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北博物院联合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玉韫古国——良渚文化展”。展览分为“神王之国”“玉见礼仪”两个部分，汇聚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良渚文化精品文物210余件（套），河北博物院收藏的商周玉器等文物40余件（套），系统展现良渚文明早期国家特征和文化精髓，诠释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展品之中，河北博物院藏清乾隆冬青釉八卦纹琮式瓶引人关注，其冬青色釉面如凝固的湖水，温润而深邃，造型外方内圆，庄重而神秘。这件18世纪的瓷器，凝结着来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记忆，映射了良渚文化跨越4000年的传承与流变——虽然材质由玉变为瓷，装饰由神人兽面纹变为八卦符号，但“天圆地方”的核心宇宙观念得到了保留。
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前2300年），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玉琮作为良渚文化的礼器代表，承载着丰厚的原始宗教与宇宙观念。良渚玉琮的基本形制为外方内圆、中有穿孔，器身常饰有精细繁缛的神人兽面纹。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玉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外方象征大地，内圆代表天穹，中孔则是沟通天地的通道。在良渚社会的宗教体系中，玉琮被看作实现人与神、天与地交流的法器，不仅是权力与等级的象征，也是当时人们宇宙观与宗教信仰的物质化表现。
良渚文化消亡后，玉琮形制并未随之消失，而是在后世不断演变与传承。商周时期，玉琮继续作为重要礼器使用。《周礼》中“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记载，表明琮是祭祀大地的礼制用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玉琮，也被寄托了引导灵魂升天的“使命”。至宋代，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与文人好古之风的盛行，出现了仿古玉琮。这些宋仿玉琮虽保留了基本形制，但纹饰与工艺已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明代玉琮多为宫廷收藏与仿制，已脱离了先秦风格，常被配以金属器座，作为书房的陈设雅玩。
清代乾隆时期，仿古之风尤盛。乾隆对古玉十分痴迷，不仅广泛搜罗前代玉琮，还命宫廷工匠大量仿制。与此同时，景德镇御窑厂也开始烧造瓷质琮式瓶，将古玉造型与瓷器工艺相结合。乾隆冬青釉八卦纹琮式瓶便是这一风尚的杰出代表，它既有对良渚玉琮形制的继承，又是清代工艺美术创新的体现。
收藏于河北博物院的这件清乾隆冬青釉八卦纹琮式瓶，高约25厘米、口径约9厘米、足径约10厘米。器身呈长方柱体，外壁四面平整，中间有凹槽，上下饰有对称的凸起装饰。瓶身通体施冬青釉，釉色青中泛绿，均匀莹润。冬青釉又称“粉青”，是清雍正、乾隆时期仿宋代龙泉窑青釉的品种，但其呈色更为匀净透亮，体现了清代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玉是古人重要的佩饰，《礼记》有言：“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青瓷自诞生之初便追求“似玉”的效果，而青绿色系与玉器一直相关联。乾隆琮式瓶的冬青釉色，与良渚玉琮的材质内涵一脉相承。器身四面装饰八卦纹样，是《周易》思想的符号化表现。八卦纹与琮式造型的结合，形成“器形载道，纹饰言理”的完美统一：外方内圆的造型象征天地结构，八卦纹饰代表宇宙运行规律，整件器物成为微观的宇宙模型。这种设计理念也与良渚玉琮“贯通天地”的原始功能相似。
乾隆时期仿古瓷的大量出现，特别是琮式瓶这类蕴含华夏礼乐文化深厚内涵的器物的涌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接纳与融合。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收藏古物、制作仿古器等举动，其实也是在建构中华文明正统继承者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瓷器，清宫旧藏中还有玉质、铜质、珐琅质等多种材质的琮式瓶，常被陈设于宫廷的重要场所。
良渚文化于201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广泛认可。良渚文化所体现的“天人合一”宇宙观、礼制社会的组织形态、精美工艺的创作理念等，都深深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并在后世不断演变、重生。从良渚玉琮到清乾隆琮式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器物形制的延续，更是一种文化基因的传承。事实上，琮式瓶的创制过程，本身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良渚文化的器物形制、商周时期的礼制观念、宋明时期的文人雅趣、清代陶瓷工艺的技术超越，全部融合于一器之中。
如今，良渚文化元素仍以其旺盛生命力，持续为当代社会提供灵感与滋养。比如，杭州奥体中心综合训练馆以玉琮为建筑设计理念，外形简洁流畅；位于杭州良渚镇美丽洲公园、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的良渚博物馆，屋顶为玉琮造型；曾作为杭州亚运会霹雳舞、乒乓球项目比赛场馆和训练场馆的杭州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馆，其造型设计灵感源于良渚玉琮；在山西太原美丽的汾河西岸，也有一处将玉琮与玉璧形状融合而成的宏大建筑——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由此可见，文明真正的伟大，不仅在于创造辉煌的价值，更在于保持记忆、延续传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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