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绘画的开拓者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刘中澄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绘画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算起，主要代表人物应为海上画派的赵之谦、虚谷、任伯年、吴昌硕等。现代绘画应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算起，而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高剑父等便是这时期最具影响的画家。由于他们对传统绘画的批判继承和所具的改革创新意识，因此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崭新的艺术风貌，对现代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改清代300年来以“四王”为代表的因循守旧的陈习，使中国民族绘画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预示着中国民族绘画的复兴。 　　
　　艺术历来与社会、人生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的文人画是封建上层社会文人士大夫借以抒怀遣兴、寄托个人生活情趣与人生哲学的一种手段。他们可以仅仅凭借前人的笔墨形式即可沟通、交流彼此之间的雅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无需花费苦心在生活和自然之中重新提取和创造。这种倾向，助长了形式主义概念化的风气。以“四王”为代表的八股式的山水画正是这种风气的典型。 　　
　　清末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动荡。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输入，使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思想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不断觉醒。天下有识之士莫不寻求探索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来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以图民族的振兴。西学东渐的潮流，也强烈冲击着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正统地位。新文化运动的猛将陈独秀率先提出了“革王画的命”的口号，对“四王”的批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它反映了人们对这种毫无生气，千人一面八股式的文人画的一种厌倦。其时的许多画家也已看出了这一弊端，各自在实践中重新做出了选择。齐白石、黄宾虹就是如此，徐悲鸿热衷于引进西方写实主义的绘画，并以改革中国画为己任，敢于“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入者融之。”他不仅是理论上的倡导者，而且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勇士。他在引进西方绘画，革新中国画的过程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对现代中国美术事业的影响至为深远。齐白石、黄宾虹虽然没有在理论上提出激烈的口号，但在自己的实践中早已脱离了“四王”的轨迹，他们把艺术重新植根于生活和自然之中，并在传统的基础上闯出了一条新路，建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在这种意义上，他们与徐悲鸿所主张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齐白石（1864~1957），出生于湖南湘潭星斗塘。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农民，自幼家境贫寒，念不起书。很小就砍柴放牛，下田做活。稍长便在乡里学雕花木匠，又学画像。他是一个很有艺术天分的人，学手艺学画画都能有所创造，颇受欢迎。他凭着这点本事赚钱贴补家用 ，终于能吃饱肚子。27岁那年，家乡的文人胡沁园先生发现了他的才能，收为弟子，才开始学画花鸟草虫。又跟陈少蕃先生学诗。白石40岁之前在家乡一带已很有名气，他画像的本事很出众，找他画像的人越来越多。从现在传世的作品可以看到，他已受到了西洋画法的影响，有些近似照片的效果，形象逼真生动。他的观察和写生能力在画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他那时的花鸟、山水作品尚处于模仿古人的阶段。40岁以后才开始外出游历。白石当时只知道画画，刻印赚钱，养家糊口，对未来要走的艺术道路还没有认真考虑。他的一位朋友郭葆生从陕西写给他一封信，这对白石一生绘画风格转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信中称：“无论作诗作文，或作画刻印，均须于游历中求进境，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考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作画但知临摹古人名作，或画谱之类，已落下乘；倘复仅凭耳食，随意点缀，则隔靴搔痒，更见其百无一是矣……”他这位朋友对白石的处境 可谓十分了解，不仅给他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也指出了他的致命弱点。白石自从这次远游以后，至48岁前后五出五归，足迹半天下，饱览了山水名胜，不仅结识了许多朋友，还观赏了不少古代珍品。他从临摹古人的圈子里跳了出来，开始了将传统笔墨与现实结合起来的创作阶段。他结束了最后一次远游回到家乡后，整理远游得来的山水画稿，编成了《借山图》共计52幅，后来陈师曾看了十分赞赏。又根据朋友胡廉石所拟的题目，创作了《石门二十四景》 ，从这些作品中完全能够看出白石的画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石门二十四景》构图简括，笔墨凝练，形象鲜明，色彩浓丽，生活气息醇厚，已标志着白石山水画风格的建立，也是五出五归之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但是其间的花鸟画还没有跳出李?、金农特别是“八大”的樊篱，作风冷逸，笔墨刻板，缺少鲜明的时代感和个人风格。他57岁因家乡盗匪横行，无法栖身，无奈只好离开家乡到北京定居。他曾说“予50岁后之画，冷逸如雪个，避乡乱，窜于京师，识者寡”。由于作品无人问津，只能靠刻印维持生计，内心十分苦闷。于是他接受了好友陈师曾的建议，毅然决定衰年变法。又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他开始效法吴昌硕的大写意画法。吴昌硕作品中那种浑朴凝重的金石韵味，浓丽厚重的色彩，博大雄浑的气势，使他逐渐摆脱了“八大”的冷逸作风。他又大胆地吸收民间绘画的稚朴情趣和单纯火爆的色彩，画风更为热烈活泼。这种适合大众口味的艺术风格，完全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变化给艺术家提出的新课题。这说明一个艺术家只知重复古人是没有出路的，笔墨当与时代相随。齐白石如果没有衰年变法，也就没有他杰出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 　　

