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源: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与中国早期文化输出之梦

1929年2月，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刘海粟衔教育部命赴欧，使命为“考察欧西艺术”。[1]而刘氏去欧之始，就遇到一个令他难以接受的现实：“近年来日本政府乘中国多故，乘机预拨巨款，力事宣扬日本现代艺术，俨然以东方唯一之最高地位者自居。致欧人一般，亦视中国为过去，对于现代，只知有日本，而不知有中国也。”[2]刘氏目击之下，颇为震动，遂“计划作较大规模之事业，既可表示中国艺术之伟大性，又可开国际酬酢之新纪录。……对于此事之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征集中国现代绘画作品在欧展览，第二步与欧洲各国订约交换展览。”[3]刘海粟非常清楚，在西方举办中国美术展，首先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才可能具有影响力。而对他而言，说服政府赞助的唯一途径，还是得游说蔡元培出面疏通方有可能。
是年8月22日，徐志摩在致刘海粟的一封信中写道：“老蔡见过，对展览会事表示赞同，然于研究院花钱一层，则似乎为难。高署卿（鲁）究竟有信切实说过否？如要举办，最好乘明年比京百年纪念机会，一举两便，政府花钱不成问题。……设艺术院事，亦曾谈到，但老蔡笑笑说：这怕一时不易办到吧。杏佛也是赞助有余，热心不足。”[4]从该信可以推知，刘氏确实通过徐志摩转达，就举办展览事去信与蔡元培商议，并希望得到蔡氏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的赞助。蔡氏对这个创意也表示赞成，但中央研究院毕竟是学术研究机构，乃一清水衙门，显然无力支付这样一个跨国美术展所需的巨大耗资，因此，蔡氏更主张由政府出资来促成此事。
蔡元培对宣传中国艺术一举，可谓不遗余力。早在1924年，蔡氏在法国考察期间，即与林风眠等留学生举办过类似的活动。当时《晨报》报道：“蔡元培先生等为法国里昂中国美术品陈列筹备会请求捐赠，发出通知函，略谓：‘欧亚远隔重洋，吾华民族之精神，欧人苦不得见，为此敢请国内名流，每人赠送数种……不仅发扬国光，且高义输将，物主大名，亦得永留他邦之表册。’”[5]蔡氏此举，当时在国内即产生了一定影响，画家汪亚尘为之喝彩：“我国的官吏、学者、名流，以及普通的人们，凡是到过欧洲的，脑筋里，至少可以洗去他一层浊翳。此次史太师埠举行中国美术展览会，得陈公使得提倡，也是出于在‘艺术遍路’的环境中，极自然地一回事。蔡孑民先生本来对于艺术又嗜好的，近年来国内艺术界的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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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氏两次赴欧洲，与早期徐悲鸿、林风眠等之留学欧洲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刘氏是以中国政府考察员的身份来考察西方艺术，有着一层官方派出的色彩。其二，刘氏赴欧时，其艺术思想以相当成熟，所以其目标并不在学习西方艺术技法，而主要用力于考察西方艺术教育与推动东西方文化之互动。
[2] 刘海粟：《东归告国人书》，《刘海粟艺术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3] 同上。
[4] 徐志摩：《徐志摩书信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5] 《晨报》，1922年11月1日。


他至少也有一部分的力量。这次他在欧洲眼见得留欧同志热心提倡祖国的艺术，他那种‘兴高采烈’地参与会务，赞助一切，也是他的信仰！……日本人在欧洲之艺术宣传，实在使我们不能不佩服，不仅是举行展览会，平时他们用精良的印刷把自国的美术与鼓吹的文字次第介绍出去，……回顾我国近几年来的艺术界固然有蓬勃的气象，恐怕西洋人绝想不到中国人也有新的艺术运动呢？我觉得这次留欧同志们的热忱，在史太师埠做国际艺术的宣传，大足以一吐从来郁结之气！”[1]
