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杭州市良渚古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这一专项立法的推进，标志着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实证的良渚古城遗址，其保护工作将迈入更加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
破解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难题
良渚遗址是典型的南方潮湿环境土遗址，软土和高地下水位特性使其极易出现渗水、苔藓霉菌滋生、裂隙坍塌等病害。这不仅是良渚遗址面临的挑战，也是全球潮湿地区土遗址保护的共同难题。
为攻克这一世界性课题，良渚遗址管理部门与多家科研机构通力合作。2024年7月，我国首个南方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实验室在良渚揭牌启用。该实验室总面积约1500平方米，设有土遗址建造工艺、土遗址修复、生物、化学等7个分室，配备了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等先进设备。
“一直以来，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都非常重视土遗址保护工程。南方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实验室的启用，展现了良渚人解决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问题的决心和努力。”浙江大学文物保护材料实验室负责人张秉坚介绍，该实验室已与浙江大学、河海大学签订了联合实验室战略合作协议，以整合顶尖高校的资源优势，深化良渚遗址保护工程的技术研究。
在宏观监测方面，“良渚遗址5000+”数智应用平台连接着1006个摄像头、5个无人机场以及遍布各处的感应光缆。该系统实现了卫星遥感每季度扫描一次、无人机每月巡航一次、地面传感器24小时监测土体含水率，使异常响应时间从过去的3天缩短至30分钟。
深化对良渚文明的认知
在扎实的保护基础上，良渚考古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考古项目负责人王宁远介绍，近年来在良渚古城外围新发现了20多条水坝遗迹。
更值得关注的是，考古团队在反山王陵区域确认了一处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四面合围院墙结构。“如果该结构被证实为陵园垣墙，将说明良渚贵族已具备陵寝意识，为研究良渚时期礼制体系提供了关键依据。”王宁远表示，这些发现得益于其团队推动的“空—天—地—数”一体化大遗址考古新方法，该方法已成为良渚考古研究的核心手段。
对良渚水利系统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2025年5月国际大坝委员会第28届大会上，国内外专家形成共识，认定良渚遗址水利系统是早期文明考古发现中“规模最大、工程数量最多的堤坝工程群”，以及“体系最为复杂、分布范围最广泛的水利工程”。
让五千年前的文明可触可感
如何让文化遗产从专业领域走向公众视野，良渚探索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在良渚博物院，游客戴上AR眼镜，便能“触摸”五千多年前的玉琮，目睹良渚古人制作玉器的过程。这项由相关科技企业为博物院量身定制的智能眼镜技术，已成为良渚互动展示的亮点。
文创产品成为连接古今的另一座桥梁。依托“良渚MEI”生活美学工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多家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开发了600余款文创产品，2024年文创产品销售额达2.7亿元。玉琮主题饰品、神徽图案丝巾等爆款产品深受游客喜爱。
更具创新意义的是银龄志愿者队伍。在良渚文化志愿者总队，65岁以上的银龄志愿者有77位。“良渚文化像一本书，我们与游客共同阅读。”今年71岁的志愿者海红已服务了15年，她曾凭借年度超2000小时的服务时长被评为“杭州市功勋志愿者”。
探索保护与发展共赢之路
良渚的大遗址保护机制核心在于人与遗产的和谐共生。从1995年约33.8平方公里的保护面积，到如今良渚文化大走廊规划范围达600多平方公里，良渚遗址的保护理念不断深化，实现了从单一保护、到保护与发展互动、再到全面融入区域高质量发展体系的跨越。
“暑假期间，很多孩子都来这里研学。”家住遗址周边新港村的村民俞爱英介绍，在良渚文化大走廊的带动下，村里不仅建起了完善的体育设施，还引入了无人机跑道等现代化设施。
针对保护区内14个村落的发展问题，良渚探索性地制定了“文保飞地”政策——在区外建设发展大厦，帮助村集体发展物业经济，巧妙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随着专项立法的推进，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将更加规范化、法治化。杭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在研究条例草案时强调，要“全面系统提升良渚古城遗址保护管理工作，确保良渚古城遗址真实性和完整性得到充分保护”。
从科技赋能遗址保护，到考古深化文明认知，再到创新传播与文化惠民，良渚遗址的保护与传承实践，不仅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更让五千多年的文明之光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