　　白石老人一生创作了许多鲜活可爱、生机盎然的艺术形象，无论是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水族动物，都具有简洁、鲜明、纯真烂漫的情趣。这些艺术形象的取得，是画家经过艰苦的劳动、长期观察和反复锤炼的结果，决不是信手拈来一挥而就的。正如他所说：“善写意者，专言其神；工写生者，只重其形。要写生而复写意，写意而复写生，自能神形俱见，非偶然可得也。”他对每一种形象的创作，都经过反复的提炼取舍，才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吹尽黄沙始见金”、“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才是白石老人艺术精神所在。他在青年时代便开始画虾，其间经过了四十余年的临摹、写生与创造过程，反复琢磨，反复锤炼 ，到了70岁以后，方才得心应手，达到活泼烂漫的境地。他对虾的习性、特征以及运动规律已了如指掌，成竹在胸，几笔下去便能神形毕现，妙趣横生。他所画的荷花、紫藤、牡丹等花卉，也无不经过长期的写生和观察才达到笔简而意繁的妙境。 　　

　　白石老人出身于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便一直为吃饭而发愁，能够靠画画赚钱、吃饭，已感到十分的快乐。他在生活上从没有更多的奢求。他有平和安静的生活理想，也有恬淡自然的田园生活情趣。他不慕荣利，热爱大自然和一切微小的生命，具有纯朴真挚的情感。但是由于社会的动乱，时局的险恶，使他的理想不断地破灭，被迫四处漂流，最后定居北京。他只能凭借艺术来寄托自己对生活的向往和追忆，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有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也有对生活和自然的热恋，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真挚热烈的情感，表达了他对人生的向往和美好生活的渴求。弱小的生命、寻常的草木一经他的点染，便情趣盎然，产生了动人的美感，使人有无限的遐思。草木的荣衰寄托着时光的流逝，微小的生命蕴含着生活的乐趣，像一首首抒情诗一样，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种神奇的笔墨来源于画家对生活的忠实，对自然的忠实，也来源于他真率而热烈的情感。“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是一个诚实的艺术家的创作态度。因此我们说白石老人是一位充满乐观的生活情趣，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出画家。 　　

　　黄宾虹（1865~1955），家乡在安徽歙县潭渡村，出生在浙江金华。名懋质，字朴存，号宾虹。他的父亲黄定华，14岁到金华学做生意，后来成为当地颇有财力和地位的商人。父亲曾经希望他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于是宾虹曾于13岁应童子试，20岁应县试，但皆榜上无名。宾虹自幼喜爱绘画，曾跟邻居倪淦老先生学画。先生告诉他“作画当如写字法，笔笔宜分明，方不致为画匠也。”这几乎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20岁前后他在家乡看到了查士标、渐江、石、石涛等人的作品，开始临摹“新安派”的山水画，尤其喜欢渐江的作品。又入紫阳书院学习，受到名师汪宗沂的指点，对诗词、小学、乾嘉朴学产生浓厚兴趣，这对他以后的金石书画的研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父亲经商失利，宾虹28岁随父还乡，并协助父亲开办手工制墨作坊。不久因制墨工人中有“哥老会”的成员受到牵连而被捕入狱，得释后即离开家乡到了扬州。他在扬州广览了许多古今名人书画，认识了扬州名画家陈若木。在游安庆时拜访了怀宁老画师郑雪湖先生，先生告诉他作画“实处易，虚处难，子谨志之。”使宾虹终生不忘。他46岁那年到了上海，担任《国粹学报》的编辑。在此之前曾在《国粹学报》发表过《滨虹论画》、《叙摹印》等文章。不久他与柳亚子，陈佩忍等共同创立了“南社”，这是一个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进步文艺团体。这群人之中先后有邓实、黄节、俞剑华、高剑父、高奇峰、苏曼殊、陈树人、李叔同等金石书画家。宾虹其时在金石书画与理论研究方面已颇有影响。邓实即曾为他代订“宾虹草堂山水润例”刊载于《国粹学报》。 　　

