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新简
中国书法的发展，从字体的萌芽、生成到书体的生发、流变，始终结合着字体、书体的“俗化”与“雅化”，始终伴随着两个发展维度：实用与审美，也就是围绕书法的两个基本属性：文化属性与艺术属性，成为书法创作要把握的永恒命题。
西北汉简，作为汉代墨迹的“活化石”，为我们理解书法的本质与发展规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特别是观照行书、草书的生发到流变的过程，西北汉简的存在是其重要綮点。
西北汉简中隶书的俗化，是行草书体生发与流变的成因
书体的生发流变，是一个“俗化”与“雅化”不断交替、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基本因素是社会生活的变迁。西北汉简生动地记录了汉代书体演变的“进行时”，完美印证了这一书体生发流变的规律。
西北汉简，主要出自汉代边塞地区的戍边吏卒、书佐等人之手，时间跨度从西汉到东汉，正是中国文字书体由隶向楷、行、草发展的“隶变”时期。这些文字遗存遗迹，其内容多系行政文书、法律条文、典籍抄本等等，是日常实用记事书写的真实记录，其书迹虽非出于“名家”之手的“作品”，但可实证其时行书、草书的“生发”过程。
1.行书的萌芽：隶书快写与“俗体”的催化
在西北汉简中，行书的雏形清晰可见。吏卒书佐的文书往来、事项记录等日常事务的繁重，促使书写者为了追求效率，在不完全抛弃“正体”（隶书）结构的前提下进行快写“俗化”，对笔画、笔顺进行简化和连带及对其结构自然变形。诸如：笔画的省简和呼应，将隶书典型的“蚕头尾”简化，笔画之间出现了自然的牵丝引带，字内笔势开始贯通；结构的趋便与欹侧，将隶书扁平方整的字形趋于纵长，为楷书的结体“生发”奠定了基础。又因为求快写，字形出现欹侧姿态与动感。这些介于隶书与楷书之间的通俗字体（俗体）的广泛使用，正是行书生发的基础，也由此佐证“行书”并非某位名家的凭空创造，而是源于广大书写者共同的实践积累。
2.草书的生发：隶书的草写与章草的滥觞
西北汉简中的“草书”，也是基于实用书写。书写者为求快速，解散隶体，减省笔画，加强连带，成其“草隶”，即是广泛意义上的“章草”。其特征表现在：隶意的保留，字字独立，波磔笔画形态的隶书笔意依然明显，这是章草的典型特征，也是其区别于后世“今草”的表征；字法的符号化，在书写过程中，通过高度的省简、使转、合并笔画，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草法符号。这种符号化的“俗体”正是章草得以形成的基因。同时，在部分书写率意的简牍中，已能看到字与字之间偶尔的牵带连笔，笔势的纵引已然萌芽，为后期书家革新章草，形成“连笔书”，成为今草、大草书体发展流变的渊源。
西化汉简中由隶书“俗化”而来的章草，以及萌芽中的楷书和行书，成为广泛使用便捷的“俗体”或“新体”。其以势为先的书写状态、所蕴含的原始、质朴、率真的书写精神，不断为后世书家提供创作灵感，影响着行草书体、风格的“生发”与“流变”。特别是在魏晋时期，以钟繇、二王为代表的士大夫书家，必然受到前世或当朝民间书写养分的影响，对这些“俗体”“新体”进行提炼、加工、综合等“雅化”，使之法度完备，成就楷书、行书、今草作为“新体”的正统书体地位。
西北汉简的双重属性：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
中国书法自文字的起源到书体的演变，始终承载着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亦即包含文字信息载体的实用功能与书写过程中的用笔结字规范、风格呈现的审美表达。这两种属性的交织互动，正是书法传统得以延续千年的不竭动力。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并非对立，而是同源共生。实用功能是书法艺术的母本，最高的艺术境界往往诞生于平常朴素的实用之中。
西北汉简，书写者并非意义上的“书法家”，他们的书写目的纯粹是为记录和传达的实用功能（文化属性），而非艺术创作。但是，书写者要在狭窄的竹木简上书写，往往要受到材料和工具（窄简、小笔、块墨）的限制，书写时又必须追求高效与节省空间。由此，因书写速度的要求催生了书写技法。笔法，起笔的“露锋”切入，行笔的迅疾果断，收笔的率性出锋或戛然而止，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笔法语言；结体，因字立形，大小错落，欹侧相生，完全打破了标准隶书的方正，在动态中求得平衡，呈现了奇崛的表现力；章法，虽多局限于单行竖写，但字与字之间，通过笔势的呼应和字形的开合，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流动的气韵。正因为如此，其笔下无矫揉造作之态，充满了天真、率意、奔放的生命力。这种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节奏感、力量感和空间布局，构成了西北汉简“无意于佳乃佳”的天然之美。
西北汉简的启示
西北汉简的存在，如同一个巨大的“书法基因库”，真实记录了行、草书体从实用书写中“生发”出来的全过程，让我们看到书体演变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替代的过程，而是双向循环甚至是螺旋式上升的反复与递进。每一次“雅化”达到极致的“正体”，就会因实用、因审美而催生“俗化”出“新体”；每一次充满生命力的“俗化”革新，最终又会经过文人书家的提炼而走向新的“雅化”。
西北汉简的存在，它告诉我们，书法的生命力源于实用、源于民间，而艺术的高度成于法度、成于文心。西北汉简的历史价值，在于揭示了书法艺术最本真的动力——实用与情感驱动下的书写，打破了“实用”与“审美”的二元对立，凸显了书法艺术最原始的生发机制——艺术生于实用，艺术源于生活。它告诉我们，不应将书法视为僵化的、一成不变的传统，而应视为一种始终与时代生活共进的、活的文化形态；同时要回归追溯到书法的本源状态，关注其背后“人”与“事”的社会环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书法的广度与深度，并为当代书法创作找到不竭的灵感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