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基尼与京剧脸谱相结合？近日在吉林省吉林市的房交会上，两名妙龄模特身着印有京剧脸谱的比基尼、头戴京剧发饰，引发多家网络媒体关注，也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眼球。比基尼和国粹相结合，有人认为是艺术创新，有人认为与艺术创新没关系，比基尼与京剧脸谱的结合被很多学者认为是艳俗艺术的奇葩。
关于艳俗，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艳丽的色彩和夸张的造型，常常以怪诞离奇的姿态打破我们传统的审美，同时带给我们焕然一新的视觉冲击力。艳俗处在传统的审美和当下的潮流变化之间，夹缝生存。然而历史是发展的，今天的“俗文化”有可能是今后的文化瑰宝。
艳俗艺术主要是指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种艺术现象。它直接反应了当时中国的文化特质。在艺术形式上，艳俗艺术借用民间美术和商业广告的艺术手法，通过“反讽”来表达批判90年代几近完全物质化的社会。艳俗艺术用“俗气”和“艳丽”代替了往日的“崇高”和“唯美”。当然艳俗艺术的“艳俗”仅仅只是手段，“反讽”才是本质。
一种艺术形式与其社会客观环境有其必然的联系，艺术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整个社会的面貌。艳俗艺术正是这个浮躁社会的产物。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们的时代开始由重视理性、重视精神转变到重感觉、重游戏和快感。西方思潮席卷而来，市场经济的转型，人们的欲望开始转向物质财富和金钱方面。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和精神家园的荒芜。我们传统的贵族社会已经被这物欲横流、众神狂饮、杂鱼喧嚣的浮躁所代替。
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疯狂的将各种已臻完美的文化样式打碎，并将这些这些碎片做表层的模仿和拼凑，以为在“弘扬民族文化”，并引以为荣。
当时大街上仿造的各种罗马石膏雕像立于闪闪发光的夜总会、舞厅、迪吧门口，室内为显示时髦以及金钱地位的罗马柱随处可见，满大街镶嵌各种奢华玻璃的繁华楼层。这些被抄袭而来的西方建筑细节被镶嵌在传统的中国建筑里，那传统的大红灯笼被嵌塞在颇具都市气息的麦当劳门口，张冠李戴，七扭八斜。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就这样如海潮一样涌来，我们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已经被改变。
面对这样一个社会，艺术家们挪用通俗文化，用艳俗的颜色，简单的图形塑造艺术品，让艺术品处处展现那个时代浮华造作、夸张、滑稽的特点。这是艺术家们用作品对当时社会保持的的批判立场和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揭示和“反讽”。
社会客观环境决定艺术的形式，正是这样一个“欲望”蓬勃发展的环境催生了艳俗艺术。
而从更深的层次看，艳俗艺术家们是直接表现了一种底层的生活体验，反映了社会矛盾冲突中人的心理状况，虽然没有对矛盾冲突的直接描述，但从艳俗艺术的灵魂中渗透出来的，是整个社会的混沌状态。
而对于“艳俗”的定义，我们是站在传统美学的角度，把它镶嵌在“庸俗”的位置。实际上，在历史的长河里，不存在什么俗与雅。“俗”与“雅”是互动的，先有俗，方为雅。
这里的“俗”字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任何在我们今天看是高雅艺术的艺术流派在当时可能都是庸俗的、大众的。比如那民谣俚曲《诗经》、小说《西游记》、闽剧《陈三五娘》等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都是通俗的、大众的文化，而今天被我们视为文化瑰宝。
所以对于艳俗艺术，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它。今天的“俗文化”有可能会是今后的“雅文化”。世界是发展的，界限永远不存在。人的眼光总是局限的，批判与嘲讽只不过是想要有分明的界限罢了，哪里有界限？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那些表现艳俗艺术的艺术家
栗宪庭
说到艳俗艺术，不得不提到栗宪庭，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中国现代艺术的“教父”，也有人称他为艺术商人。但不管怎样，艳俗艺术的定义是栗宪庭在他的艺术评论第一个给出的。他对艳俗艺术寄予了特殊情感，并认定这种艺术的光明前程。他身上有一种蔑视权贵、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气质，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人的生存境况的良知对于艺术家和艺术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他最终成了艳俗艺术的理论奠基者，也是一位中国艳俗艺术的先锋。
徐一晖
徐一晖是艳俗艺术的代表艺术家，也是最早从事艳俗艺术创作的人。1992年他从月份牌年画、延安艺术农民画、文革时期红光艺术创作形式中受到启发，创作的油画《红宝书》、《快餐盒饭》。
比基尼与京剧脸谱相结合？近日在吉林省吉林市的房交会上，两名妙龄模特身着印有京剧脸谱的比基尼、头戴京剧发饰，引发多家网络媒体关注，也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眼球。比基尼和国粹相结合，有人认为是艺术创新，有人认为与艺术创新没关系，比基尼与京剧脸谱的结合被很多学者认为是艳俗艺术的奇葩。
关于艳俗，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艳丽的色彩和夸张的造型，常常以怪诞离奇的姿态打破我们传统的审美，同时带给我们焕然一新的视觉冲击力。艳俗处在传统的审美和当下的潮流变化之间，夹缝生存。然而历史是发展的，今天的“俗文化”有可能是今后的文化瑰宝。
