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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对我而言,就是“字比天大”——专访书法家周祥林

        作者:张瀚允2021-02-24 10:17:10 来源:中国艺术报

            (1/5)周祥林接受《中国艺术报》采访

            (2/5)周祥林与沈鹏先生合影

            (3/5)秋兴八首条屏(局部) 周祥林

            (4/5)古诗十九首之十一首 周祥林

            (5/5)古诗十九首之十六首(局部) 周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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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与书法家,是周祥林肩负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看似没有关联的艺术门类,非但没有搅乱他前进的步伐,反而相生相长,互为促进,按他本人的话说:“我常常都不知道我在跨界。”多年来,周祥林在他所涉及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斐然成绩。在影视方面,周祥林拍摄了电视剧《走出蓝水河》《青花》《书圣王羲之》等,以荧幕作品矢志不渝地弘扬书法等中国传统艺术精粹。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丰富的拍摄经历使他见到很多书画真迹和摩崖石刻,同时也将山川的广阔收于胸中、落于纸上,滋养了他书法中独有的朴茂与灵动。比起艺术家,周祥林给人的气质,似乎更像一位在喧闹城市中偏安于一隅的魏晋文人,闲适自如,无论任何一种身份“架”在身上,他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让全国、乃至世界的人更加了解书法、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周祥林本人,也始终在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的初衷。

            1、艺术跨界的打通与融合

            任何艺术、任何行业,打通以后就没有障碍。我把书法和导演当成一回事来做。

            中国艺术报:您在影视与书画领域皆有所成,拍摄了书法题材的电视剧《书圣王羲之》等,选择拍摄王羲之与他所处的魏晋时代的缘起是什么?

            周祥林:我很小时,每天看父亲写字,跟笔墨纸砚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感情。上世纪90年代初,有幸考入南京艺术学院黄惇老师的书法研究生班,接着又到北京参与书法杂志和书法图书的编辑工作。应该说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书法一直与我紧密相连。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说过这样一句话——“戏比天大”,书法对我而言,是“字比天大”。上世纪90年代初,书法远没有现在的热度,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书法、了解书法呢?当时电视剧特别盛行,我就想,如果能拍一部电视剧,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很多人不就都知道书法了吗,这个念头一出,便埋在了我心里。

            后来我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报名学习时,招生老师问我:“你原来是学什么的? ”我说:“我是学书法的。”他很好奇,问学书法为什么来学导演。我当时年纪轻,也不怕,脱口而出说,我就是为了拍《书圣王羲之》,老师听完后,看了我一会儿,忽然说:“好了,录取你了。”就这样,我进入了导演系。后来才知道,导演系其实挺难进的,历经辛苦拍出《书圣王羲之》,也是为了兑现对老师的一个承诺。

            中国历代那么多的书法家,为什么要选王羲之?是因为魏晋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峰,王羲之又是魏晋书法中最顶级的人物,以王羲之为主角,就是把最好的书法呈现出来,呈现给知道、不知道书法的人,我的初衷就是这样。

            中国艺术报:您作为书法家,以导演的角度去撰写、拍摄这部有关书法历史的电视剧,有怎样的体会?

            周祥林:从历史上来看,汉字对亚洲很多国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有的国家至今仍在沿用汉字,所以我们在演员选择时,将中国、韩国、日本的演员都囊括进来,目的是让更多的周边国家对书法、对汉字文化产生认知、认同感,这是在本质上体现中国的文化自信。

            整个创作过程当中,我们一直把思想性、学术性放在第一位。这既是该剧的特殊性,也是我们的职责。魏晋时期的书法本身就非常复杂。到了魏晋以后,汉文字演变的自然属性已经结束了,真行草隶篆这些字体在魏晋已经完全成熟。如何体现成熟的文字魅力?比如笔法,自古以来,大家都在把它当作神秘的东西,其实它也很具体,在电视剧里,“玄秘”和“具体”应该都要有,这样观众才可能认同。

            我的三位老师沈鹏先生、黄惇先生和陈家林导演,反复叮嘱我,一定不能乱来、不能戏说。最怕的就是把现在的创作习惯用在魏晋的场景中,试想,如果剧中王羲之使用丈二的洁白宣纸和长锋羊毫、斗笔,观众可能看得很过瘾,但显然是一种“麻辣”。王羲之是一位伟大的革新家,他在学习前人字体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新体,他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位划时代的创新者,这种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真正的创新,创造了魏晋书法的最高峰,王羲之也由此而成为我们后世的楷模。这些内容看似简单,而要真正完成,不仅要以一种严谨的态度来对待,更需要思想和学术来支撑。

            中国艺术报:对于艺术的跨界创作,您是如何看待的?

