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宗白华美学思想的一次对话（作者：郭洪体）

　　X：喂，老兄，你好啊。多日不见，最近你忙些什么？

　　L：这些天我沉浸于阅读宗白华先生的《艺境》，受益良多。宗先生的文章，可谓篇篇珠玑，值得反复地阅读。

　　X ：那太好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向你讨教一二。美学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史上，确实是一门显学，其重要性大概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新儒家，再也没有哪一门“学”堪与之相提并论了。

　　L：你说的对。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二十世纪学术史，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美学一直有着生机勃勃的力量，占据着中国人心头的兴奋点。从世纪初的王国维、蔡元培，到三、四十年代的朱光潜和宗白华，再到建国后的两次美学大讨论、美学热，美学早已突破了单纯的思想学术领域。而且，美学作为一种精神已经从思想学术领域扩散渗透到一般百姓的日常意识和思维方式之中。也正是这一点，才构成了美学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独特命运。美学，绝不仅仅是呆在书斋里的一门学问，而且它主要不是这样的一门学问。这也是宗先生的美学思想给予我的启发之一。 　　X：你说美学主要不是呆在书斋里的一门学问，是什么意思？那你所理解的美学是什么？你的意思恐怕不是指现在到处都充斥着的什么“商品美学”、“广告美学”、“报纸美学”等等这个意义上的美学吧。

　　L：当然不是。我所意谓的美学，乃首先是诗人的哲人的美学，这也就是我概括的宗先生美学思想的第一个特点：宗先生的美学是诗意的散步的美学。这一点把宗先生的美学与大多数职业美学家们的美学区别开来。我之所以把宗先生的美学思想概括为诗意的和散步的，这还不是在一种描述的意义上说的，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美学形态特意提出来，以震醒那些喜好做长篇巨著，动辄几十万言的专业美学作者们。即我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美学？

　　X：那就请你具体讲一下，宗先生的“诗意的散步的美学”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L：首先，我说宗先生的美学是诗意的，这你只要读过几篇宗先生的文章，心里就清楚了。宗先生的文章，行文流畅，干净，清爽，又意味浓厚，见解独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人拿在手中，反复揣摸，不忍释手。这一点，没有深厚的学养、功力，是难以达到的。你知道，宗先生本人就是个诗人，他早在二十年代写的“流云”小涛，至今读来还是芳香满口。宗先生后来虽然不写诗了，但他以那颗天生敏悟的诗心，洞澈中西哲学美学艺术，所写下的一篇篇奇文，确实堪称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章的典范。你千万不要误以为宗先生的文章只是遣词造句上漂亮，因为真正诗意的获得，恰恰来自思想的深邃。宗先生不仅是个诗人，更是个哲人。 　　X：我猜你是要接着往下谈，宗先生的美学是“散步的美学”。我记得，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创立了“散步学派”，因为亚氏跟他的学生喜欢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哲学问题。此外，很多大哲学家，如庄子。康德、卢梭、尼采、都是以散步闻名于世的。

　　L：宗先生喜欢散步，在北大也是闻了名的。当年的未名湖畔，不知印下了宗先生多少次缓缓散步的足迹，感发了宗先生多少次奇妙的灵思。但，我说宗先生的美学是散步的美学，主要还是从其美学形态上说的。宗先生不是个著作等身的著作家，他的全集加起来也不过四卷，这在那一辈学者中，真可谓有点“寒伧”了。宗先生从来没有一本有体系的著作，他的著诈只是由一篇篇文章结集而成，文章短的不过几百字，长的也不过一两万字，可谓惜墨如金。但是，正是在这些措墨如金的文章里，蕴含着多少深刻的思想啊，又有多少丰富的宝藏至今仍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可以说，宗先生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从宗先生的生命中，经过长期的蕴酿结晶而成，所以，虽然表面上看似零散，实则蕴含丰厚。 　　X：我记得宗先生的一本结集就是以“美学的散步”为名的。

　　L：不错。宗先生在一篇同名文章的“小言”里，曾经谈到过他自己的“散步”：“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没有计划，也没有系统”，但是，“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抬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短短几句话，却使宗先生自己的人格风度，灿然呈现于我们目前。

