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利 奇迹的显现 水粉、钢笔 1916年
保罗·克利被赋予诸多称号：抽象艺术之父、包豪斯大师、超现实主义先驱，以及在众多艺术史学家与粉丝（他们亲切地互称“克利伙伴”）眼中是一位难以捉摸的艺术家。的确，这位瑞士裔德国画家的创作与20世纪诸多开创性艺术运动紧密相连，从德国表现主义到达达主义。然而，其作品难以被简单归类，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为自己的构图所发展出的那套充满活力的形体、神秘的象形符号以及超凡脱俗的生物体系。
这些视觉符号标志着20世纪艺术家将精神内涵与潜意识融入抽象艺术的最初尝试。反过来，克利的作品也启发了后来的超现实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从胡安·米罗、萨尔瓦多·达利到马克·罗斯科和罗伯特·马瑟韦尔，均将其视为重要的指路明灯。
克利的作品为何如此重要？在20世纪初，他彻底打破了艺术忠实再现现实物体与环境的千年传统。他与毕加索及其他世纪之交的前卫艺术家一道，摒弃了易于辨识的具象内容，开创了一种后来被定义为“抽象艺术”的形式。作为这一运动的早期实践者，克利也是德国表现主义地域性分支“蓝骑士”的成员。该团体由瓦西里·康定斯基和弗朗茨·马克在慕尼黑创立，他们共同信奉艺术应表达形而上的领域。
这引起了魏玛包豪斯设计学院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的注意。包豪斯强调艺术与工艺的融合，注重功能与形式的平衡。1920年，格罗皮乌斯邀请克利前来任教；康定斯基也于1922年加入。在那里，他们与约翰内斯·伊顿、莱昂内尔·费宁格和拉斯洛·莫霍利-纳吉等众多艺术家共事。克利与康定斯基的教学，帮助确立了抽象艺术与现代设计的基本原则。例如，克利将绘画描述为“线条在散步”，这精妙地体现了他标志性的创作方法——赋予线条等艺术元素以动感、自发性乃至某种魔幻特质。
正是这种魔幻感，体现在《闺房掠影》等作品中，以及克利基于自发或“自动”绘画的创作方式，吸引了超现实主义者的目光。1925年，超现实主义者在他们的首次联展中便展出了克利的画作。安德烈·布雷顿在其第一篇《超现实主义宣言》中也承认受其启发。达达主义先驱同样被克利的作品吸引，早在1917年就在苏黎世的达达画廊展出了他的作品。
是什么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克利酷爱阅读与音乐（他本人也是一位文笔优美的作家和才华横溢的小提琴手）。即使画面布满方格与矩形，他的作品——例如《红绿与紫黄节奏》——也充满了内在律动，这律动源于莫扎特和巴赫的音乐转调，或是阿波利奈尔和挚友里尔克诗歌的韵律。他还对儿童及心理疾病患者的艺术作品抱有浓厚兴趣，视其为纯粹的表达形式（他相信这些人拥有独特的“洞察力”），同时也痴迷于非洲语言与艺术中的象形文字。1914年与路易·莫伊利耶等人同游突尼斯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激发了他对丰富色彩的运用以及独特的神秘符号语言（如闪耀的星辰与太阳、颠倒的棋盘格、脱离身体的头像），这些元素在其整个艺术生涯中不断演变。
克利成长于欧洲艺术实验蓬勃发展的时期。1898年，19岁的他移居慕尼黑学习绘画。当时，艺术家们正开始摒弃单纯描绘所见之物，转而探索充满心理张力的主题（如梵高），或专注于色彩、图案与光线的研究（如马蒂斯）。然而，影响克利的不止前辈大师，其同辈艺术家也至关重要。他最大的灵感来源于盟友，“抽象艺术之父”康定斯基以及慕尼黑艺术圈的其他成员，如弗朗茨·马克、奥古斯特·马克和阿列克谢·冯·亚夫伦斯基。1911年，克利接触到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构图，并在《向毕加索致敬》中直接借鉴，在《巴伐利亚附近的风景》和《塞内西奥》中则有更隐晦的体现——这些画作都吸收了这位西班牙大师破碎的透视与棱柱形构图（克利尊重立体主义，但也试图摆脱其缺乏活力的特质）。
此外，他还借鉴了罗伯特·德劳内抒情的图案与超凡的色彩，未来主义所展现的运动感，达达主义构想的奇异机器与自动装置，以及包豪斯时期环绕着他的构成主义与至上主义的纯粹形式。
我们为何至今仍在谈论他？克利是20世纪初那批深刻改变现代艺术进程、影响数代艺术家的巨匠之一。其在艺术史上的稳固地位，确保了未来数十年人们仍将不断提及他。克利对潜意识及被视为“精神错乱者”艺术的兴趣，及其作品对这些理念的探讨，正好与当下人们对主流之外艺术的迷恋产生了深刻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