得到蔡元培的首肯后，刘氏便开始需求机会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基于这样一个契机，柏林中国美术展得以出台：1931年3月，法国克来蒙画堂为刘海粟举办旅欧近作展，画展在巴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法国政府以五千法郎的重金购藏了刘氏的油画《卢森堡之雪》，存于亦特巴姆美术馆。此事经媒体的宣传引起了德国方面的注意。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特聘刘赴德讲学，德方所拟定的讲学题目是关于中国古老的艺术美学品藻——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刘海粟在法兰克福的讲演和即席创作中国画，使在场的德国学者颇为折服，他们要求进一步接触中国艺术。同年4月，刘氏出席中国使馆与德国东方艺术会、普鲁士美术院的谈判，决定1934年2月在普鲁士美术院举行中国美术展，推定德国东方艺术会会长佐而法博士等10人为德方组织委员，中国则推出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驻德公使及刘海粟等为委员从事筹备。
1931年9月，刘海粟在教育部的电促下回国。10月，刘氏在《申报》发表《刘海粟归国后报告教育部书》，报告欧游考察情况，提出整理与建立博物院、设立国家美术院、改善美术学校学制等建议。同时，刘氏对筹办柏林美术展之经过也作了详细的解释。
在刘海粟、蔡元培、叶公绰等的多方奔走下，翌年六月，经国民行政院议决通过，拨款四万五千元，聘教育部部长[2]、中央研究院院长、北平研究院院长、驻德大使、叶恭绰、刘海粟、陈树人、高奇峰、徐悲鸿等为筹备委员。同年8月，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到会者有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国驻德公使等，并推叶恭绰、陈树人、刘海粟、徐悲鸿为常委，蔡元培为主席。[3]1933年1月23日，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举行，出席者有蔡元培、张善孖、朱家骅、王一亭、刘海粟等。讨论修改出品规划、代售出品规则，议决仿照1929年教育部主办全国美术展览办法，采用通信征求作品，依中德双方协议，专限于现代，并附近代画。同时议决：一、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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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汪亚尘：《旅欧国人美术展览会的感想》，《时事新报》，1924年8月3日。
[2] 时教育部长朱家骅，为蔡元培门生，其时亦任上海美专校董。
[3] 《申报》，1932年8月6日。


推狄平子、张泽任常务委员；二、聘滕固撰《中国画史》印于目录之首；三、请吴湖帆选购中国画具备开会时陈列；四、行政院所拨经费四万五千元存上海银行，由叶恭绰负责签字动用。[1]
然而，柏林中国美术展的筹备并不一帆风顺，由于在中国尚是首次筹备规格如此之高的美术展，引起了绘画界广泛的关注与参与，同时在一些利益上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如1932年7月，汪亚尘就对画展审查员的资格问题提出质问：“但是审查，先得遴选审查员，审查员第一要技艺能得众望者，漫谈不懂技艺的人不配做审查员，本身的技艺，常为人所吐弃者，也不配审查他人的作品。”[2]1933年1月29日，王祺、李毅士等为中德美展事在《申报》刊出启事，称：“中德美展，关系我国国际文化地位，乃筹未妥，未足代表全国艺术与历史文化，应再次公开征审，以名副其实。” [3]并令刘海粟暂缓赴德。3月23日，又以王一亭、贺天健、陈小蝶等刊出致《征求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函，称：“征求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出品，不弃下才，鄙人等亦在滥竽之列，无任愧感。……但钧会内定名限仅百余人，但国内画家刻苦之士，精湛之作通都幽邑，大不乏人，决不仅止所见所闻百人而已。即以鄙人等创办之中国画会而论，会员凡一百九十余人，其中画学精美、绘事超绝之辈，实繁有徒，皆鄙人等所望尘莫及者，然皆未在征求之列。……盖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乃国际之立场，非私家之展览，岂能以十数委员之耳目，百余人之作品，遂谓可以代表全中国之艺术哉！倘以所论为非，则鄙人等宁愿守残抱阙，自愿牍（？）下，万不愿为全国艺术之罪人也！”[4]
