的盛况。景德镇瓷器胎薄釉纯色艳画美，官窑和民窑的产品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所制产品除供宫廷大量享用外，还行销全国各地，并有相当数量远销到亚非欧各国，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明清陶瓷艺术突出成就之一是色釉和画彩发展到高度水平。盛行于元代的青花、釉里红此时取得独特的成就，雅致优美的斗彩、灿烂绚丽的五彩、柔润调合的粉彩、绘制精致的珐琅彩是此一时期创造的新品种，白釉和单色釉瓷器也有很大发展。

明代单色釉瓷器色彩趋向鲜艳，有夺目的鲜红、宝石红，明快柔嫩的黄釉、翠青釉，鲜艳的孔雀蓝、孔雀绿釉等。明初的晶莹细腻的甜白釉，显示了白瓷的进步。

釉下青花在元代的基础上有了巨大的发展，质量和数量都大有提高。青花瓷白地蓝花，色调单纯明快。又因各个时期用料的不同，形成早期（明永乐宣德之际）色泽沈厚浓艳而带有黑色结晶斑，成化前后色调明快雅致而匀净，清初康熙时又转为青翠明亮等不同风貌。装饰花纹有图案的，也有偏于绘画写实效果的，一般明代前期画风豪放，中期用笔疏简，晚期及清代转向繁缛细致。优秀的画手在瓷胎上挥洒自如，使单色青花具有浓淡深浅等丰富层次，给人以妙趣横生，墨沈淋漓的感觉，增强了艺术装饰效果（图399、 400）。器形品种也日渐增多，小者如杯盘之类，胎薄如纸，白釉与青花相映，兼有雅致华丽之美；大者如瓶炉尊缸，器形稳重，花纹配置得体。定陵出土之大龙缸，为景德镇特制，直径达七○厘米，装饰鲜明生动的云龙图案，气势磅礴，尤可见在烧造技术各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造成丰富的色彩装饰，是明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新成就。加彩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成化年间取得高度成就的“斗彩”，是先以釉下青花绘出主要花纹，入窑烧好后，再在釉上或点少许彩色，或用多种彩釉覆盖填染再入炉烘烤而成的。装饰花纹多为花果鸡虫人物等。成化斗彩质釉精良，在明后期就相当名贵，文献记载当时在北京市场上“成杯一对，值十万钱”。流传至今的少数鸡缸、葡萄杯、人物杯等，器形轻盈，画工美妙，色调鲜嫩雅致，相映成趣，确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图398）。

青花加彩瓷器在成化以后继续发展，色彩趋于绚丽，如故宫所藏明嘉靖时期的青花矾红鱼藻纹盖罐，高四一·七厘米，通体用青花画水藻莲花，其间穿插十二尾不同姿态的红鱼，鱼身以黄色为底，上施红彩，又以褐色勾勒轮廓及鳞片。沉静的青色莲藻与色调热烈活泼的红鱼鲜明对衬，在设计及绘制上独具匠心（图401）。

万历前后出现的“五彩”，成为彩瓷技术的又一新发展。五彩不止以釉下青花与多种釉上彩结合，也有的以褐黑色勾描轮廓以代替青花，或直接在釉上加彩绘，颜色进一步转向浓艳，多以矾红、绿，黄、紫等色交互配置，对比鲜明，绚烂多彩。如万历时烧的五彩鸳鸯莲花纹瓶，瓶腹部画绿叶红莲翠柳鸣禽及戏水的彩色鸳鸯，瓶颈装饰山石草虫，优美悦目。有的五彩瓷器造型也追求复杂变化，有的瓶瓶身图案镂空，用五彩画翱翔的凤凰穿云，并穿插有锦地开光的图案，玲珑绚丽，成为瓷器的另一种风格。

五彩瓷发展到清康熙时色彩越加丰富，除用红、绿、赭、紫外，还善用蓝、黑彩及金色，灿烂夺目，彩绘的花鸟虫蝶及人物故事也日渐精细而更近于绘画（图402）。康熙末年创造而在雍正乾隆之际流行的“粉彩”，系在白瓷上用“玻璃白”打底，或在彩料加铅粉晕染绘画，设色上富于浓淡深浅强弱的变化，色调丰富而润泽，又被称为“软彩”（康熙五彩俗称“硬彩”）。粉彩特别适于绘制工笔没骨的花鸟草虫，有的还以彩色衬底，特别有秀丽优美的韵致。

