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敬彬 来源：网络
笔墨作为中国画艺术语言,其主要含义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工具材料,如毛笔、宣纸、墨、国画色。二是笔迹的独立审美价值。点、线等笔画要有起、行、收的用笔意蕴;起笔欲右先左,行笔中锋铺毫,收笔、回锋或出锋都须力贯到底,不能软弱;行笔力透纸背,但这是一种内敛的力量,决不能剑拔弩张、生硬霸悍,无论点、划都要求含蓄蕴藉,是“写”不是“刷”、“扫”,甚至也不能是“画”。古人云:横线如千里阵云,竖线如万岁枯藤,点如高山坠石,撇如陆断犀象等等,这些既是形容古人用笔达到的高度,又是对笔迹形状提出的审美要求。人们为了使笔迹达到一定的审美要求,非常注意训练控制毛笔的能力,并注重锤炼用墨、用色、用水的技法。宣纸上呈现的笔迹、墨韵效果往往能体现技法、技能水平。点线为笔,块面为墨。三是笔迹之间的动势联系。笔迹之间映带、顾盼、相背、相向、若断若连、笔断意连等等,通过这些动势的变化给人生动的感觉。这些笔画动势与笔迹形状的有机结合,反映出画家驾驭毛笔的能力及对笔墨语言的感悟理解水平,同时也能反映出作者作画时的情绪波动以及独特的艺术个性和文化修养功底。四是笔迹表现客体形神的准确度。这些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活的线条和点、块被作者激情饱满而又有条不紊地挥洒在纸上,一笔一画勾勒出作者对客体形神的把握和再创造的主体意识。笔迹的相对独立审美价值要在准确表现客体形神的过程中体现出来,而且二者结合的紧密程度亦可显示画家笔墨功夫之高低。换句话说,训练有素的笔墨技法,既要注重笔迹本身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又要使这些笔迹准确地体现客体之形神。“笔墨”不仅是材料的概念,更是艺术语言、艺术形式、技法和艺术品位的概念,是中国画千余年形成的意象审美精神的独特体现,是中国画写意传统之特质。
笔墨诞生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古国,因而其发生发展都烙着东方神韵的印记,其精神内涵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精神。
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始终将人道与天道合起来探索,注重二者的联系,这与西方古代哲学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将物质与精神明显区别开来的二元论的世界观不同。不论是远古时代的“阴阳交互”、“有无相生”、“五行说”,还是儒家的由人及天、道家的由天及人,都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如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庄子·齐物论》)。古代哲学在承认各种矛盾的前提下强调矛盾的互相转化,注重事物在发展变化中循序渐进的秩序性,注重事物的自律性,所谓“两者取中、两极取和”,以中庸为度,并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如荀子曰“制天命而用之”。这种动态的和谐与和谐的运动观点,贯穿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之中,构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的中国古代哲学内涵,是一种有着明显辩证性与朴素唯物倾向的、为现代科学所认可的有机宇宙观。传统美学体现着传统哲学的辩证与和谐内涵,一直强调造化与心源、形与神、似与不似等范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而传统艺术家将主客观的统一作为创作中追求的最高境界,所谓“物我两忘”、“与天同契”、“山川与我神遇而迹化”等等,都是对这种追求目标的描述。南齐谢赫提出的“气韵生动”为中国画树立了高品格的审美标准。气者,呼吸吐纳;韵者,和谐流畅;生动者,活的生命力也,这样的美学标准几乎略去对所有具体细节的技术要求,从鸟瞰的角度审视艺术品,因而确立了标准自身的涵盖量、宏观把握性以及相对永恒的高标格。