            周祥林:《道德经》里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最终归于一,我认为“一”就是“通”,任何艺术、任何行业,通了以后就没有障碍。我一直是把书法和导演当成一件事来做,比如书法,一个字是由几个笔画组成,一行字又是由几个字组成,一张字又是由几行字组成。同样,一场戏是由几个镜头组成,一集戏又是由几场戏组成,一部戏又是由很多集戏组成,本质上它们都是蒙太奇。

            所以当导演和写书法对我是一种互补,这种互补对我影响很大。比如到一个地方拍戏,我不会像平常旅游一样走马观花。拍摄《书圣王羲之》时,剧组跑了全国十多个省,五台山、泰山、黄山等许多名山大川都去了。这种浑厚的山川之气,本来就是我所缺乏的,所以我借着这个机会,观千岩万壑,赏辽阔壮美,抒胸襟、体沉雄、吐块垒、纳风云,再把这些融入到我的笔墨之中,这哪里是跨界呢。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无论写书法还是做导演,唯一能把这两点打通的,就是坚持读书。如果只停留在一个行业的技术上,就会处处是障碍,但如果坚持读书,就会排除障碍,化为一体。

            2、为艺应严谨,为人应真诚

            沈鹏先生对我们的要求非常明确,就是要走正道、走大道;读书、学习、思考;求新、求变,这是为艺方面。为人,沈鹏先生要求我们一定要真诚、善良、有仁爱之心,这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根本所在。

            中国艺术报:您师从沈鹏先生,受到沈老多年的谆谆教诲。沈老曾给过您怎样的指导?其中对您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周祥林:沈鹏先生对我们的要求非常明确,就是要走正道、走大道;读书、学习、思考;求新、求变,这是为艺方面。为人则要求我们一定要真诚、善良、有仁爱之心。这是大的框架、大的基础,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传承的根本所在。

            我认识沈鹏先生将近30年,30年,按说跟他很熟了。但事实上,我每次跟沈鹏先生在一起时,都是两种感受相交织。一种是如沐春风,一种是如履薄冰。如沐春风是因为他身上有着孩童般的好奇心,他纯真、善良、宽容,做什么事都推己及人,为别人着想,因此我们跟先生在一起没有负担。如履薄冰是因为沈鹏先生做人做事坚持原则,不会因为你是他的什么人而特殊化。沈鹏先生的创作态度严谨认真,哪怕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推敲,这让我们时时担心自己写的东西会不会出问题。沈鹏先生还勤于思考,任何一个问题,不仅要思考,而且要思考到最深处。这些都让我们无形中产生一种压力。古人说“以行立言” ,在沈鹏先生身上完全体现出来了。

            我跟沈鹏先生之间,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交流方式,就是写信。在当代通讯科技如此发达的环境下,我们经常用毛笔写信,当然很多时候都是我向沈鹏先生求教。沈鹏先生的回信,会提供给我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包括某一个字怎么读、某一个典故怎么用、某一篇文章怎么写才能更好等等,都很具体。所以,每次沈鹏先生给我来信的时候,我家里人就会开玩笑地跟我说,肯定又是给你开小灶了。这种教导美好又幸福,会永远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中国艺术报:您擅长的众多书体中,为何对草书偏爱有加?您认为在草书创作中应该注意什么?

            周祥林:中国书法的每一种字体都有它自身的魅力,草书可能更容易让别人窥探到你内心的情感波动,所以很多人喜欢草书。但人们对草书也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只要写得快、写得草就行,其实并不尽然,古代人就有“作草如真”之说,写草书要像写真书一样,速度要慢;苏东坡也说“草书难于严重”。

            “匆匆不暇草书”,虽然有两种断句,但是我更倾向于“匆匆,不暇草书” ,意思是说,如果匆匆忙忙的,就不要写草书,草书必须很严谨、很认真。草书还要有丰厚的学养及其他字体的融通。孙过庭说“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要想创造出真正好的草书,真行隶篆都要通。其他字体当然也要,但草书更明显、更突出。

            中国艺术报:在诸多的书法形式中,您为何钟情于翰札?