珐琅彩为清代彩瓷上的另一新创造。传系在景德镇御窑烧造的优质白瓷上，由宫廷画师用特制的彩料作画，再经烧制而成。珐琅彩瓷胎白薄润，有的周身布满复杂的纹饰，有的追求立体效果，画工极为细腻而富立体感，精美绝伦，在康熙、雍正、乾隆等朝均有烧造，俗称“古月轩”瓷器，是宫廷贵族专用的奢侈品。

清代单色釉瓷器色彩进一步增多。红釉有霁红、郎窑红、豇豆红，蓝釉有天蓝、霁蓝，绿色有秋葵绿、松石绿、粉绿，还有斑斓的窑变和古色古香的鳝鱼青、蟹甲青等。据乾隆时景德镇所立《陶成纪事碑》记载即有五十七种之多。

明清陶瓷继续运用划花、刻花、雕镂的装饰，但更为发展的是彩画瓷，瓷器上的装饰图案纹样非常丰富，画工之高超也为人所称道：“成化彩画……点染生动，有出乎丹青家之上者，画手固高，画料亦精”（朱琰《陶说》）。“明瓷画手，皆奕奕有神。”“青花瓷画绝幽蒨，倘以蓝笔临摹之，矜为稿本，亦雅人深致也”（《陶雅》）。

据文献记载嘉靖八年御窑烧造瓷器所列图案名目即有：赶龙珠、升降戏龙凤、抢珠龙、海水苍龙、出水云龙、龙穿西番莲、双云龙、穿云龙、团龙、穿花凤、升凤拥祥云、鸾凤穿宝相花、团鸾凤、云鹤、云鹤穿花、孔雀牡丹、狮子滚绣球、飞狮、仓狮龙、缠枝宝相花、转枝莲、乾坤六合花、四季花、万岁藤、松竹梅、灵芝捧八宝、八吉祥、二仙炼丹、八仙过海、三阳开泰、群仙捧寿、一秤金、耍戏娃娃、耍戏鲍老等五十余种，“其他花草、人物、禽兽、山水、屏瓶盆盅之观不可胜纪”（王宗沭《江西大志》）。这些包括龙凤、珍禽、奇花、吉祥图案、神话风俗等图画，在传世瓷器中皆可看到，至于民间瓷器上的花纹更为丰富，清代以后，历史神话故事（如岳传、杨家将、三国演义、西游记）特别流行，题诗咏句也被大量运用。

瓷器上的绘画不少受到当代画风影响。明代青花瓷上一些写意山水人物，疏简凝炼，简率而富神韵，接近吴派风格；一些历史故事画用笔细劲，又宛若明代版画，吉祥图案及风俗人物大略受建筑彩画及民间绘画影响，缠枝宝相等图案则借鉴于锦缎。清代瓷画中的山水花卉不少接近四王、恽南田、蒋廷锡、华嵒风格。一些民间陶瓷上的花纹往往笔简神足，洒脱自然，形象突出，画风朴质刚健，长期为群众所喜爱。

陶瓷发展到清代中期，技术上达到很高水平，制成瓷器胎质细洁，釉质晶莹纯净，造型轻巧，色彩绚丽，镂雕精工，无论是仿古创新烧造上皆能得心应手，在掌握配料、制坯、成型、烧造火候等技术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但官窑的一些瓷器装饰一味追求细致繁复，不惜工本，以追求奇妙取胜，出现了玲珑剔透的转心瓶、转心壶，有些瓷器专门仿竹、木、青铜、雕漆及花果昆虫（如核桃、贝壳等），几乎可以乱真，技术上可称巧夺天工，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陶瓷工人的智慧和才能。但这些瓷器脱离了实用和陶瓷本身特点，片面讲求技术上的奇特，装饰繁复流为琐碎，艺术性也不高。