　　宾虹自48岁迁居上海至60岁前后，先后在《国粹学报》、《国是报》、商务印书馆美术部、 神州国光社等处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一部巨著《美术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先后撰写了《中国画史馨香录》、《古画微》、《鉴古名画论略》、《国画分期学法》 等有关中国画史和艺术理论的论著。他不断探寻中国传统绘画的奥秘，体会到国画的精粗、高下之分就在笔墨变化之中，气韵生动是从骨法用笔中得来等要旨。宾虹60岁以后游历讲学活动日繁，他67岁游天台、雁宕，69岁入蜀，探奇览胜，足迹遍大半个中国，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写生画稿，把传统笔墨与大自然进一步地融合起来，创立了鲜明的艺术风格。70岁时友人和学生为纪念他的生日，为他出版了木刻《纪游画册》。宾虹在序中写道：“夙闻先生论赵文敏笔法，石如飞白树如籀。今观此册，实与之合。所喟者，先生昨年尚在峨眉、青城间，曾几何时，已闻戒不易再到。然先生腰脚之健，兴趣之豪，挥毫落纸之勤而速，更十年， 二三十年，逆知其无异于今日……”可以看出宾虹此时对他未来的艺术道路怀有坚定的信心和孜孜以求的精神。1937年宾虹应北平古物陈列所之聘，去北平审定故宫南迁书画，同时兼任北平艺专的讲师。据他自己说：“近伏燕市，谢绝应酬，惟于故纸堆中，与蠢虫争生活，书籍、金石、字画、竟日不释手。”这期间完成了《渐江大师事迹佚闻》、《释石事迹汇编》两部重要著作。80岁时在上海的朋友们为他举办了平生以来的第一次个人画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央民族艺术研究所所长和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宾虹90岁之前右目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但他依然勤奋作画，90岁时艺术达到最高峰。纵观黄宾虹的一生 ，他早年显然是受到乾嘉以来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花了许多精力去从事金石、文字之学的研究以及文献的整理与考证。对待绘画始终抱着“以画为乐”、“以画为寄”的近乎古代文人的态度。但是他在艺术方面付出的努力和追求却远远超过了已往的文人画家。宾虹自青年时代便开始游历祖国的名胜，他十上黄山、五登九华，四临岱岳、70岁入蜀以至足迹踏遍两广、云贵等十余省，比起任何一个画家也毫不逊色。他的学养和游历以及艺术创作，在同时代的画家之中还没有一个人能与之相比。他对艺术的追求也有别于过去的文人画家，他注重山水的内在之美，注重表现空间的博大，体势的浑成，深邃的意境，传达山水的灵性。这大概是新安画派、渐江、石涛等给予他的影响。他曾云：“江山本如画，内美静中参，人巧夺天工，剪裁青出蓝。”他的山水画作品，能于浑沌黑黝黝之中见出博大沉静的精神与诱人的山林之趣，使人观之有目不暇给、陶然忘机的感觉。如果说他具备某些文人画的特点，那就是在传统笔墨的继承与创新方面表现得更为精深。他在长期的理论与实践的探寻中，总结出了“五笔七墨”之说。五笔即平、留、圆、重、变；七墨即：浓墨、淡墨、破墨、积墨、泼墨、焦墨、宿墨。他的画风别具深厚苍茫之美， 有一种混沌杳冥的意趣，这是画家的情感通过笔墨的节律和虚实渗化与自然的形质和氤氲的妙合。“作画当以不似之似为真似”。“惟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画”。这集中表达了他对艺术的追求。其妙处正在于摆脱和超越了具象之表，表达出那些常人所感受到却看不到的内在精神，所谓“虚处难而实处易”，意义正于此。我们在他那些深厚苍茫，近似抽象和混沌的笔墨之中完全可以领略山川的灵秀、草木的华滋和宇宙间辽阔而深邃的境界。看出画家的笔墨节律、思想情思已完全摆脱了眼前物象的约束，进入了自由驰骋的境界。这应是道与技的完美结合，是艺术的最高境地。宾虹对于自然的参悟和赋予笔墨的灵性是他对传统绘画的长期深入研究与努力实践的结果。他决不同于已往的文人画家那种“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创作态度，他艺术生命首先是在自然之中，从这一点上看黄宾虹的绘画早已蕴含了现代艺术的精神。黄宾虹曾经说：“画无中西之分，有笔有墨，纯任自然，由形似进于神似，即西法之印象抽象。”“以台端之精心毅力，研求中外画理，乘此时局之间，尽可习中国之画，其与西方相同之处甚多，所不同者工具物质而已”。可见他对西方绘画的观念与画法是有过研究的，所以说时代的氛围对宾虹艺术道路的选择和艺术风格的创立也同样具有密切关系。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县屺亭桥镇人。他出生比齐白石晚31年，比黄宾虹晚30年，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悲鸿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徐达章是当地知名的画师，不但会画画也能读书写字。悲鸿9岁在父亲的教导下读完了《诗》、《书》、《易》、《礼》、《四书》、《左传》等书，开始临摹吴友如的人物画与界画。由于贫穷和灾害，他13岁时就跟随父亲流浪江湖，卖画谋生。17岁便挑起了家庭生活重担，在三个学校担任图画教员，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给父亲治病，整日奔波劳累。悲鸿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他才气横溢，充满奋斗精神。父亲去世后，他便去上海半工半读。其间几乎流浪街头，费尽周折，在21岁时考取了上海震旦大学。他的人物画基础很好，曾为审美馆画了四幅仕女画，又为仓圣明智大学画仓颉像，颇受称赏。22岁时曾去日本，不久即回国，又经康有为的介绍去北京，意图到法国留学。因傅增湘、蔡元培的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与陈师曾相识。此时正处在“五四”运动的前夕，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大量传播民主主义思想和文化，对悲鸿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开始对明清以来，尤其是当代画坛现状提出激烈的批评，主张改良中国画，吸收西方绘画的优秀技法，他尝说：“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青年时代的徐悲鸿便立下大志，以复兴中国画为己任。他24岁时，终于争取到去法国留学的机会，于1919年3月 去了法国。到了法国不久便考入了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其校长著名的历史画家弗拉孟便是悲鸿的第一任老师。不久他又入法国著名画家达仰的门下。由于徐悲鸿的勤奋刻苦，素描、油画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的作品曾有多幅入选法国全国美术展览。留学期间，他看到了许多欧洲绘画大师的名作，如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作品。18世纪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的名作《希阿岛的屠杀》，席里柯的名作《梅杜萨之筏》更使他为之震动，以致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一切使他更加坚定了把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优秀传统引入中国的决心。1927年4月徐悲鸿终于结束了8年的留学生涯离开了巴黎，回到了祖国。回国后先后担任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南京中央艺术大学教授、北平艺术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他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鼓励下到北平担任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悲鸿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从事美术教育，他极力提倡的写实主义绘画精神贯穿于他的教学和创作之中。他为中国现代美术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吴作人、蒋兆和、艾中信、李斛、宗其香、袁晓岑、杨建侯、滑田友、吕斯百等都曾得到他的亲授。同时在他身边更聚集一大批志同道合富于创新精神的美术家。 　　