            周祥林:我们看古代传下来的很多名迹,《快雪时晴帖》《平复帖》《伯远帖》等等,到后来苏东坡、米芾、颜真卿的作品,以及号称天下第一、第二、第三行书,都是翰札。翰札是最古老、最优美的一种形式,最能表现人内心的细微变化。翰札发展到今天,内容也十分丰富,不只是相闻的尺牍,诗草、文稿等等,悉可归之为翰札。这种形式在古代就是日常交流,现在已非常少见,这或多或少让现代人少了些静享的乐趣。比如写信,现在发条微信就可以了,实际上只是起到通知的作用,翰札就不一样了,古人很注重节俭,比如用墨,不像现在墨汁一倒一大盆,古人研多少墨写多少字。写信的时候,写写研研。读信的时候,甚至能看出什么时候停下笔,什么时候思考,什么时候又研墨,什么时候蘸了笔再写,可以感受到对方思考、用心的过程。社会再发达,人的情感也不应该粗糙,情感一粗糙,很多美好的东西就没有了。

            3、临古而后出新

            创新是所有艺术的必然,每一个艺术家最终都是要创新,没有一个人想抱着别人的东西不放,永远成为别人的影子。

            中国艺术报:书法创作既需要技法,也需要具备审美的能力,可以请您谈谈技法和审美的关系吗?

            周祥林:古人说技近乎道,可见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技,就进入不了道。临帖就是锤炼技,不临帖,就算天天写也没有用,王铎被称为神笔,晚年仍是“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但若只停留在技上,匠人而已。王僧虔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如果说形质属于技,神采就属于形而上的道。书法最终呈现给人的是美、是境界,但美和境界必然是建立在笔法、结字诸形质之上。所以,技和道是互相依赖、交融映衬的关系。

            杨万里说作诗要“去文、去理、去意”,字也一样。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大美的必然。《诗经》中的“蒹葭苍苍”,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作者没有说,仅用了“蒹葭苍苍”四个字,无文(纹也)、无理、无意,而产生的境界美则是无穷的,和杜甫的“门泊东吴万里船”一样。书法也是,好的作品,就是通过笔墨挥洒出一个境界,一个可以让人想象的美的境界。

            中国艺术报:在外行人的眼中看来,书法的最高境界是写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以不理解临古帖的重要性。您认为书法为何要临古?

            周祥林:中国书法的艺术性就在于它的传承性,传承性决定了它的独特性。如何传承?当然是从古贤的优秀作品里得到,这是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但这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总是学古人,会不会失去了自己?我想是不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怎么会因为学习古人而失去自我呢。恰恰相反,如果不学古人,你可能有个性,但这个个性一定毫无价值。风格是建立在个性基础之上的,如果个性没有价值,风格自然也没有价值。赵孟頫说:“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笔法是书法的核心价值所在,丧失了笔法,就不叫书法。就像梨子和苹果,核心最重要,核心决定了这个水果是苹果还是梨子,也决定了它本质的味道。

            中国艺术报:如今,创新是时代赋予文艺家的责任。在您看来,如何在临古与创新之间获得一种平衡?

            周祥林:创新是所有艺术的必然,每一个艺术家最终都要创新,没有一个人想抱着别人的东西不放,永远成为别人的影子,当代当然也不例外。我们虽然说要临帖,要学古人,但也不能唯古是从、唯一是从,不能只学某家某帖,一个有志向的书法家一定是有创新精神的,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黄山谷等等,无一不具有伟大的创造性。

            新和旧、古和今,不是矛盾的,而是交融的,这很像科学和艺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仅要完成无数个精准复杂的试验,也一定具有无穷的想象力;同样,艺术家在发挥无穷想象力的时候,也一定有着严肃谨慎的态度,二者在最高点上达到完美统一。古和今也是一样,学古人学到最极致的时候,“新”可能就出来了,历史上的大书法家每每如是。

            如果经不住诱惑,便很容易被时代的浪潮裹挟而行。对此,孙过庭阐述得非常清楚,他说“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我们要学古人,但时代中优秀的内容也不放过,这样才会古今相接,继往开来。选择学习书法,就意味着要摆脱浮躁、摆脱名利思想,如之古和今、新和旧的关系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中国艺术报:您的著作《花笺一百声》《词间一百声》是以毛笔书写在书笺上的古文诗词、警句等书法作品。同时配有原诗文和一篇您对诗文词章的感悟,它以书法传递出了一种诗意的美感,可见您在学习书法的同时,对中国传统诗词等文化同样十分重视。在您看来,读古诗词对学习书法的意义和重要性在于何处?

            周祥林:艺术没有对错,但有雅俗。雅从何而来,又如何脱俗呢?回答只有两个字:读书。古往今来的大书法家都善属文,比如王羲之、李白、张旭、苏东坡等等。读书不止是开拓视野,更是对书法的滋养,二者是合在一起不可分离的。在古代,书法在文化范畴里,不是简单的艺术。但现在大多数人看书法,都在乎法度、技巧,而忽略意境,尤其是诗一样的意境,缺少了这种诗意欣赏,书法就与普通写字无异。比如明清两代的馆阁体,虽然字字板正,没甚毛病,却因没有诗意而索然无味。天地自然、日常生活中都充盈着诗意,诗意可谓无处不在,但若不用心,便稍纵即逝。我非常害怕我的身上失去诗意,所以会有意识地去学习寻找,我写《花笺一百声》《词间一百声》,其实就是在寻找一种美好的诗意。

            中国艺术报:您认为书法家需要具备哪些素养?

