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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宫里,流淌着时光八千年

        作者:祝勇2022-10-01 08:50:42 来源:光明日报

          《故宫艺术史:初民之美》 祝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者按

            作家祝勇的新作《故宫艺术史:初民之美》,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试图创作一部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串联起来的中国艺术史之开端。

            据祝勇在书中介绍,故宫博物院拥有藏品186万件。这些可移动文物,分为陶瓷、玉石、青铜、碑帖、法书、绘画、珍宝、漆器、珐琅、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仪器、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共25大类69小项(不包括建筑)。

            文物的时间,则上迄新石器时代,跨越了夏、商、周、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等中国古代王朝,又历经了百年历史风云,一路抵达今天。

            故宫文物如何串联起成千上万年的时光?又如何讲述中华文明深处的美?今日,《光明悦读》约请祝勇撰文,讲述他的体悟。

            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文物,是一部宏大、浩瀚、可视的中国艺术史。

            它们的数量,虽然多达186万件,但不是随意堆积的,而是在时间中捡选出来的。每一件文物都是万里挑一的结果,都有着曲折的经历和特殊的意义,代表着中华古代先民们最有价值的创造,背后有着中华文明的庞大体系作为支撑。

            关于“文明”的定义有很多,贺云翱先生说,“广义的‘文明’与‘文化’同义,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而“艺术”,我认为是依托于文明的,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具有技巧性、形式性和审美性。故宫收存的古代艺术品(即我们所说的文物)无论多么浩荡而雄壮,哪怕它们像鲲,“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像鹏,“绝云气,负青天”,那也是因为有浩瀚的大海,负载着鲲的力量,有无尽的长风,托举起鹏的翅膀。

            我要写一部由故宫文物串联起的艺术史,其实是在向它们背后的文明致敬。

            2020年的一天,当我“不自量力”地动笔写作《故宫艺术史》时,我在键盘上敲下了这样几段话:

            “我们热爱故宫文物,不仅因为它们珍贵,也不在于它们曾是历代帝王们雅好把玩的珍品,而是因为在它们身上,凝结了我们的先辈们对于美的思考与实践,绽放着生命动人的光彩。文物之美,表面上体现为物质之美,真正的核心却是精神之美。”“博物馆里陈列的文物,许多曾与人们生命的需求紧密相连,是对生活的美化、是情感的表达、对生命的提升,透露出的,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在形而下的生活之上,我们民族历朝历代都始终保持着对艺术之美的形而上的追求,甚至于成为一种‘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器’中安放的,是‘道’,是中华民族共同信仰的最高价值。”

            因此,书写《故宫艺术史》的难度,便不只在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基数过于庞大,更在于要“在那些零零散散的文物之间寻找线索,去构建中华民族的艺术史,去梳理总结我们祖先对美的探寻,去把握我们民族的精神流向”。书写者的目光,不能停留于物质的层面,而是要穿透物,见历史,见文化,见精神。

            2021年11月4日,冯骥才先生给我发来微信:“你原先有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背景,现在又身在皇家文化之中。广阔、全面、深厚的积累与修养使你一定能写出迥异他人的大东西。你要找到这个大东西。”

            冯骥才先生的这条微信,透露出他对我的殷切期望。他发来这条微信的时候,《故宫艺术史》正在写作中。我不知道《故宫艺术史》是不是冯骥才先生所说的“大东西”,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我自己希望的那个“大东西”,但它是一个“大东西”,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这部《故宫艺术史》,注定是一部多卷本的作品——我的计划是写8至10卷,200万字左右的规模,自新石器时代写起,一直写到当代(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中时期最早的可以推至新石器时代,8000年中不曾断流)。说它“大”,应当说名副其实。

            然而,我理解,冯骥才先生所说的那个真正的“大东西”,不只是规模的大,而是指精神的深厚与博大。

            《故宫艺术史》不只是笔墨纸砚,而是一种纵横古今的深厚,也不只是风花雪月,而是一种与天地相接的博大。我赞同作家麦家的说法,书写这样的作品,“必须具备一颗非凡伟大的心,能够博大精深地去感受人类和大地的体温、伤痛、脉动”。在如此宏大的尺度面前,我自知太渺小了,比朝菌蟪蛄这些微小生物还要小,并没有麦家所说的那样一颗非凡伟大的心。然而,故宫里琳琅的文物,延长了我的生命,脚下的山河大地,拉长了我的视线,“使我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在游目骋怀之间,去理解我们民族的精神历程,去体会历代先民的情感脉动”。

            此前的许多年中,我曾游走于大江南北,去寻找中国历史的发生现场,去感受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见证了很多考古遗址和历史遗存。但这一次,为了撰写《故宫艺术史》,我必须再次走出故宫的红墙,专门策划一些考察之旅,把故宫文物放回到中华文明的体系中,再次去掂量“中国”这两个字的重量。

            2020年12月,我在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等的安排帮助下,前往双槐树、二里头等遗址考察,郑州松社刘磊又亲自驾车,带我跑遍中州大地。我站在郑州黄河边,看大河那么宽阔又那么平坦,那么威严又那么亲切,恍然间误以为见到的是一片大平原,包纳着一切生灵。我站在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掘坑里,触摸着粗糙的城壕土壁,辨识着墓葬区和祭坛区的方位,努力在心中复原着这中原仰韶文化最辉煌的大都邑,感觉到弥散在泥土里的基因,感叹着纵是黄土尘埃也掩埋不住的先祖们的天地雄心。

