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宫春晓图 局部 （国画） 明 仇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画坛“吴门四家”之一的仇英，素以工笔重彩见长。在他笔下，音乐常被用作图画叙事的手法，凤凰台上的长箫，高山空谷中的古琴，或是浔阳江头的琵琶，都成为他画面的点睛之笔，既为笔墨渲染出浓淡相宜的情绪，更赋予作品灵动的气韵。
宫廷雅音：《汉宫春晓图》的乐舞盛景
《汉宫春晓图》是仇英工笔重彩的代表作品。画史上不少画家都钟爱这一题材，唐代尹继昭、南宋马远、元代钱选等都曾绘制，唯独仇英的作品得以完整保存至今，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幅纵30.6厘米、横574.1厘米的长卷，将仇英“工临摹，落笔乱真，至于发翠豪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残古人”的艺术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画作以春日清晨的汉宫为背景，借亭台轩榭自然划分场景，百余位衣着华丽、姿态各异的人物跃然画上，布局巧妙，色彩艳丽却不失雅致。仇英于卷中精心设置了三处音乐场景，其中最盛大的一处位于房屋前廊，聚焦宫廷乐师们正式演奏前的筹备瞬间。廊下中央两女对坐，一女站立，勾勒出琵琶—阮咸—筝的核心三角布局，成为这幅长卷最大乐舞场面的点睛之笔。
左侧乐师左手环抱曲项琵琶，右手持拨子弹弦。仇英作此画时正值明代中期，琵琶已演变为直项竖抱形制，梨形琴箱瘦长，且以手弹拨为主。而图中琵琶显然是他有意师法古人，形制与南唐《韩熙载夜宴图》中乐伎所抱琵琶相近，曲项横抱，琴箱宽硕，沿用拨子演奏的古制。右侧乐师怀抱阮咸，似正与琵琶校音调适。二人后方置筝一架，筝师手捻琴弦，正换新弦。此筝琴柱至少13枚，明显为唐后样式，汉代尚无此形制。综观图中乐器细节，可知仇英虽刻意仿古，但乐器制式多以唐代为参照，而未拘泥于汉代原貌。
前廊右侧，一名女乐坐于火盆前，左手托抱弯嘴笙，身旁矮桌静置一支凤箫。两名舞者在旁蹁跹起舞，气氛轻松愉悦。前廊左侧，一名抱琴乐师正在他人协助下摘取琴套，手持横笛的乐师笑意盈盈，轻声催促着台阶下晚来的抱笙女乐。众人神态松弛，有条不紊，生动还原了清晨宫廷乐师们从容筹备表演的场景。
除了这处核心乐舞场面，长卷中还暗藏两处音乐雅趣。一处是二女俯卧共读，身旁闲置一张古琴，文雅意境浓厚。另一处是屋内的小型场景，二女相对而坐，一人弹箜篌，一人持拍板应和，闲逸自得。《汉宫春晓图》的三处音乐场景布局可谓巧妙，画中有景，景中有画，有声之乐与无声之乐相呼应，将
“无边乐事趁春明，韶华满目最关情” 的早春宫廷娴雅图景勾画入微。
闲居清响：《蕉阴结夏图》的知音之乐
仇英笔下的音乐，既有合乎规制的宫廷富丽之音，亦有文人雅士的雅致随性之乐。同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蕉阴结夏图》，笔触老练简约，遒劲有力，设色清雅温润，墨色浓淡对比恰到好处。山石皴擦看似随意，却流畅有序，满纸透出清凉闲适之意。
高秀山石与芭蕉树下，两名宽袍大袖的高士席地对坐，构成画面核心：一人怀抱阮咸专注弹奏，指尖似有轻音流转；一人将古琴置于膝上，凝神倾听阮咸之音，面露欣赏之色；不远处正在备茶的童子，也似被这乐声吸引，侧目望向声起之处。
正如明代史鉴所言：“人生真赏贵适意，不在歌钟始云乐。”《汉宫春晓图》那般讲究的大排场乐舞固然不错，然《蕉阴结夏图》中知音相对、纵情自然地随性弹奏，又何尝不是人生乐事？乐不必求盛，而应求诸本心。人生真正的美好恰是自在适意，少了宫廷礼制的约束，蕉阴下的音乐只为畅怀，一阮一琴，足慰时光。
以人为本：音乐叙事的传神之妙
无论《汉宫春晓图》的宫廷雅音，还是《蕉阴结夏图》的闲居清响，仇英的创作始终以人为核心。音乐从不是孤立的点缀，而是刻画人物和表达情感的重要载体，奏乐的人、赏乐的人、备乐的人都因音乐而更加鲜活，如同真的生活在画中。
这恰是仇英的人物画既得其形、又得其神，既得其妙、更得其雅的关键所在。他笔下的音乐，或富丽规整，或清雅随性，既贴合场景特质，又暗合人生志趣，最终让画作超越了单纯的视觉之美，成为可观、可听、可感的立体艺术，也为后世留下了一窥古人音乐风貌与人文情怀的珍贵参照。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