随着明中叶及清代前期工商业的繁荣，丝织生产展现了空前的盛况。工匠的分工细致，复杂的提花织机和多套色印染法在作坊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工艺技术上有了显著的提高，丝织印染生产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区，规模也大大超过前代。南京的云锦、四川的蜀锦、山西潞安州（今长治）的潞绸都是著名产品，特别是工商辐辏文化发达的江南五府：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也都是丝织的中心产地。湖丝质量好，最适于织提花锦缎。松江“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苏州、杭州更以生产优质绫罗纱缎久负盛名。明清政府在苏、杭、南京等地设立织造衙门，“以官领之，以授匠作”，负责供应上用（宫廷）官用（官府）的丝绸衣物。私人手工业工厂和专业织工也大量涌现，其产品质量有的可与官办作坊媲美，以丝织为家庭副业的更是无计其数，所生产的丝绸棉纺大量投入市场和远销海外。清乾隆时徐扬《盛世滋生图》中所绘的苏州市街，经营丝绸棉布的商号即达三十六家，铺面宽敞，经营的货物品种极为丰富，从中也可看到此一地区丝织发展的盛况。

明清锦缎花式繁多，质地优良，其中妆花缎的成就尤为突出。妆花缎系在缎底上以各色丝绒织成花纹，并以金丝织于花纹边缘，极为精美富丽，是织锦缎的重大发展。锦缎以南京、苏州两地产品最为著名。南京产品质地厚重，花色庄重，并在同一色中用不同的深浅色调的“退晕”方法，使鲜艳色彩对比中又具有协调的效果，有如天际彩霞，因有“云锦”之称。苏州织锦质地薄，花纹多仿宋代，图案于严谨中求变化，绚丽中见古雅，被称为“宋式锦”。宋式锦又根据不同用途在花纹设计上有所差异，用作被面靠垫者花纹较大，称为“大锦”，花纹较小的适于书画锦匣的装衬，称为“小锦”。

丝织品种和装饰花纹较前代大大丰富，据《天水冰山录》中所列的丝绸缎匹服饰共五百三十多种，包括织锦妆花缎、绢、绫、罗、纱、?、改机、绒、锦等，其中仅缎一项即有一百四十余种。花纹有云龙、云凤、飞鱼、仙鹤、斗牛、麒麟、狮子、孔雀等瑞兽。清康熙时编纂的《苏州织造局志》中载“上用”缎匹衣物有一百八十多种（其中包括“特用”袍服二十三种），官用的也达六十种，犹“未能尽载”，装饰花纹则有龙凤、翎毛、宝相莲花、葵花、四季花和灵芝、如意寿字等吉祥图案。在明清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里对贵族衣饰的具体描述中也可了解花色品种之繁多。这些文献材料在现存的明代藏经封面、原裱书画及传世和出土袍服衣料等实物中大都可以印证。如云龙海水、缠枝宝相花、落花流水游鱼、云鹤、梅蝶、胡桃锦及宋式的八达晕、方棋、龟背如意等图案可经常在各博物馆藏品中见到。这些纹样或继承前代传统注重装饰和变化，或侧重写生表现娇艳的意态，各具有豪放、活泼、富丽、典雅的艺术特色（图403、404 ）。

明定陵出土的袍服缎匹三百多件，为苏杭织造，大多用金线装饰，极为豪华。其中的龙袍上织以形态各异的团龙，织造技术相当复杂。从《天工开物》中关于龙袍的记载可知，所用工料之值要超出一般丝织物几十倍。这些“上用”的织物，体现了当时技术的高水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缂丝工艺继承了宋元的传统技术，并有所发展。重要的产地在苏州及北京，除官办织造外还出现了民间作坊。以名人书画为蓝本的缂丝织物，大到气势奔放的立幅围屏，小到笔墨纤秀的扇册，织造得都非常逼真。一些皇室贵族的服饰花纹也有用缂丝织造的。

刺绣流行于广大城乡，大多为妇女的艺术创造。不少城市中还出现了经营和生产刺绣的绣庄。绣工们在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品种和多样针法，大大提高了刺绣的艺术表现力。在不同地区中展现了不同的地方风格特色。如花纹突出的北京洒线绣，色彩浓艳质地坚固的山东鲁绣，历史悠久细腻典雅的苏绣，及后来涌现的湘绣、粤绣等都各具特色。清代出现的双面绣，花纹正反相同，工艺巧妙，针法多变化，反映了刺绣技术的进步。