艳俗艺术主要是指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种艺术现象。它直接反应了当时中国的文化特质。在艺术形式上，艳俗艺术借用民间美术和商业广告的艺术手法，通过“反讽”来表达批判90年代几近完全物质化的社会。艳俗艺术用“俗气”和“艳丽”代替了往日的“崇高”和“唯美”。当然艳俗艺术的“艳俗”仅仅只是手段，“反讽”才是本质。
一种艺术形式与其社会客观环境有其必然的联系，艺术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整个社会的面貌。艳俗艺术正是这个浮躁社会的产物。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们的时代开始由重视理性、重视精神转变到重感觉、重游戏和快感。西方思潮席卷而来，市场经济的转型，人们的欲望开始转向物质财富和金钱方面。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和精神家园的荒芜。我们传统的贵族社会已经被这物欲横流、众神狂饮、杂鱼喧嚣的浮躁所代替。
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疯狂的将各种已臻完美的文化样式打碎，并将这些这些碎片做表层的模仿和拼凑，以为在“弘扬民族文化”，并引以为荣。
当时大街上仿造的各种罗马石膏雕像立于闪闪发光的夜总会、舞厅、迪吧门口，室内为显示时髦以及金钱地位的罗马柱随处可见，满大街镶嵌各种奢华玻璃的繁华楼层。这些被抄袭而来的西方建筑细节被镶嵌在传统的中国建筑里，那传统的大红灯笼被嵌塞在颇具都市气息的麦当劳门口，张冠李戴，七扭八斜。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就这样如海潮一样涌来，我们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已经被改变。
面对这样一个社会，艺术家们挪用通俗文化，用艳俗的颜色，简单的图形塑造艺术品，让艺术品处处展现那个时代浮华造作、夸张、滑稽的特点。这是艺术家们用作品对当时社会保持的的批判立场和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揭示和“反讽”。
社会客观环境决定艺术的形式，正是这样一个“欲望”蓬勃发展的环境催生了艳俗艺术。
而从更深的层次看，艳俗艺术家们是直接表现了一种底层的生活体验，反映了社会矛盾冲突中人的心理状况，虽然没有对矛盾冲突的直接描述，但从艳俗艺术的灵魂中渗透出来的，是整个社会的混沌状态。
而对于“艳俗”的定义，我们是站在传统美学的角度，把它镶嵌在“庸俗”的位置。实际上，在历史的长河里，不存在什么俗与雅。“俗”与“雅”是互动的，先有俗，方为雅。
这里的“俗”字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任何在我们今天看是高雅艺术的艺术流派在当时可能都是庸俗的、大众的。比如那民谣俚曲《诗经》、小说《西游记》、闽剧《陈三五娘》等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都是通俗的、大众的文化，而今天被我们视为文化瑰宝。
所以对于艳俗艺术，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它。今天的“俗文化”有可能会是今后的“雅文化”。世界是发展的，界限永远不存在。人的眼光总是局限的，批判与嘲讽只不过是想要有分明的界限罢了，哪里有界限？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那些表现艳俗艺术的艺术家
栗宪庭
说到艳俗艺术，不得不提到栗宪庭，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中国现代艺术的“教父”，也有人称他为艺术商人。但不管怎样，艳俗艺术的定义是栗宪庭在他的艺术评论第一个给出的。他对艳俗艺术寄予了特殊情感，并认定这种艺术的光明前程。他身上有一种蔑视权贵、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气质，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人的生存境况的良知对于艺术家和艺术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他最终成了艳俗艺术的理论奠基者，也是一位中国艳俗艺术的先锋。
徐一晖
徐一晖是艳俗艺术的代表艺术家，也是最早从事艳俗艺术创作的人。1992年他从月份牌年画、延安艺术农民画、文革时期红光艺术创作形式中受到启发，创作的油画《红宝书》、《快餐盒饭》。
杨卫
杨卫，艳俗艺术的实践家和理论探索者。在他的作品中，习惯与使用历史和流行中的形象，来反讽物欲时代的无价值状态。在他的代表作品中《中国人民很行》中，作者通过“模仿”来偷换概念，这种没有意义的假象正是这个社会的常态。艺术家总是善于思考社会现状，用艺术作品来宣泄自己的情绪，或多或少的影响世人，让迷醉在其中的人们把这个表象的世界看成一个外在于他们的对象。
俸正杰
俸正杰也是艳俗艺术最具风格化的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因现实主义的描绘而容易让人联想到具体的现实与现象，比如由享乐带来的性病-浮华、虚假以及物质世界中的荒唐欲望。
俸正杰说：“我对这段历史最感兴趣的地方也正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条潜在的“俗”文化线索在20世纪日渐彰显的现实。我的创作不是作为商业活动附庸的广告性质的“月份牌”，不是强调政治宣传教化功能的“革命文艺”，也不是简单的“现实主义”，而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商业化越来越强的中国社会和民众的种种情绪的反省。”
意大利博洛尼亚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洛伦佐·萨索利·德·彼安奇说，“俸正杰是一位思想者，是一个喜欢思考生活现实的人，他对时代精神非常敏感，正如每个时代的伟大艺术家们一样，他是伟大的社会观察家，并用极其清晰的思维对其进行分析、分割和探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