　　X：宗先生的散步的美学，是真正富有生趣，富有人生深刻意味的美学。也才是令人读，给人以教益的美学。

　　L：你说的对。宗先生美学思想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宗先生的美学是有着强烈的人生关怀和时代关怀的美学。第一个特点只是就宗先生独特的美学形态而言的，这个特点才涉及到宗先生美学思想的质，即宗先生美学思想中蕴含着的人生内容和时代内容。要理解宗先生，要理解宗先生的美学思想，必须从这儿出发，从人生的时代的问题中找根据，我们才能发现宗先生如何提问，如何运思，如何作答。象宗先生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情怀的人，他的提问和运思必定是独到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地加以把握。

　　X：宗先生应该属于“五四”一代学者吧？世纪初那独特的历史现实造就了整整一代人，也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一批知识分子。一直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在那特殊的历史时代，受到中与西、古与今交叉路口困扰的中国知识分子，从王国维、蔡元培到朱光潜和宗白华，为什么他们在相当一致的程度上都选择了美学？美学到底是什么？美学何以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L：你提的这些问题很大，也很重要。其中迫使人们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学到底是什么？前面说过，美学绝不止于一门学科的意义。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虽是于1750年鲍姆嘉通为了完备他的知识系统——真（知）、善（意）、美（情）——而确立的，事实上从更深刻的文化意义上讲，其诞生乃是从18世纪开始的那场现代性思想转折的产物，并且被海德格尔归纳为现时代图景的五大特征之一。美学所代表的审美精神由德国发端，迅速蔓延于欧洲，并继续扩散，本世纪传入我国。奇怪的是：作为一种现代主义思想类型的美学，在一个并不“现代”的传统农业国家，竟然一拍即合，找到了它繁育生长的良好土壤。这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到底是什么东西使那一代知识分子选择了美学，这里到底有什么命运的机缘呢？

　　X：我有一个猜想：西方的审美主义有着反宗教和反工具理性的双重背景，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取经的过程中，他们特别选择了美学，而不是宗教，恐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缺乏宗教因素。相反，着重现实、此世——不管是入世的儒家还是超世的道家——的“乐感”文化精神，天生就有着浓厚的审美主义气质，所以，尽管中西审美精神有很大差别，却也能够“嘤其鸣矣”，一拍即合。

　　L：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还是让我们先做一些“实证”研究吧。早在二十年代初，宗先生编辑《少年中国》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时，就已经把他的目光转向了美学。我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著名的《三叶集》——宗先生与田汉、郭沫若的通信集——中，宗先生谈到他的苦闷，并且说：“要不是我仍旧保持着我那向来的唯美主义和黑暗的研究……研究人类社会黑暗的方面……我真要学雪莱的逃走了。”这就使我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宗先生的“唯美主义”和他的对“黑暗的研究”，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X：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宗先生以他那颗敏悟的诗心，首先深刻地感领了时代的苦闷。“五四”运动之后的二十年代，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是最苦闷最彷惶的。他们在黑暗中，为民族找出路，为个人找出路，为民族精神和个体灵魂努力寻得一条向上的解救的道路。宗先生所说的“黑暗”，是社会的黑暗，但首先还是由他感领到的，在他的心头笼罩着的黑暗，这就象鲁迅的那间“铁屋子”。而思想诞生之处，必为黑暗之地。正是在这种黑暗中，宗先生的运思触及到了美学。

　　L：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宗先生的“唯美主义”十分重要。对于宗先生来说，“美”就是指引着他走出黑暗，迎向晨曦的那一点光明。而据我理解，保持着对“黑暗”的兴趣，但又热切地祈求着光明；站在大地，但又虔诚地仰望着神圣；身在此岸，但又不陷入此岸，而是保持着一种彼岸感，保持着一种此与彼的合理紧张；这就是说，坚持感性，不离弃感性，但又不陷入纳粹的感性主义——这正是真正的审美主义的实质。至少这是宗先生所理解的审美主义的实质。 　　X：你能不能详细解说一下这番话。使我特别不解的是，艺术和审美真的有如此的力量，能够使人生获得一种光明、一种解救吗？

　　L：这个问题可以从代表宗先生早期美学思想的一篇重要论文《看了罗丹雕刻以后》获得解答。这篇受罗丹的雕刻启发的感悟之作，写于1920年，宗先生初到欧洲。他把这次观看罗丹雕刻譬之为“破开云雾，照瞩前途黑暗道路”的“一刹那的电光”，从此之后，在审美之路上，宗先生“直往前趋，不复迟疑”。宗先生最基本的美学思想，他的审美的人生观，部可以从这篇文章里见出。 　　X：好吧，我愿意仔细聆听宗先生的审美的人生观。说实话，我也正处于人生的迷途中，真希望能够获得一种“照瞩前途黑暗道路”的电光。