明末的顾绣在明清刺绣中有突出的地位。相传顾绣开始于嘉靖时上海顾名世之妻缪氏，而其次孙媳韩希孟之刺绣最为精绝。顾名世为明末官僚，曾任尚宝司丞，在上海九亩田筑有露香园，故亦称“露香园绣”。顾氏之孙寿潜与画家董其昌等皆有交往，顾绣又多以名人书画为蓝本。顾绣配色典雅，针线平匀齐整，形象生动，又略以画笔点染补绣工之不足，表现古代书画名迹能得其韵致，而无生硬造作之感，颇为文人士大夫欣赏。顾绣的成就大大促进了欣赏性刺绣艺术的发展（图405）。

明定陵出土的孝靖皇后所穿百子衣，在罗上用金线绣出八宝、各种花草及生动的百子婴戏图案，婴儿天真活泼，生动多姿，作放风筝、戏猫、捉鸟、读书等游戏，是现存明代的刺绣精品。

明清由于戏曲的繁荣，戏衣的生产也随之发展，昆剧流行的苏州扬州及京剧的发祥地北京都是戏装的重要产地。戏衣要求根据不同角色特点而设计，又要求色彩花纹突出，适合演出效果，从帝王将相的蟒袍到贫民的素褶子“富贵衣”（乞丐穿的带补丁的袍子）都需美观悦目。戏衣的刺绣则粗细并用，采用了打子、平金、盘金、堆绫、钉线等多种针法，配色鲜明协调，为中国古典戏曲舞台美术增添了光彩。

刺绣在民间极为流行，妇女常用以装饰衣枕鞋帽，图案朴实健康，又常采用剪纸花样，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内容有狮、虎、鸳鸯戏莲、喜上梅梢、四季花卉及几何图案，极为丰富，并流露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清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印染织绣也有所发展，并在本民族特点基础上与汉族艺术互相交流、如苗、侗、壮族的织锦刺绣，维族的回回锦、和田绸，蒙藏等族的服饰特点都很鲜明。新疆的地毯明清时传到蒙古和北京，而发展成为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中国特种手工艺。

我国传统漆工艺到明代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和宫廷贵族及城市富有阶层的需要而趋于兴旺，技术精湛，花色品种繁多，官办作坊与私人制造的漆器都竞放异彩。

剔红是雕漆中的主要品种，系在器胎（金、银、木等）上层层髹漆，可多达百余层，然后用刀雕出花纹。此外根据色彩不同还有明快的剔黄（用石黄调漆代替银朱）、敦朴古雅的剔黑、灿烂悦目的剔彩（用不同颜色漆分层漆于胎上，每色都有一定厚度，制作时根据图案设计，分别刻出需要的彩漆，并在上面镂刻花纹，可造成红花、绿叶、紫枝、黄果、彩云、黑石的丰富色彩效果）。根据制法不同又有填漆（在漆地上根据图案刻出低陋花纹，填以色漆，然后加以研磨，使之光滑平整如画），镶嵌螺钿（将不同色彩光泽的螺钿嵌进漆面，或镌刻成人物山水花纹，填入漆面，及镶嵌金银珊瑚宝石）等。各种形式技法又互相结合，如有朱花黑地者，黑地朱花者，……据隆庆时黄成《髹饰录》所载，漆器品种分十四类，达四百八十一种。

明初永乐时在北京果园厂设立皇家漆器作坊，聚集能工巧匠，专门宫廷生产漆器。元末名漆工张成之子张德刚，曾受到永乐皇帝召见录用，并授营缮所副使，果园厂漆器一直为人们视为珍品，从遗存作品考查，明初雕漆刀法圆润而不露痕迹，常雕花卉或花鸟图案，构图饱满，刀法精熟，花筋叶脉及禽鸟之翎毛，细如发丝，山水人物则多刻有锦地，简朴浑厚而生动（图406、407）。明中叶嘉靖万历以迄清代，刻工技巧更为高超，造型也日益丰富，大至数尺高的屏风，小到精巧的盘盒，都作的得心应手，但装饰也有过分追求纤细的倾向。

浙江嘉兴和安徽新安、江苏扬州等是漆器重要产地。出现了不少世代相传的优秀漆工。宣德时嘉兴栖塘漆工杨埙（字景和）以漆画和仿日本漆器著名，有“杨倭漆”之称。明代日本和中国造漆器技术互相影响，日本的描金漆器很受欢迎。杨埙吸收了日本漆器的长处加以发展，不止用金，而且以五色金钿并施，天真灿烂，所作山水人物漆画，神气飞动，兼善书法，制品多以泥金题款，技艺精绝，也受到日本人民的称赞。

