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春光无限好，草长莺飞花漫漫。为迎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而特别策划的女性艺术家专题画展“有窗户的画室：潘玉良、周思聪、肖惠祥艺术作品展”日前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启幕。“有窗户的画室”意在使观众通过作品这一窗户看到她们在画室忙碌的身影，以及她们用心灵造就的艺术。
展览学术主持徐虹在前言中写道：“有窗户的画室”蕴含两重意思，一是指画室的“窗户”对于画家的创作是必要条件——人物形象在自然光线下，画家可捕捉丰富微妙的色彩光影，并创作来自上天光亮启示的艺术。另一含义贴近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本意——女性艺术家需要独立创作的空间和条件。它也指20世纪中国女性需要的一种精神状态——放开胸怀，朝向世界，为追求真理勇敢前行。具体到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女性艺术家，一间“有窗户的画室”关联到走出家门，追求经济、政治地位和人格的平等。
潘玉良是20世纪前期的一位重要艺术家，她成长、探索并傲立于上世纪中西艺术的多样化发展与流变之中。她取中西艺术之长，完成了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绘画的有力融合，折射出在上世纪社会转型中女性艺术家的自我认知的建立，以及中西艺术语境之间的文化认同。
作为中国第一代留学欧洲的女艺术家，潘玉良直击西方绘画理念的演变与发展，置身于野兽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众多现代艺术流派异彩纷呈的气息之中，并思考自身的民族意识。1932年，潘玉良开始在宣纸上作画，尝试将中国书法的线条韵味融入西方绘画强烈的色彩之中。在对中西艺术与自我个性的不断探索和表达中，潘玉良将中国传统的笔墨意境与西方的绘画形式进行了完美结合，既追求意象的圆融又突出强烈的表现，最终形成了自身独特而鲜明的绘画风格。
20世纪早期的中国，正处在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浪潮之中，潘玉良以艺术确立着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对自我认同的探知。她一生描绘了大量自画像作品，集中体现了其思想与个性的发展。自画像中所传达出的自我意识，是从线条的曲滑宛转到方硬刚直，从气质的温婉柔美到锐利率意，从手法的细腻修饰到直面生命的真实。这些有着较长时间跨度的自画像，是潘玉良自我价值不断充盈的体现，是和男性画家一起推动和发展中国现代美术的同等担当。
周思聪是20世纪中后期的著名艺术家，她的一生没有波澜壮阔，没有丰满的社会交往，但她给我们留下了或温暖如午后阳光，或悲凉到心骨俱冷的作品。周思聪说过两句话可视为她创作的核心理念。她说：“我爱静谧的大自然，我爱平凡的人”。美国学者高居翰对此作了简约而准确的阐释：“贯穿她一生的作品有两条主线，一是人情充盈而又干预世事的人物画；另一个是携观者一同超凡远尘的荷花系列。似乎她执自己生活与艺术中对立的两端而和谐之，借以诠释她的艺格和人格。”
所以，周思聪会以她的方式画《长白青松》，画《戴月归》，画《一湖烟雨半湖花》。改革开放初期，周思聪与先生卢沉共同创作了《矿工图》。这是以个人之心直面人类灾难、困苦而铸就的绘画史诗。在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看来，这一创作过程对于周思聪来说就是一个以命换画的旅途。“我多次感叹，画过《矿工图》的周思聪与没有画过《矿工图》的周思聪是不一样的，就如同画过《格尔尼卡》的毕加索与没有画过《格尔尼卡》的毕加索是完全不同的。由于这件作品，周思聪的名字与悲壮、深邃的艺术相连接了。”
作为女性，周思聪的声音在时代合唱中显得独特而清亮，她不仅和同时代男性画家一样成功处理宏大的主旋律作品，更因使这些作品带着女性画家敏锐、温柔的回声而显得特殊。她的这种角度使同时代的广大观众都能与之共鸣，而女性观众，更因感悟出丰富的生命意蕴而使自我精神得到提升。
肖惠祥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壁画创作中崭露头角，作为中央工艺美院（即现在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艺系副教授，她对艺术形式和材料有特殊的敏感度，她与同事一起，参与被誉为“中国现代艺术转折点”的首都国际机场壁画项目，设计和制作了《科学的春天》大型陶瓷壁画，成为新竣工的首都机场的重要装饰。这幅作品描绘了生命起源、物质结构、天体运行等科学图景，在人物设计上，肖惠祥大胆将立体主义艺术与几何形体结合在一起，以形式探索和视觉效果为重点而不是以题材为中心，这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显得新颖和大胆。她为整个美术界争取新形式的创新树立了标杆。此后数年里，她自觉地求索中国现代艺术之路，在壁毯、竹刻、不锈钢雕、油画等多种创作载体和技法上均有大胆尝试并取得突出成绩。在崇尚思想解放的年代，肖惠祥以那热烈、纯粹、直率、赤诚的个性禀赋以及不断创新的姿态成为引领中国美术潮头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展出了机场壁画《科学的春天》创作过程的全部手稿，具有珍贵而重要的文献价值。开幕式上，肖惠祥家属向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捐赠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壁画稿等25件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清华美术学群”收藏系统的重要补充，也是对该馆现当代艺术收藏体系的完善。
潘玉良、周思聪、肖惠祥三位女性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揭示和印证了中国女性的成长历程与中国社会演变的紧密关联，而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女性艺术家地位的确立，正是建立在一代女性艺术家的成长和贡献基础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