　　L：宗先生的美学观，说来十分简单，但要达到真正领悟却又十分困难。在宗先生看来，审美的生活和哲学顿悟的生活是一回事，美和真是一回事。宗先生的世界观，可说是泛神论的，又交织着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和中国儒道中的生生大德思想。他认为美的源泉就在于自然中蕴含着的那个创造的活力。这个不可思议的创造活力创造了大自然，也创造了美，而整个宇宙就是个大优美精神的表现。这有些类似于古希腊和歌德的美学思想，也类似于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思想。宗先生认为，自然无往而不美，“你试看那棵绿叶的小树。他从黑暗冷湿的土地里向着日光。向着空气，作无止境的战斗，终竟枝叶扶疏，摇荡于青天白云中，表现着不可言说的美”。而艺术的目的就在模仿表现这种自然之美，“向来的大艺术家如荷兰的伦勃朗、法国的罗丹都是承认自然是艺术的标准模范，艺术的目的是表现最真实的自然。”但是，艺术家模仿自然，并不是去刻划自然的表面形式，而是直接去体会自然的精神，“感觉那自然凭借物质以表现万相的过程”，然后再把自己的精神、情绪、意志贯注到物质里面去，使物质精神化。宗先生认为，罗丹就深明此理，“罗丹自己深入于自然的中心，直感着自然的生命呼吸、理想情绪，晓得自然中的万种形象，千变百化，无不是一个深沉浓挚的大精神……宇宙活力……所表现。”“他的雕刻是从形象里面发展，表现出精神生命，不讲求外表形式的光滑美满。但他的雕刻中确没有一条曲线，一块平面而不有所表示生意跃动，神致活泼，如同自然之真。”艺术的目的就在表现这最真实的自然，所以罗丹的雕刻无所选择，“有奇丑的嫫母，有愁惨的人生，有笑、有哭、有至高纯洁的理想、有人类根性中的兽欲。他眼中所看的无不是美，他雕刻出了，果然是美”。

　　宗先生认为，艺术家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能获得一种深刻的眼光，这种眼光能使他越过自然人生的表面，深入它的核心，“他感觉自然和人生的现象是含有意义的，是有表示的”；不但如此，这种深刻的眼光还能使他注意到时代的精神，把时代精神表现出来遗传后世。所以，在宗先生看来，艺术家是个真理的搜寻者，美乡的醉梦者，精神和肉体的劳动者。而把艺术家的这种精神推广开来，到一般的审美鉴赏领域，而不限于艺术家的创作，就是宗先生所欲确立和倡导的审美的人生观。

　　X：但是，这种审美的人生观又有什么作用呢？

　　L：用宗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把我们的胸襟象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宗先生自己就是个最好的例子。我们前面谈到过宗先生的苦闷和黑暗感，在另一处，宗先生说：“我受了时代的悲观不浅，现在深自振作。我愿意在诗中多作‘深刻化’，而不作‘悲观化”’。“在诗中”，也就是在艺术中，在自然中，在审美中。一个真正的审美主义者，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无时无地不发现美、创造美，热爱它，珍惜它，但同时，他又认识到“这个世界不是已经美满的世界，乃是向着美满方面战斗进化的世界”。这其实已经进入了一种“审美宗教主义”。

　　X：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原来宗先生的美学思想有着如此深刻的人生内容。我很多次听北大的老教授们提到宗先生的人格境界之高，罕有人可比，想来乃是得益于他的这种审美的人生观。美学不能代替人类其它的活动，如政治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等等，同样，也不能用这些活动的标准来衡量美学。美学的作用旨在塑造人格，塑造一个深沉的、丰富的有热情有爱心的人格。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对艺术和对人类审美活动的研究，必须进到这一境层才算是真正尽了美学的本份。成就学术，要成就如宗先生一样的学术，成就一颗天地诗心。 　　L：你说的很好。宗先生美学思想的进一步推进，就在你刚才提到的“人格”这一概念。早在1920年，在与郭沫若的通信中，宗先生就提出诗人要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以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在《新诗略谈》中，宗先生也说过：“新诗人的养成，是由‘新诗人人格’的创造，新艺术的练习”。但“人格”概念的细致发展，是在《歌德之人生启示》这篇长文中。