漆器上嵌金银螺钿等称为“百宝嵌”，盛行于明代后期及清代。相传扬州一周姓漆工（或谓周翥）精于此法，以金银、宝石、珍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绿松石、螺钿、象牙、蜜蜡、沉香等珍贵材料雕成山水人物花鸟，嵌于檀梨漆器之上，五彩陆离，奇妙无比，时称“周制”。清代王国琛、卢映之及其孙卢葵生都是制造百宝嵌的妙手。

随着漆器工艺制造的兴旺发达，总结漆器经验的专著也应运而生。隆庆（公元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年）前后的制漆名匠黄成所写的《髹饰录》是古代重要而完整的漆工专著。《髹饰录》共分二卷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条，较详尽的记述了漆器品种、制作方法、原料、工具，资料相当丰富，此书又在天启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由漆工杨明（号清仲）逐条加注，使材料更加详尽。黄成和杨清仲都是著名漆工，黄成精通古今髹法，造剔红刀法圆活清朗，可与果园厂制品媲美。

金属工艺也展现了新风貌。

铜胎珐琅工艺约在元代时由阿拉伯人传入我国，被称为“大食窑”。我国工匠将这一外来技术与传统艺术风格相结合，借鉴了古代青铜工艺、金银镶嵌和陶瓷器的造型和装饰，创造了雍容华贵具有民族风格的掐丝珐琅工艺。

掐丝珐琅的制作，是在锤铸成的金或铜胎上，焊以细铜丝掐成的图案花纹，将珐琅质釉分别填入图案内，入火焙干，再经过打磨，并在露出的铜丝部分镀以金银而成。因盛行于明景泰年间（公元一四五○——一四五六年），俗称“景泰蓝”，据传世作品考查，在明宣德时即已成熟，至清而不衰。掐丝珐琅工艺大都以蓝色釉（钴蓝、天蓝、宝蓝）作地（也有用白色或黄色作地的），依照花纹需要填入红、绿、黄、白、紫等色，再加上镀金银铜丝的闪闪光泽，造成典雅的艺术风格。花纹装饰多用缠枝莲、花果、龙凤珍禽及吉祥图案。铜丝掐成富于弹性的轮廓，又显得清晰明快（图408）。正因为具有富丽灿烂的特点，因而成为御用作坊监制的特种贵重工艺，入清则由内务府造办处专设的珐琅处大量烧造。

掐丝珐琅工艺多用于制作礼器（鼎、尊等）陈设品及实用品，也用于首饰装饰，大型器物造型端庄浑厚而又优美柔和，小型器物如盘盒碗等精巧典丽，从故宫太和殿之鼎、炉、仙鹤烛台，及后妃寝宫中大量的摆设，掐丝珐琅工艺品几乎遍布宫廷殿堂，可见贵族对其赏识和喜爱。

借鉴掐丝珐琅、玻璃器及外来画珐琅技巧而制成的金属胎画珐琅，盛行于清初康、雍、乾等朝，主要产地除北京外尚有扬州广州等地。雍正乾隆时扬州有王世雄即擅此技，制品精美，在京师享有盛誉，人称“珐琅王”。广州工匠也为画珐琅作出贡献。画珐琅图案华美，活泼流畅，有的还画西洋人物花卉，它和掐丝珐琅一样取得很大发展。

明代的金属工艺中，宣德时期盛行精工冶炼铸成的各种形式的铜炉，具有不同的光泽，古色古香，造型装饰都很丰富，颇适书室几案陈列，人称“宣德炉”。在江南也流行仿古铜器，嘉兴人张鸣岐及王凤江所制铜炉知名于时，松江胡文明按古式制造彝鼎尊卣等也非常精妙，当时称其制品为“胡炉”。以仿古铜器著名者尚有苏州徐守素等人。