对于这些质疑与呼声，如果被理解为艺术界对柏林美术展学术性的关注的话，其实也掺杂着对刘海粟在选拔作品中“偏重南宗”的不满。此种艺术大展，对于画家无疑极具吸引力，难免在作品选拔上有私情疏通之一面。[5]更有甚者，对刘氏作为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赴德代表，反对者亦大有人在。一先[6]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其（刘海粟）二度欧游，代表政府举办柏林中国美展时，即遭受一派人的反对，某画会竟由好事者召集会议，第一条即提出反对刘海粟代表赴德展画之议案，终于由忠实会员[7]仗义执言，责其不应假公济私提出此案，而结果于鼓掌声中取消此议。然京之某团体即以征集不公之罪名下，亦曾联合多人，共鸣兴讨之鼓的。但是刘氏毕竟在‘诋毁于我有何伤’的坚定语气中离开了祖国，周游五六国，经时一年半，载得美誉归来。”[8]
三十年代的海上艺坛，刘海粟之声名如日中天，但刘氏随性而为、不拘绳墨的个性却使其极具争议性，崇拜者有之，訾謷者有之，毁誉参半。诚若傅雷所说：“未出国之前，他（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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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袁志煌、陈祖恩：《刘海粟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5页。
[2] 汪亚尘：《运外画展品应严格审查》，《民报》，1932年7月19日。
[3] 《申报》，1933年1月29日。
[4] 《申报》，1933年3月23日。
[5] 1933年11月15日，蔡元培回复马轶群函称：“接读手书，知关怀艺术，至为钦佩。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征到之品，业已出发。此等展览会，时时有之；台端精研绘事，不患无参加之机会也。” （《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332页。）此时刘海粟已经去国，马致函蔡元培求入展，可见人情疏通之难免。
[6] 一先其人，真实身份不可考，疑为笔名。
[7] 指蔡元培。
[8] 一先：《刘海粟的生活与艺术》，《时事新报》，1936年7月1日。


海粟）被目为名教罪人、艺术叛徒、甚至荣膺了学阀的头衔。”[1]刘氏的宿敌徐悲鸿对柏林中国美术展即抱以复杂心理，在展览筹备委员会成立时，徐悲鸿亦被聘为评审委员，然而当展览会的诸多决策权向刘海粟倾斜时，徐氏对该展的策划者表现出极度的轻蔑：“其得做成此举，非钱不行，苟无钱，则虽吾中国提倡艺术不遗余力之蔡先生，亦只徒呼负负，故中德展览会之元勋，乃叶玉甫先生，苟无彼之四万五千元，则吹破伟大牛皮，亦必无几微效果。有四万五千元，则任何人亦办得了，任何国亦可去（当然，除往非洲，除去白痴）。故贪天之功者，既无为耻，又适成鸭屎之臭”[2]、“凡中国今日努力于国画工作者之作品，皆有受审陈列之资格，不能如刘某所谓德人意在南宗画云云，语无佐证。”[3]颇堪玩味的是，1933年1月28日，徐悲鸿置柏林美术展委员而不顾，竟另起炉灶，独自携中国画三百余件，先刘海粟一步，由沪乘法国邮船赴法国及欧洲各国，自个儿发扬国光去了。[4]
即便如此，在刘海粟、蔡元培的主持下，从酝酿到成型，前后准备长达五年之久的柏林中国美术展终于踏上了它的征途。1933年11月13日，刘海粟携中国画三百五十件乘意大利邮轮“康推维脱号”离开上海，赴德举办中德美术展览会。在刘氏出发次日，蔡元培即致电中国驻德使馆，告知刘之行程，可谓关切备至，期望殷殷。[5]正如刘海粟所料，柏林中国美术展在德国如期展出，盛况空前，并引起了欧洲各国广泛的关注。应欧洲各国政府邀请，该展在欧洲各国巡回展出，一直到1935年6月，刘氏才在教育部的敦促下归国。同年7月21日，蔡元培、叶恭绰、李石曾、吴铁城等在上海华安大厦为刘海粟洗尘，蔡元培即席发表演讲，对画展的成功与刘氏的功绩大为赞赏：“刘海粟先生此次代表吾国赴德举办中国现代画展，获得无上光荣与极大成功。在柏林展览后，引起各国之注意，二年间，在欧巡回展览十余处，震动全欧，使欧人明了吾国艺术尚在不断地前进，一变欧人以前之误会：因其他方面，对各国宣扬艺术，以东方艺术代表自居；吾国以前则未及注意。此次画展之后，移集欧人视线，此固吾全国艺术家之力量所博得之荣誉，而由于海粟先生之努力奋斗，不避艰辛，始有此结果。此等劳绩与伟大精神，实使吾人钦佩与感谢。”[6]刘海粟此番回国，颇有一种文化西征凯旋而归的意味，俨然被视为艺术界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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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雷：《刘海粟论》，《艺术旬刊》，一卷四期，1932年9月21日。