　　在这篇文章里，宗先生详细论述了歌德的人格、生活与作品。歌德的人格是一个矛盾丰富的人格，他的人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永恒变迁，他从人性的南极走到北极，从极端主观主义的少年维持走到极端客观主义的伊菲洛尼。正象他在《浮士德》中所说：“我要在内在的自我中深深领略，领略全人类所赋有的一切。最崇高的最深远的我都要了解。我要把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的胸心，我的小我，便扩大而成为全人类的大我。我愿和全人类一样，最后归于消灭”。对此，宗先生评论说：“这样伟大勇敢的生命肯定，使他穿历人生的各阶段，而每阶段都成为人生深远的象征”。

　　宗先生认为，歌德在近代文化史上的意义，是他带给近代人生一种新的生命情绪，即“生命本身价值的肯定”。究其实质，这就是宗先生一生倡导并践履的审美的人生，审美的人生观，和审美的人格。如果说，宗先生论罗丹的那篇文章，主要是就静的方面来阐述他的审美的人生，那么论歌德的这篇文章，宗先生则是就动的方面，就人生本身来推进他的审美的人生观。人生必须是诗化的、审美化的人生，而不能是庸俗的散文化；人生本身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不必把它悬系于哪一个终极价值。这就使宗先生的（也即歌德的）审美的人生观既区别于基督教，也区别于近代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前者“以为人类的灵魂必须赖救主的恩惠始能得救，获得意义与价值”，后者“则以为人生须服从理性的规范，理智的指导，始能达到高明的合理的生活”。宗先生明确不接受这两种压抑人的生命感性的生活方式，他赞成少年歌德，要把自己的生命融进宇宙的大生命中，融进理性精神下层的永恒活跃的生命本体。 X：且住！你讲到这里，使我想起尼采《悲剧的诞生》里的那句话：“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是否我们可以认为，尼采和歌德的思想中有十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为近代人生摆脱基督教和工具理性的压抑，而倡导一种审美的人生，审美的生活

　　L：这就涉及到宗先生美学思想中“形式”的概念。不仅艺术，人生、人格也都是一种形式，与之相对的就是那永恒活跃的生命本体。歌德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谐和的形式，是创造形式的意志”。“歌德生活中一切矛盾之最后的矛盾，就是他对流动不居的生命与圆满和谐的形式有同样强烈的情感”。“生命与形式，流动与定律，向外的扩张与向内的收缩，这是人生的两极，是一切生活的原理。歌德曾名之为宇宙生命的一呼一吸”。也许，这就是歌德与尼采的区别吧。

X：你的意思是说，尼采终于是让自己的生命本体冲破了他的生命形式，遂陷入分裂和疯狂。而歌德则取得了一种恰当的平衡，他不会让其中的一方绝对压倒另一方。老年时的歌德格外要求形式、定律、克制、宁静，以免生活的分崩而求生活的保持。相比之下，尼采就狂热的多、不幸的多了。 　　L：所以，歌德有诗句云：“人类孩儿最高的幸福，就是他的人格”。宗先生十分重视这个人格概念。所谓人格，其实就是人生中的形式问题。“形式是生活在流动进展中每一阶段的综合组织，他包含过去的一切，成一音乐的和谐。生活愈丰富，形式也愈重要。形式不但不阻碍生活，限制生活，乃是组织生活、集合生活的力量”。宗先生认为，流动的生话演进为人格，就是人生的清明与自觉的进展。人在世界经历中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己，世界与人生渐趋于最高的和谐；世界给与人生以丰富的内容，人生给与世界以深沉的意义。这就是人生问题可能的最高的解决。

　　X：而这个人生问题，也正是宗先生全部美学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宗先生来到德国学习，他既没有接受基督教思想，也没有选择科学理性，而是选择了歌德式的审美的生活方式作为人生问题最高的解决，这的确是非常发人深思的。今天，我们其实面临着跟宗先生同样的问题，即如何确立我们自己的价值形态，如何解决我们自己的人生问题，有限的人生到哪里去寻得栖息和归依。这不能不困扰着每一个能够思考的人。然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上，我们的学界关注的很不够。真正的问题应当是：如何进行有效的创造性的工作，如何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开出真正有生气的、适合现代人生的学术之花。我不知道在这方面，宗先生能否再给我门一些启示呢？ 　　L：事实上，留德回国后的宗先生，立即就投入了在西方学术背景下对我们传统的文化、艺术的再解读，再阐释的工作。

