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彦涵从西安步行800里来到延安，在“鲁艺”美术系学习3个月后，便参加由胡一川带队的“鲁艺木刻工作团”。于1938年冬开赴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深入敌后，转战太行。
彦涵在太行山战斗生活了4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闪光点。他与新婚妻子白炎并肩战斗，多次在“反扫荡”的突围行动中出生入死。他一手持枪冲锋陷阵，一手紧握画笔和刻刀在部队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抗战插图和漫画，真正践行了《讲话》中指出的把艺术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彦涵在“血与火”的战斗生活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火热的战斗激活了他创作的灵感和激情，使他在创作上永远保持一种不断进取的上升态势。
1943年，彦涵回到延安，暂时结束了4年的战斗生活。后来他在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不无感慨地对他的次子彦东讲道：“我回到延安之后的心情是非常澎湃的，那些在太行山战斗的惨烈故事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虽然战争暂时结束了，但是‘我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他怀着饱满的创作激情，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奋勇出击》《豆选》《冬学》《农村诊疗所》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由此，奠定了彦涵“延安学派”的重要地位，这也是他艺术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峰期。
彦涵有着与生俱来的敏锐洞察力和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抗战胜利后，他怀着对战斗生活的渴望，又深入到冀中白洋淀敌后，与武工队一起投入战斗。后又参加解放石家庄的战役，这期间他为许多战士画肖像速写，他曾为于冠中这位战士画过一幅肖像，之后这位战士壮烈牺牲，被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30多年后，这位烈士的母亲拿着这幅速写肖像找到了彦涵。这幅作品后来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
1953年，彦涵积极投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大型浮雕的创作中，满腔热情地完成了《胜利渡江》这组浮雕的设计创作任务。随后，又以记者身份奔赴朝鲜战场，实地体验朝鲜战后的生活，回国后立即创作出《刚刚摘下的苹果》这件套色木刻。作品刻画了一位志愿军通讯兵骑着一匹战马路过一片果园，一位朝鲜姑娘把刚刚摘下的苹果送到他手中，这一感人的瞬间被彦涵表现得温情而浪漫，散发出人性的光彩。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彦涵内心深处的英雄主义情怀永不熄灭，他总是把这种情怀宣泄进他的艺术中去。1962年，他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之邀，创作了《百万雄师渡长江》大型套色版画，这件作品场面宏大、气势磅礴，同时他还创作出《红军通过大雪山》《突破天险腊子口》等一系列历史战争题材作品，这些作品重新唤起他与命运抗争的信念。
改革开放后，彦涵再次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创作出《春潮》《向大海握手》《天山牧歌》《礁石》《烧荒》《闪电》等一系列创新之作，他还以惊人的勇气和激情表现“战争与和平”这一重大题材。在他的心目中，惊涛骇浪的礁石意味着英雄的刚毅，而扬帆远航则是他对自由的眷恋和向往。
彦涵晚年时，我经常到他的“鲁谷”画室参观，每次我都仿佛走进当代年轻人的画室。画室墙上挂满了板块架构的作品，从油画到水墨画，琳琅满目。他喜欢与年轻人一起分享他探索的快乐，他兴奋地向我谈起青年时代与老同学朱德群、吴冠中相识的往事。50年后，他们又重逢相聚，朱德群十分惋惜当年彦涵没有与他一起赴法深造，彦涵对此并不认同，他对老同学直言：“我并没有后悔，你在法国有你的成就，我在国内有我的历史价值。”彦涵在艺术上的自信正是来源于他的艺术植根于中国人民生活的土壤中，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中国人的气质是摆脱不了的，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任何刻意添加的所谓‘中国元素’都是愚蠢的。”
80年前，我十分幸运地与《讲话》同年诞生，我是沿着《讲话》指引的道路走过来的，我又十分幸运从幼年便生活在这群“木刻青年”身边，亲身领略到他们高尚的人格魅力。他们既是我敬重的师长，又是我最熟悉的父辈，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事业以及火一般燃烧的生命，正是《讲话》所造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