            我在《故宫艺术史》第一卷《初民之美》中,写到黄河像“几”字形在大地上流过,中游段自蒙古高原南下,穿越晋陕峡谷,形成了一个南北垂直的纵轴。渭河在潼关与刚刚拐过大弯的黄河相接,在中国版图的胸膛上连成了一条横轴。“这一横一纵,形成一个完美的十字交叉,经天纬地般,构建了华夏文明最初的坐标系。”

            “十字交叉”,是我在《故宫艺术史》里所写到的概念。“早期中国”,就围绕着这个十字交叉点,形成了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中原,正是中华文明发生的中心地带。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把中国史前文化的空间关系归结为一种“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分布。在这个层层展开的“重瓣花朵”中,“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中原都起着突出的作用”,其他地区则是“花瓣”。

            以这个十字交叉点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之所以能够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凝聚的核心”,原因在于,这里最适宜农耕文明的发展。

            黄河在抵达中原地区之前,流经晋陕峡谷,左带吕梁,右襟陕北,深切于黄土高原之中,落差巨大,交通险阻,生活在峡谷两侧的古代先民,虽见证着大河奔流的壮美景观,但悬崖峭立,水石相激,吃水和灌溉都是非常困难的。相比之下,只有渭河冲积而成的深厚沃土,为上古先民生存居住提供了地利。而黄河冲出潼关,形成90度大拐弯以后,流向它的中游地区,今天郑州一带,水流完全变缓,河道也不宽阔,既不像上游那样落差巨大、水流湍急,也不像下游那样河面宽广、水流散乱,冲淤变化剧烈,主流游荡不定。所以黄河中游地区,最适合农业的发展。那里河道不宽,易于摆渡,像《诗经》里说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更有利于族群的交往、文化的交流。因此,郑州、洛阳、开封一带的黄河中游地区,与西安一带的渭河中游一样,成为仰韶文化孕育发展的绝佳地带。

            “在这里,自仰韶文化向前,我们可以寻找到裴李岗文化,聆听到作为裴李岗文化先声的贾湖文化的美妙笛音;向后,可以寻找到龙山文化,以及接踵而至的商、周、秦、汉等王朝,从而建构起起承转合的历史大叙事。黄河中游、河洛地区密集的文化遗址,也使这里成为无可争议的考古最佳地点。”2020年岁末的那次中原之旅,让我对出土在这里的西周青铜器何尊上所镌刻的铭文“宅兹中国”有了更深切的理解——面对这片丰沃而美好的土地,周王朝不在此定鼎中原、治理天下,又定于何地呢?

            在700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原都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重要中心。正是中原与各地之间的互动作用,中华文明之花才会愈发灿烂。裴李岗文化、青莲岗文化、仰韶文化制造出的精美彩陶,陈列在故宫博物院辉煌的展厅里,但它们来自这片土地的塑造,来自滔滔大河的滋养,彩陶上荡漾的水波纹里,回荡着黄河的水声。

            《故宫艺术史》的写作,对我来说挑战无疑是巨大的。这挑战来自时间、体力、精力,更来自知识结构。2017年,我陪同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登午门看《千里江山图》“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当他流连于那些古老的卷轴册页时,不禁说出一句心里话:“要了解中国文化,一辈子不够。”

            何止一辈子不够,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艺术史面前,多少辈子都是短促的。这样一本艺术史,虽以故宫命名,但故宫只是它的出发点,而不是终点。它是指向四方上下、古往今来的。《庄子》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里面包含着无限的宇宙,指向无限敞开的时间与空间。以我的才疏学浅,何德何能,去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应当说,《故宫艺术史》的写作几乎是一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不可能依赖一个人完成,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局限性的。个人的局限性与故宫乃至中华艺术的无限性形成了天然的矛盾,因此《故宫艺术史》的写作就是一个悖论。但是心里的那个“大东西”始终在蛊惑着我、怂恿着我,让我跃跃欲试,不自量力地,蚍蜉撼树地,以自己单薄的身板,投入到那看不见边际的宏伟工程中。

            《故宫艺术史》动笔之前,我开始重读之前读过的国学经典,也开始研读西方史学名著。我推崇《文明的故事》这样的著作,这是一部流畅优美的人类文明史,被季羡林先生称为“一部把无羁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史的不朽巨著”,它最后一卷《拿破仑时代》的结尾,还特别收入了提炼全书11卷精华的《历史的教训》,成为有关部门的推荐读本。我推崇《文明的故事》,不仅在于它庞大的规模——这部巨著共11卷15册,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也不仅在于它卓越的写法——“将哲学和知识从学术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将浩瀚的历史细节整合为我们可以理解的知识,克服历史叙述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和专业化,致力于提炼出一种整体的历史洞察”;更在作者持之以恒的努力——这一超级马拉松式的写作持续了近半世纪。

            这样的书写者,在中国历史中不绝如缕。与他们相比,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书写者、一个愚钝的小学生,但我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勇气与力量。他们以自己的写作实践告诉我,写作不需宣言,不需教导,只需要实实在在的劳作,以超人的耐性,去抵抗无涯的岁月。开启《故宫艺术史》写作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像我尊崇的写作者一样,平静而坚定地,投向未来的旅程。

            (作者:祝勇,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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