总之,中国画笔墨经过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的自律过程而逐渐成熟,其中对笔墨、形神以及干湿、浓淡、黑白、收放等范畴都强调对立统一关系。同样,国画书法用笔的内定规范也都体现了传统哲学的统一和谐运动观点,体现了人与天地精神往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主客统一的美学意识。老庄的辩证机智启发了笔墨表现的无限丰富和主体对客观的主动性;儒家的“成教化、助人伦”思想有利于中国画既注重主观情感的抒发又注重社会功能的实现;禅宗的直觉妙悟则被文人艺术家融入人品、修养、笔墨创作的自我修炼过程。可见传统哲学、美学的精神实质贯穿在笔墨语言的锤炼过程之中,笔墨是传统哲学、美学精神的体现。
近现代以来人的个体意识觉醒,种种变革与冲突无处不在,极度张扬的个性趋向疯狂和怪诞。将个体特性不断推向极致的思潮此起彼伏,似乎只有越拉越大的个性差别才能维系日益失去凝聚力的整体。传统哲学、美学精神受到挑战,传统笔墨遭到冲击而彷徨、困惑,笔墨之争众说纷纭。“五四”时期知识精英们将对封建统治腐败无能的痛恨迁怒于传统文化;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术教学以苏联素描代替一切造型基础;八五新潮企图将中国画一夜之间推向西方现代派模式;90年代当人们发现狂热崇拜的西方现代派正是从东方神韵吸取了营养的时候,才冷静地把目光转回自家传统上来,重新审视传统发展轨迹。正是旧的社会生态失衡与新社会发展的不完善导致人们思想的变异与断裂,而新思想的形成必须经过变异、冲撞过程才能达到新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也许我们的时代正是那个历史轮回中的冲撞阶段,新的和谐还有待时日。然而时代不可逆转,轮回也得螺旋式前进,笔墨在不可避免的困惑与彷徨之后必然迎来新的飞跃。新的笔墨形式的完善期待新的指导思想的完善,笔墨的发展与时代息息相关。
石涛有句名言:笔墨当随时代。的确,笔墨作为中国画意象造型艺术语言,经过历代巨擘们竭心尽虑的思考与实践,将其表现力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峰。写意笔墨以唐代王洽、王维为滥觞;五代荆、关、董、巨各领风骚,树立了北派、南派的丰碑雏形;宋代是向着法、理深度开掘的时代,范宽、李唐、梁楷等大家将写意笔墨推向中古时期的高峰;至元代文人画繁荣,进入了“尚意”时代,笔墨自身独立审美意趣得到充分重视,黄、王、倪、吴以各自不同的风貌推动着传统笔墨的发展;明清以降,革新家们打开了情感的大门,以笔墨语言尽情挥洒,使写意笔墨达到能够强烈抒发内心情感的艺术境界。文、沈、唐、仇、陈淳、徐渭,名家辈出;四王、四僧、八怪,高峰迭起;晚清任伯年、吴昌硕或以金石入笔墨或从西方寻营养,纵横排达,异军突起。“五四”以后至文革前后,相继出现过一些中西结合、承上启下的作品,新时期则有许多个性强烈的作品问世。总之,笔墨的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后浪推前浪,奔腾不息。如果说自然和谐的古代哲学孕育了传统笔墨的发生发展,那么近现代以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则必然造就个性张扬的现代笔墨,笔墨的审美品质中包含了审丑特征亦不足为怪。中国画既没有穷途末路,也不会一帆风顺。无论是古代的天人合一、近现代的自我发现,还是当代的疯狂与怪诞,无不都是时代的产物,是笔墨自律过程使然:笔墨语言的功能在于传达不同时期人们的不同思想感情,而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又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与表现对象,因此笔墨随时代变化是自然而然的,时代性是笔墨语言的最本质的属性。历史不会割断,变异与冲撞之后便是新的层面的和谐。接续古人未了之思绪,开创今日勃勃之生机。我们的责任是理智地研究笔墨发展中的生命特质及自律过程的规律性,积极地投入到艺术实践中去,实现笔墨向“现代”的转化。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我们有理由相信:崭新的时代与精神必然造就崭新的笔墨语言。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艺术学院25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