　　X：比如那篇脍炙人口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L：是的。我感兴趣的不是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有哪些，而是这样一个问题，宗先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他写这篇文章的内在动机是什么？很显然，对人生问题十分关心的宗先生，带着他从罗丹、歌德那儿获得深化的审美的人生观，回到中国，回到中国历史的生活形态、文化典籍、艺术诗歌中，他非常惊喜地发现了中国历史上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汉末魏晋六朝；和发现了一种惊人的美：《世说新语》中所呈现的晋人的美。

　　在这篇文章里，宗先生非常生动又非常令人信服地描绘了何谓“晋人的美”。归纳为一点，宗先生仍是在弘扬一种审美的人格，和审美的人生。这跟前面他论罗丹、歌德的思路是一致的。不过这次宗先生换了一种中国方式，在意识上更自觉地回到了对中国传统审美生活方式的研究和再阐释之中。在这篇文章里，宗先生论述了晋人在生活上人格上解脱儒教的礼法束缚，而提倡一种自然主义、个性主义；论述了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尤其是晋人的书法——是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论述了晋人的“一往情深”，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论述了晋人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晋人“人格的唯美主义”和对友谊的重视；论述了美在神韵的晋人之美，而美之极，即雄强之极；最后，宗先生还特别重点论述了晋人的道德观和礼法观。

　　宗先生这篇发表于1941年的文章，首先要解决的还是一个人生问题。在那个传统价值遭到怀疑、遭到否弃的年代，人们亟需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人格上的重建，在这个时候，宗先生发表了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而美学之为美学的真精神、真生命，不就是在这里吗？

　　X：但是，恕我提出一个疑问，在那个外族人侵，国破家亡的时代，宗先生却在提倡什么“魏晋风度”和审美人格，是不是有一些不合时宜呢？

　　L：宗先生的美学思想不仅有强烈的入生关怀，还有强烈的时代关怀。事实上，象宗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谁没有“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这样的情结呢，只不过他们不是采取那条现实斗争的方式，在启蒙与救亡的变奏中，他们更倾向于坚持做启蒙的工作，而启蒙与救亡并不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这在宗先生的著作里随处可见，打开书页，那种强烈的时代气息，那种为民族的拳拳忧心就扑面而来，使你不能不感动于他们的赤子情怀。我们可以随举几例：我们泥涂中可怜的民族人于一种愉快的舒畅的精神界”。在另一外，宗先生说：“我们若要从民族的魂灵与人格上振作中国，不能不提倡纯洁的、真挚的、超物质的爱。我愿有同心人起来多作乐观的、光明的、颂爱的诗歌，替我们的民族性里造一种深厚的情感底基础”。

　　再譬如宗先生论晋人之美的那篇文章，其意难道不也是在为中国人提倡一种自由的、雄强的、奋斗的人格，而只有这种人格，才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基础。宗先生并不是叫人不闻国事，“躲进小楼成一统”，相反，他极力地提倡“力”，“力就是美”，“美之极，即雄强之极”，而审美的人生观，即在培养这样一种有雄强之力，“事外有远致”，不仅仅拘束于个人私利，而能发挥出一种具有超人毅力，具有镇定的大无畏精神的壮健的人格。

　　关于这一点，也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宗先生写于1935年的《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一文中。其中用心良苦，昭然若揭于纸上。但限于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就不特别引述了。你如果有兴趣．可找来翻谈。

　　X：通过这一备谈话，我明白了你开始时所说的“美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这句话的含义了。是的，美学首要地应该是一种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主张，而且特别应该是近代人和现代人的一种生存论主张。宗先生一生倡导和践履的，就是这样一种主张。而美学的生命，美学的生机，正在这里。现在美学学种对自身的反思，也正是要由这里开始。

　　L：我再补充一句：当我们站在这个世纪之末，回顾本世纪美学在中国的命运时，也正是要从这里，从美学到底是什么和美学到底能做什么，应做什么出发，来进行反思。今天，比起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虽然美学仍然是面对着同一个现代性的处境，面对着中与西、古与今的文化交叉路口，但历史时代毕竟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新的历史境遇将进一步迫问着我们：我们到哪里去？美学能做什么？美学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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