由于贵族奢侈生活的需要，贵重金属及珠宝饰物的制作技巧很高，相传画家戴进曾当过银工，所造钗朵种种花鸟人物精巧绝伦。定陵出土的大量金器及首饰突出反映了这一领域的高超工艺水平。其中万历皇帝的金冠用细金丝编成，冠顶有两条金龙，极为精巧。皇后戴的凤冠共出土四顶，每个上面都镶珍珠五千多颗，宝石一百多块，还装饰有数条金龙及衔珠点翠的凤凰。有的钗簪上嵌盘着楼台花鸟人物。

在民间，清初安徽芜湖铁工汤鹏（字天池）创造的铁画是别出心裁的新颖品种。传说汤鹏与画家萧云从毗邻而居，艺术上受到薰染，自己试验以铁锤打盘曲成山水花卉等画，风格古朴，并注意表现笔法的神韵，精妙不减名家，受到当时人的推崇。铁画加边框可制成横幅、条屏、中堂等，将四面铁画又可拼合成铁灯，中间燃烛后铁画花影映于壁上，别有意趣。汤鹏对铁画的创造并达到相当造诣，显示了劳动工匠艺术的天赋与卓越的才能。

玉石、牙角、竹木等雕刻无论品种及装饰题材都有很大发展。

玉雕工艺在南方以江苏苏州等地为中心，北方则在北京的皇家作坊中聚集了不少琢玉名手，正如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说：“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南北方琢玉工艺互相交流，工匠们以他们的劳动的智慧为明清玉雕发展作出贡献。

玉石雕刻作为珍贵工艺品主要满足皇室贵族需要，多作为装饰陈设，品种繁多，有瓶、炉、觚、鼎、如意、花插，也有实用的杯、洗等。明代早期作品多仿古和摹刻自然界实物，纹饰简练，浑厚圆润；晚期追求玲珑剔透华贵繁复，有的玉器与其他工艺结合（如玉嵌金银丝，在金属制品、漆器、珐琅器上镶玉），清代宫廷制品中尤多大型观赏性玉雕。

明代琢玉名手有万历时苏州之陆子冈，他长于减地阴文镂空浮雕等技巧，制品常见有盒、花插、发簪、香炉等，作品上镌有图章及子冈款，据载他造水仙簪玲珑奇巧，花茎细如毫发，极为珍贵，其技艺为人所倾倒，因而一些传世玉佩也常假托他的名款。故宫藏有他雕的《茶晶梅花花插》，利用玉的茶色及白斑，巧妙地刻成老干白梅，清气袭人。设计及雕琢上确有独到之处（图409）。

清代前期，由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巩固，社会安定，内地与新疆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著名的和阗及叶尔羌玉源源运往内地，其他地区的玉料如玛瑙、琥珀、水晶、松绿石、青田寿山石等也被广泛应用，清廷造办处有专门琢玉作坊，而且有相当细致的分工，玉雕在数量质量上都发展很快，特别在乾隆时期雕造了不少大型的观赏性“玉山”。

“玉山”为高级大型玉雕陈设品，其外形多为山形，以山水画为蓝本，就原材料的外形量材度势加以设计。“玉山”约创始于明代，至清代乾隆时期宫廷造办处及苏州、扬州等地玉工创制了巨型玉山，如《关山行旅》玉山、《会昌九老》玉山、《大禹治水》玉山等，皆取新疆和田巨型玉材，以清代宫廷画师的作品（如关山行旅为金廷标绘稿）或古代名画（如《大禹治水》依据宋代绘画）为蓝本，主要由扬州玉工制作。玉山镌刻费工费时，常需数年之久（大禹治水共刻八年，艰巨的采玉运玉的时间尚未计在内），是各族工匠智慧的结晶。

《大禹治水青玉山子》原材采用青润密致的青玉，高二二四厘米，宽九六厘米，重五千三百多公斤，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开山治水征服自然的生动场景，人物繁多，情节复杂，山石错综，气势磅礴，没有熟练的技艺是无法完成的，在制作时需先绘成分面图稿然后开雕。先后共用十五万个工作日，是古代玉器中最大的一件，也是玉石工艺史上的一次壮举（图410）。

象牙雕刻作为高级享用品，主要创作力量集中于官办作坊，清代尤为发展，产品除圆雕人物外，还有灯、扇、插屏、册页和层层套叠镂空的象牙球。

牙雕《月曼清游册》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作品，系依照宫廷画师陈枚的稿本，由清廷造办处优秀工匠陈祖章等所刻。在十二幅里描绘了贵族妇女十二个月的各种生活场景，画稿精美，雕镂手法高超，以象牙雕人物、楼室，以玛瑙、玉石等雕饰山石器物，刷漆为底色表现水及天空，层次清楚，搭配和谐，色调以白为主，略施彩色，鲜明而素雅，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图411）。