　　徐悲鸿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他创立了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完整的教学体系。主张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他的素描教学十分严格，务求用科学的方法观察和表现物象的形体与精神。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了“新七法”，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写实技巧和造型能力。 　　

　　徐悲鸿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极具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大师。他在20～30年代创作的油画《我后》、《田横五百士》和国画《愚公移山》、《九方皋》、《巴人汲水》等作品，不仅艺术形象真实感人，而且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表现了中国人民渴望自由和独立的决心和信念，也寄托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情怀。这样具有重大社会历史意义的作品，对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争取民主和自由起到了教育鼓舞作用。 　　

　　悲鸿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其改良中国画的愿望。他把西方写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与中国传统的笔墨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新艺术风格。他笔下的人物、动物、花鸟等形象，无不造型准确、真实生动而又富有笔墨情趣。悲鸿历来反对因袭古人的笔墨游戏，也反对毫无取舍的自然主义。他对于“惟妙、惟肖”的解释，集中表达了其艺术主张，他说：“肖者像也，妙者美也，肖者未必美，而美者必定肖。”诠释了艺术的宗旨决不在于以模拟自然为能事，重要的是表现物象的精神和艺术家的审美追求，这才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徐悲鸿喜欢画动物，而一生画马独多。他画马用笔纵放淋漓，但造型结构却十分严谨。既充分发挥了中国传统写意画的简洁与凝练，又能结合西画的块面与光影，把马的形体表现得十分强健而丰腴，纵横驰骋，气势磅礴，观之使人感到精神振奋。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在作品中题句，以壮情抒怀，如“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问汝健足果何用，为觅生刍竞日驰”，“山河百战归民主，铲除崎岖大道平”等，使人感到他对社会人生的关注。悲鸿笔下的苍鹰、雄鸡、鹊雀等，造型均十分优美生动，令人感到清新悦目，充满了无穷的生命力。他把传统文人画抒情寓意的写意手法，与西方绘画的写实方法巧妙结合起来，创作出鲜活有力的艺术形象，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因此可以说徐悲鸿先生是现代画坛上最富创造精神，最富于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大师。他艺术体系的博大，和他对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贡献，至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这三位现代画坛上的艺术大师，由于他们生活的时代和境遇的不同，而选择了各自不同的艺术道路，同时也创立了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流派，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也是不能否认的。虽然他们之间的艺术风格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对以“四王”为首的八股式的文人画的批判，没有中西文化的碰撞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齐白石的衰年变法，黄宾虹的对宋元写实主义绘画风尚的追寻，徐悲鸿的中西融合的改革都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我们说，任何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出现，任何一种艺术风格的建立，都与那个时代的整体文化氛围具有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