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

姚文放


　　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成为近期美学研究和文艺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任何学科的存在都必须以一定的学科规定性为依据，这是创立一个新兴学科绕不过的问题。尽管许多学科进入教育体制往往都是先实施后界定，先运作后论证，但是其学科规定性之依据终究必须得到确认，因为如果这一点不明确，学科的建设就不能避免紊乱失序的情况，势必妨碍学科的健康发展。总的说来，建立一个学科需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它的研究领域有多大？学科边界何在？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的逻辑起点何在？逻辑构架如何？它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凡此种种，也是作为新兴学科的“文艺美学”必须解决的问题。

　　“文艺美学”与“文艺学”、“美学”有关，它是在这两大传统学科交叉、重叠的结合部产生的一门新学科。“文艺美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问世以来，经过20年的运作，人们反倒对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愈发感到疑惑了：“文艺美学”与“文艺学”、“美学”在学科设置上是否重复？这是耐人寻味的。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得先对这两大传统学科进行一番清理。

　　我们现在习用的这两大传统学科均非出自本土，“美学”概念主要来自西方，“文艺学”概念主要来自苏联。它们各有各的特殊性。西方对于“美学”的学科性质的认定一直有“审美哲学”与“艺术哲学”的分歧，“审美哲学”研究所有审美现象，它致力于阐发适用于所有审美现象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艺术哲学”则专门研究文学艺术中的美学问题，主要阐发文学艺术的特殊美学本质和规律。在西方人那里没有“文艺学”一说，也没有“文艺理论”一说，与之相近的是“文艺批评”。在西方“艺术哲学”与“文艺批评”的学科分工历来是明确的：“艺术哲学”更多哲学意味，它是从一定的哲学—美学观点出发来阐释文学艺术现象，偏于思辨、推理，取自上而下的逻辑进程，主要运用演绎法；“文艺批评”则更多经验色彩，主要从具体的文学艺术现象提升出普遍的规律和原则，偏于概括、总结，取自下而上的逻辑进程，主要运用归纳法。可见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中有一个缺环，缺少一个独立的相当于“文艺理论”的层次，尽管从古希腊到20世纪西方的文艺研究颇多文艺理论的成色，而且到20世纪后期也有人开始使用“文学理论”的说法，但总的说来西方的文艺研究偏重于“批评”，与“理论”是严格区分的。因此，西方人在学科设置上有“文艺批评”而无“文艺理论”，有“文艺批评史”而无“文艺理论史”。

　　苏联的“文艺学”在学科设置上也有问题。苏联人所说的“文艺学”也称“文艺理论”，其实就是“文学理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苏联的“文艺理论”历来比美学层次更高、涵盖面更宽，甚至涵盖了“美学”在内。它主要以概念为对象，用概念去说明作品，再用作品来说明概念。而以分析和评判作品为主的“文艺批评”只是“文艺理论”的一个分支。因此在苏联人那里，“文艺理论”与“美学”的学科界限是模糊的，二者经常混淆，尽管在概念的使用上有所区别，但在实际运用中将“文艺思想”与“美学思想”互换，将“文论史”与“美学史”对调，均无不可。

　　由此可见，在西方和苏联的学科体系中都存在着欠缺，前者因缺少一个“文艺理论”的层次而留有缺环，后者因没有理顺“文艺理论”与“美学”之间的关系而形成错位。而我们长期以来同时受制于这两个异质的学科体系，连同其固有的欠缺都接受了下来，岂能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呢？说到底，学科设置必须适应研究对象，而文艺研究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现象层面，包括文艺作品和其他文艺现象；二是概念层面，涉及有关文艺的问题和观点。后者又可以分出两块，一块是有关文艺的一般问题和观点，另一块是有关文艺的美学问题和观点。据此可以划分出三个研究领域以及相应的学科：文艺批评：研究文艺作品和其他文艺现象；文艺理论：研究有关文艺的一般问题和观点；文艺美学：研究有关文艺的美学问题和观点。尽管这三者之间不乏相互牵扯渗透之处，但这三者的基本研究对象决定了它们必须守持其中心论域而不能相互逾越、相互取代，它们在逻辑上构成了相互衔接、递进的有序的学科梯次。而这三者的总和方可称为“文艺学”。从这一界说来看，一方面，“文艺美学”包含在“美学”之中，相当于“艺术哲学”，而“美学”中下余的部分则为“审美哲学”；另一方面，“文艺美学”又包含在“文艺学”之中，而“文艺学”中下余的部分则为“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不难见出，这一界说具有明显的合理性：拿它与西方的学科体系相比较，它增加了一个“文艺理论”的层次，使得其学科体系更趋合理、完备。拿它与苏联的学科体系相比较，那么这里所说的“文艺理论”又并非那种至高无上的学科，它要比“文艺美学”低一个层次，在学理上它的逻辑终点构成了“文艺美学”的逻辑起点；而这里所说的“文艺学”也不足以成为包含“美学”的内在学科总称，它只是所有研究文学艺术的学科的总和，与“美学”是平起平坐的。这样，“文艺美学”作为“艺术哲学”，既在这一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对“文艺理论”又保持着较高的哲理思辨的品位，进而形成其特有的基本问题和范畴体系，显示其独立的意义、功能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