牙玉雕刻常由宫廷画师创稿后由匠师镌雕，画家与工艺匠师相互合作，促成了雕刻艺术的提高。

竹木雕刻在优秀传统上形成独立的工艺，用竹木普通材料雕镂成为精美的艺术品，需要有相当精诣的艺术技巧。明清两代竹雕名手集中于嘉定、南京等地，木雕则广泛应用于建筑装修木饰件和宗教性雕像。用桃核巧妙的刻成花鸟人物，甚至《赤壁夜游》等复杂场景的桃核雕刻也别具一格。

明代嘉定之朱鹤（字松隣）、朱缨（字清父，号小松）、朱稚征（号三松）祖孙三人相继以刻竹著名，形成“嘉定竹派”，他们都擅长书画，所刻古贤佛像山水花木章法新颖，用刀如笔，逸趣横生，成为文房清玩（图412）。清代嘉定刻竹名手又有吴之璠、封锡舜、封锡禄等人，封锡禄还善刻桃核舟，康熙时曾一度召入宫廷供职，他们的刻工都转向工细，颇受名流称赞。

明代以刻竹享有盛誉的还有南京的濮澄。濮澄字仲谦，活动于十五世纪，他善于选用天然竹根，利用其屈曲自如的特点加以雕镂，“勾勒数刀便与凡异”，以风致浑厚古雅著称，被认为是“金陵竹派”的代表。

竹雕风格具有古朴和精妙的特色，题材又适合文人趣味，常制成笔筒等，雕者多具文化修养，有的本人就是文人，因此成为登上大雅之堂的工艺。同样性质的还有制砚、制墨及诗笺刻印等，也都出现了很高水平。

综观明清两代五百多年中，工艺美术各门类随社会的发展在各时期出现不同特点。明初永乐以迄宣德时期，在元末动乱之后逐步恢复生产，工艺美术上承宋元之质朴而渐有新貌，景德镇之甜白瓷和青花瓷，北京果园厂的雕漆、宣德炉等都具有代表性。其后日趋华丽，乃有掐丝珐琅及斗彩瓷器之发展。特别是十六世纪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商品经济活跃，手工业发达，工艺美术追求精致华丽，陶瓷中的彩绘装饰和彩色釉大大丰富，丝织品花样繁多色调绚丽，文玩及特种工艺生产展现盛况。北京宫廷作坊人材荟萃，苏州、扬州、南京、杭州、景德镇等有悠久的传统，深厚的社会基础及雄厚的技术力量，加之科学的发展和这些地区，特别是陶瓷丝织业中涌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推进了产量提高和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此时的瓷器、锦缎、金、银、铜、玉工艺、漆器螺钿、竹木雕刻、仿古器物以及文玩等都达到很高水平。装饰图案也花样翻新，除几何纹样缠枝花卉外，接近绘画的山水、人物、花鸟描绘在工艺上逐渐增多，吉祥寓意的题材也日益流行。清王朝初期征服全国的战争，曾破坏了社会经济，工艺美术也一度出现萧条，但随着康熙以后经济上的逐渐恢复，手工业又发达起来，质量和数量也渐渐超过明代。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工艺品务求质地技术之精良，陶瓷、织锦、缂丝、玉雕等传统产品展现新成就，画珐琅、玻璃器、象牙雕刻技术上也达到很高水平，在某些工艺中还对西方艺术有所吸收。有些作品在追求富丽精致中却明显地流于纤弱细碎，而民间工艺的一些作品却显示了健康的风貌。清代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上进一步交流，各民族的织绣，雕刻、金属等工艺也得到发展。清同治光绪以后的工艺虽仍沿袭康熙乾隆时的传统，然国力日衰，甚少创造，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使不少传统工艺陷于一蹶不振的境地。

明清工艺美术对近现代工艺美术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些传统产品和精致的技艺需要继承与发展。因此，区分其精华与糟粕，总结历史经验，研究优秀技巧，可以为今天的工艺美术创作和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