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诗和书法的自然美

　在中国诗和书法王国里，“自然之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范畴，从钟繇的“天然”之美到苏东坡的“寄至味于淡泊”，从米芾的“平淡天真”到董其昌的“天真烂漫”，无不推崇自然之美。具不具有自然美，作品是真率的还是矫揉造作的，成为人们品评作品的重要依据之一。

　　如果说中和之美的哲学基础本之于儒家温柔敦厚的中庸之道，是孔子“过犹不及”和“诗教”思想之体现的话，那么，诗与书法的自然美则本之于老庄哲学。

　　老子反对一切伪饰，认为：“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这是他清静无为思想在艺术观上的体现。

　　庄子《齐物论》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从这一哲学思想出发，庄子反对一切人为造作，而提倡与自然同趣的艺术。他将声音分为人籁、地籁和天籁，人籁出于人为，地籁、天籁出乎自然。而“天籁”又是丝毫不受外界影响，无所依傍的自然之声，所以境界最高。庄子还在《怯箧》里提出“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庄子的这种理论对后世的诗、书、画艺术影响极大。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艺的觉醒时期，各类文艺批评著作如雨后春笋。著名的《文心雕龙》作者在《辨骚》一篇里即提出：“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值得注意的是，六朝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现了三本批评著作（钟嵘的《诗品》，庚肩吾的《书品》和谢赫的《古画品录》），这三部著作显然受了魏晋人物品藻风气的影响，它们虽分别评论诗、书、画，却有一个共同的审美标准——崇尚自然之美。

　　《画品》兹不论。钟嵘的《诗品》主张诗要“自然英旨”，他在批评齐梁文坛上的靡丽的文风，一些作品有“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的流弊。他将谢灵运的诗与颜廷之作比较，引用汤惠休的话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所以谢诗要胜于颜诗。这种崇尚自然美的观点，一直为后世所接受。唐司空图也提出“生气远出，妙造自然”的审美标准，用“幽人空山，过雨采苹”，来要求诗歌的自然清新。宋以后一些诗论也以“自然”、“天籁”作为做诗的最高目标来追求。

　　庚肩吾的《书品》则提出书法作品要符合“天然”之美，这种作品“学者鲜能其体，窥者罕得其门”，“凝神化之所为，非人世之所学”，因而是任其自然，无一定规矩可言的。剔除那种神秘的成份，庚肩吾崇尚自然，反对造作的倾向是很明显的，所以他将钟繇作品置于上品之上。唐代中期以前书法主要以六朝“天然、功夫”、“心手合一”论为主，在二王那里寻求典范。但实际上，无论诗、书，唐代皆趋之于严整，后人论书往往称唐代“法度谨严”，其实近体诗也是到了唐代才趋之定型化，这里除艺术本身外，还有时代因素。不过，唐代张彦远则将“自然”尊为画品第一，他在《历代名画记》里提出“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的观点，他是主要“书画一体”的，所以这个标准实际也可看作是他的书论。

　　有宋一代，整个文化较唐为简约、朴素，然而在深刻性上又进了一步，平淡中有新的自然精神，这必然要影响到诗、书等艺术上来。大力主张诗、书要合自然美的应当首推苏轼，他在著名的《书〈黄子思诗集〉后》里称颂钟、王的书法“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赞扬李白、杜甫之诗“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八代”。他推崇诗歌要“超然”、“远韵”、“离风绝尘”，提出了“发纤家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一理论。东坡这一诗、书比较的方法是极有意义的，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审美情趣和理想，他一生贯穿这种思想同他的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为人旷达、洒脱是分不开的。

　　此外，米芾的“平淡天真”论，是宋代书论又一具有代表性的论点。他推崇魏晋书法的萧散飘逸，批评唐末卑弱的格调，尤其对柳公权楷书批评得最厉害，甚至称为“恶札之祖”。但他对颜真卿的行书，怀素草书还是很推崇的，认为它们具有平淡天真之美。

　　堪称得自然美的诗人，莫过于东晋的陶渊明和唐代李白。在东晋六朝崇尚骈俪文风的情况下，陶渊明以大量诗作开创了田园水山诗一路，诗风自然朴素，韵味隽永，虽然在东晋时地位并不很高，但影响唐人极大。苏轼《与子由书》称：“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陶诗平淡而有思致，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位以自然美著称的第一流诗人。他的诗直接影响了唐代的田园山水诗，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韦应物无不从他那里吸取营养，历代“仿陶”的也不乏其人。

　　李白也是一位最懂自然之美的诗人。他批评六朝文风“自从建安以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主张作诗贵“清真”，要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赠江夏韦太守宰》）。所以他一生作诗毫不掩饰自己的清感，驰骋想象，无拘无束，如千丈白练一泻而下，扫除了纤弱雕饰的风气，他的诗隽逸飘洒，除苏东坡外，后人难得其神韵。

　　在书法园地，得自然之美的实在也不少，钟繇堪称第一。庚肩吾《书品》将钟繇和张芝、王羲之作比较，他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钟繇的真迹已不可见，从流传下来摹刻的作品也可窥其风貌，他的书法古朴淡雅，“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张怀灌《书断》）刘熙载称他“其书大巧若拙，后人莫及。”（《艺概 书概》）这种似拙实巧的书法是符合庄子“自然”哲学的。魏晋人以萧散自然著称，无不从钟繇那里汲取营养。钟繇的楷书略呈扁形，带有隶味，布局自然错落，随意所如，绝无“算子”之病，所以后人称他为楷书之祖。钟繇与王羲之的作品同被尊为神品，决不是偶然的。由于唐太宗推崇王羲之，后世奉为书圣，其实以“自然”论之，钟决不在王之下。书法中之“钟王”正如诗歌中之“李杜”，两种风格具有两种不同的美，同样为人所爱。

　　无论诗也好，书法也好，这种“自然平淡”的风格，是艺术家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是艺术达于炉火纯青时的必然结果。这里“郊寒岛瘦”自然伤于雕凿，“元轻白俗”也算不得真趣。这种境界必须是“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归平淡”（苏轼语，见何文焕《历代诗话 竹坡诗话》）。也正如葛立方所言：“大抵欲造平淡，当从绚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韵语秋阳》）。由这一点而言，这里的“自然”的含义，已不同于老庄的“自然”了。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胸襟，二是学养。胸襟由学养而来。陶诗得自然之美，是由于他“性本爱丘山”，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他的隐逸是真隐逸。李白之诗，苏轼之书法，是两人胸襟坦荡、性情旷达的结果，不摧眉折腰事权贵，才能做到“已外浮名更外身”。胸中有浩然之气，发而为文，必能如行云流水，不求工而自工。此外，无论陶、谢、李、杜之诗或是钟、王、苏、米之书，他们的自然之美都是在深厚功力基础上获得的，是“心游万仞，精务八极”的结果，离开了这一点，追求形式上的自然之美，必然成为野狐禅。明白了什么叫自然美，如何才能达到自然之美，对我们的书法创作与批评有很重要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摒弃急功好利，攀龙附凤的杂念，也可批评一切不扎实的浮华、雕凿附庸风雅的东西，以求在学养中、传统中和大自然里求得自然之美，获得“天籁”之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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