[2] 徐悲鸿：《关于中德美展之谈话》，《徐悲鸿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3] 同上，第63页。
[4] 徐悲鸿此举激化了与刘海粟矛盾，而蔡元培与徐悲鸿关系之疏远，亦概由此事而起。
[5] 《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332页。
[6] 《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557页。


族英雄，一时间，上海各媒体竞相报道，被誉为“近代一人”、“探宝山”、“玄奘西归”。[1]
1936年7月，为庆祝刘氏在推广中国文化上的成就，由上海市政府为他举办了“刘海粟二度欧游作品展览会”，市长吴铁城亲自主持，蔡元培在开幕词中再一次评价道：“二十二年刘君二度赴欧展画，经德、荷、瑞士、意、英、捷，所至欢迎若狂，舆论至佳。《柏林日报》、英伦《泰晤士报》至谓：中国有如此文化，吾人尚图侵略，实乖理性也。……自国势凌夷，凡百衰落，一时学者醉心欧化，一切的一切，悉谓欧人是师，抑若吾国数千年来竟无一人足取者，此种观念，实在妄自菲薄也。……刘君挟其绝艺，播扬于国际，使欧人知吾国大有人在。归国以后，复集其旅游各国所作，展览于沪上，吾观刘君作品，深信艺人之活动，于我国民族复兴之大业，有深切之关系焉。”[2]
对于柏林中国美术展的体会，刘海粟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柏林中国美展之创办，余始终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做去。当时余在柏林，赤手空拳，没有一点凭籍，要向德方要求同意，这是靠点什么呢？我只是靠我‘人格的力’及几笔墨水。我所认识的，只是要求在全文化中，多少应尽一份力量，影响及于全人类、全种[美学研究http://www.aesthetics.com.cn]族。”[3]
美术展览是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新兴的一种新事物，取代传统艺术界文人雅集单纯的自娱功能，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美育手段。作为现代艺术传播的有效途径，美术展览制度的兴起，与刘海粟、蔡元培的大力倡导不无关系。民国江苏省第一次美术展览会（1924）及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1929），[4]就是在刘海粟的发起之下而举行的。而柏林中国美术展，由中、德两国政府筹办，引起了欧洲各国广泛的注意，最终在欧洲各国巡回展出，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次国际性亮相，其规格之高、影响之大，可谓空前。因此，无论是从策划宗旨与传播价值上，与一般性画展就有着不同的意义，它强烈的公义色彩使之超越了艺术的本体价值世界，而上升为一种对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认同与关注。就此角度而言，刘、蔡的交往与合作，已经远远超逸出一般私人酬酢之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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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三誉词分别出自陈公博、傅雷、徐志摩之评价，详见《刘海粟年谱》、《海粟艺术集评》。
[2] 《申报》，1936年7月2日。
[3] 《刘海粟年谱》，第119页。
[4] 江苏省第一次美术展览会是在刘海粟的提议之下，由江苏教育会美术研究会举办，为中国第一次大型美术展览。1922年，刘海粟、蔡元培、张君励在济南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上提出一个议案：“请政府创设国立美术展览会案”，附有缘由与计划，经大会通过，后因经济原因而延至1929年举办，可见刘氏为全国美术展览的最早策划者。参见刘海粟：《江苏省第一届美展》，《艺术周刊》，第42期，1924年3月9日。
来源：美学研究 作者：李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