            周祥林:首先人品要好,古人说,“心正则字正,心正则笔正”,书品如人品,绝不是一句空话,简单来说,谁的家里会挂一件坏人的字?我们知道的蔡京和蔡襄,如果完全从书法水平来讲,蔡京可能并不逊于蔡襄,但蔡京的书法为什么到今天也没有广为流传,这就是人品在起作用。第二是要励志,学习书法一定要有远大的志向,要有坚强的意志。书法学习之初是非常枯燥的,天天写啊、临啊,难免生烦起厌,这个时候,意志力就十分重要,有了远大的理想、有了目标,再大的困难都不会屈服。第三是要勤奋,越是天才越要勤奋。张芝池水尽墨,王羲之入木三分,怀素芭蕉当纸,勤学苦练的功夫一点都不能少。第四要多读书、长见识;要壮游,行万里路,大好河山对人的滋养非常重要。史传王羲之当年受卫夫人之教,又一直身居江左,笔下乏力,而后来北上看到许多名山大川,心胸大为开阔,笔下也顿有苍茫。

            4、继承而后发扬

            当代尽管网络超级发达,键盘似乎代替了书写,但在中国,仍有数不胜数的人天天手握毛笔,挥写真草隶篆,这是中国书法遗世独立的超然魅力。

            中国艺术报:随着历史的发展,书法已经逐渐褪去实用性。人们在今天了解、学习书法有什么意义?当今书法家应该如何适应这种形势的新变化?

            周祥林:当代形势下,书法家不可能像古代文人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书法家必须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比如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家虽然经历了恐惧、悲伤,但白衣天使无惧无畏的付出,感动温暖着大家,很多书法家纷涌而出,精心创作作品赞美他们。这种行为,我认为早已超出了书法本身。面向生活是当代书法家的本色。要高雅也要接地气,但这个地气不是简单的迎合,而是通过自己的才智、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纵然力量微小,但泰山不让其土,润物无声正是一切复兴的开始。

            中国艺术报:可否请您谈一谈书法在当代尤其是在中小学教育中的传承?

            周祥林:书法传承在当代明显不足,原因固然很多,但浮躁恐怕是罪魁祸首,比如展览前的一些培训班、辅导班,往往带有很大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这些“速成”培训不仅打破了传承中的宁静,也误导着身在传承中的人去寻找捷径。其实,耳濡目染才是传承最好的方法,只是这个方法花的时间长,而且还不容易见效果,在浮躁的心境下,谁还愿意这么做呢?另外,好老师的稀缺,也是传承的一大困境。令人欣慰的是,这一现象在新时代的当下正在改变,这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中小学书法教育,可谓迫在眉睫。现在很多小学生都喜欢拼乐高,实际上,中国汉字就是最奇妙的“乐高”,每一个笔画、每一种字体,仔细琢磨,不仅其乐无穷,还能生出无尽的想象,更能体会出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让中小学生学习书法,并不是要他们都成为书法家,而是要培养他们认真专注、观察思考、仔细整洁等良好的习惯,这些习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时,书法需要多方面的滋养,比如文学、历史、音乐等等,这就促使他们更广泛地去学习,久而久之,修养、学识自然会增厚加深。

            中国艺术报:中国书法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应该如何继续发展、继续弘扬?

            周祥林: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我个人更愿意把书法非遗当做一种荣誉,因为书法在中国,几千年一直未断,甚至连间隙都没有。当代尽管网络超级发达,键盘似乎代替了书写,但在中国,仍有数不胜数的人天天手握毛笔,挥写真草隶篆,这是中国书法遗世独立的超然魅力,我想,只要汉字存在,书法就不会消亡。同时它也是警示,提醒我们要让更多的中小学生及年轻人了解书法、亲近书法,有了他们,中国书法就有了源头活水,就有了奔腾不息的江河。其次,我们要倍加珍惜已有的古今书法作品,这也是源头活水。这些作品有的藏在博物馆、艺术馆中,还有的则可能分散于祖国各地的名山万壑中,这些风雨中的摩崖刻石十分珍贵,我们必须竭全力以保护。我想,做好这最重要的两方面工作,中国书法就会得到很好的弘扬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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